非洲，经常被我国网民挂在嘴边的名词，或者应该说是形容词：玩手游运气不好时的一种称谓；夏天试图逃回老家躲避高温的黑哥哥；疑问表情包；带种族天赋的rapper...... 但我们对非洲的认知也仅仅停留于此。
自娱自乐之外，非洲也常常出现在严肃新闻里，这片广阔的大陆既熟悉又陌生。了解一段历史并不难，但从何种角度了解，是选择的关键。上世纪，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葡萄牙经过500年，在非洲西部和东南部占有“葡属几内亚”（今几内亚比绍）、安哥拉、葡属东非（今莫桑比克）等较大的殖民地。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非洲民族解放斗争高涨，大多数国家已获得独立的形势下，葡萄牙总理萨拉查法西斯独裁政权仍坚持殖民政策，1956年，安哥拉和几内亚比绍首先成立民族主义政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几内亚和佛得角非洲独立党”。轰轰烈烈的殖民地独立战争打响，非洲游击队与白人为主的镇压军队残酷对峙。一个出生于欧洲但在非洲长大的白人女孩，目睹了这一切，她的父母姐妹、家里的农场、农场里的奶牛以及各种黑皮肤的邻居都被卷入动乱中。
他们是白人，却生活在“黑”土地上，战争让他们左右为难，一面提防随时出现的游击队，一面还要操心自家的奶牛和狗不要被传染病与毒蛇夺走性命，生死大事共一地鸡毛。
作者用孩童的视角，真实还原了被时代洪流裹挟的命运故事，这是一本回忆录，也是一本历史日记，关于少数中的少数人的故事。
解放战争，1974年
那是1974年，我5岁了。
那一年，在邻国莫桑比克，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军队与葡萄牙殖民者长达十年的内战刚刚结束（成立了以解放阵线为主体的过渡政府），而抵抗运动军队与解放阵线政府之间的新内战却即将展开。
从我们住的房子，能看到莫桑比克山。我们的农场延伸至莫桑比克山山脚下。
1974年，罗得西亚的内战已进行到了第八个年头。新的解放政府 亲近游击队，在他们的支持下，黑人游击队员如潮水般涌入罗得西亚，安装夜视雷达，埋布地雷，据说，他们还会割掉白人小孩的耳朵、嘴唇和眼皮。
“你觉得疼吗？”
“什么？”
“割掉你的嘴唇。”
“为什么要割掉嘴唇？”
我耸了耸肩。
“谁要割你的嘴唇？这是谁告诉你的？”
“大家都知道如果被游击队员抓住就要割掉嘴唇的啊。”
姐姐和我都有着厚厚的嘴唇。其他孩子把这叫“轮胎唇”。非洲人也有长着轮胎唇的。我常常试着抿嘴，尤其是照相的时候，以免其他人误认为我有非洲蒙图人的血统。我并不介意割掉嘴唇，或者至少可以削薄一两个尺码，那样其他孩子就不会取笑我了。
“你长着轮胎唇，像是个蒙图人。”
“我没有。”我赶紧抿住嘴唇。
“你在抿嘴。”
“我没有！”
“这不是轮胎唇，是丰满的厚嘴唇。”妈妈说，“碧姬·芭铎也是厚嘴唇。”
“她是蒙图人吗？”
“不，她当然不是。她非常迷人，是一个法国人。”
但我并不关心法国人或者迷人的碧姬·芭铎长什么样，她不是取笑我嘴唇的人。
凡妮莎说：“割嘴唇会很疼的，肯定会特别疼。” 当然，会很疼。
“我不会哭的。” “你肯定会哭。” “不会的。”
凡妮莎双手抓住我的一只手腕，轻轻地向不同的方向扭我的皮肤。我留着及臂的长发，向后梳的头发沾上了胳膊上擦的鼻涕。鼻涕在金色的头发里拉出一条绿色的长线。
“哎呀！”
“疼吗？”
“啊，啊，疼！”我哭了出来。
“你看，会疼是不是？”
“嗯。”
“好了，别哭了。”
“好。”我边说边扬起胳膊擦鼻涕。
“不要把鼻涕擦在胳膊上，咦。”
我哭得更厉害了。
“割掉嘴唇比那还要疼。”
“噢。”
“那你会哭吗？”
“嗯，嗯，我会哭。”
我们的农场叫罗班迪，这个名字是原农场主的两个儿子——罗博和安迪——起的。这几乎是一个非洲词了。像是洛奇语中的“班纳尼”，是“他们有”的意思。又像是汤加语中的“恩迪利”，是“我是”的意思。也像是齐切瓦语中的“皮塔尼”，是“到……”的意思。
我们搬家了，妈妈和爸爸，以及两个孩子，几只猫，三条狗，还有一匹马，一起搬到了罗得西亚内战的中心，搬到了刚刚爆发的莫桑比克内战的发源地。除了这个山谷，我们无处可去。我们借钱买的农场，而这些钱我们可能永远都还不起。谁又会从我们手里买走农场呢？谁会买下我们的农场，定居在内战中心呢？我们被困在这里了。
我们在屋子周围竖了一大圈篱笆，篱笆上面还有向后倾斜的带刺铁丝网。另外，妈妈还在篱笆内侧栽上了毛里求斯荆棘，勾刺前后生长，密密麻麻。我们从乌姆塔利动物保护协会收养了一群大狗，后来又收养了很多农民在内战逃亡时遗弃的狗。我们发现这些狗时，它们正被拴在树旁，满怀希望地凝视着平坦的车道，静静等着它们再也不会回来的主人。而它们的主人，已经在半夜时分，去往南非、澳大利亚、加拿大、英格兰。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懦夫的逃亡，或者说叫豁出去了，可豁出去了的他们却遗弃了自己的宠物。
一天，爸爸对妈妈说：“要么我走，要么让这些凶残的狗走。” “但是它们无处可去。”
爸爸一怒之下，朝着一群狗踢去，可这些狗高兴地跳跃着，吐着舌头，摆出一副“来和我一起玩”的姿态。妈妈说：“看见没？多可爱。” “尼古拉，我是认真的。”
因此，这些狗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直到不幸的死亡将我们分开。
在我们的农场，狗的预期寿命并不长。它们可能死于狒狒、野猪、蛇的攻击，或是钢丝圈的伤害，或是互相攻击。一些狗因为吃了谷仓里的老鼠药而被毒死了。又或者是吃了牛粪，而牛粪里早已钻进了扁虱，它们最后就会全身痉挛，口吐白沫——它们感染了虱热，导致心脏衰竭。越来越多的狗死去，一个个墓穴在房子下方的地里鼓成一个个小坟包。
我们买了一辆1967年产的防雷路虎汽车，还带着警笛。我们叫它露西。叫露西，是为了图个吉利。
“为什么我们的车上有警笛？”
“为了吓唬那些游击队员。”
然而，爸爸妈妈从未用过警笛，除了在聚会的时候鸣笛宣布他们的抵达。
通往山谷外的路有两条。我们驱车翻越文巴高地向北出谷，或者穿过赞木亚部落的辖地向东出谷。这两条路都没有铺砌，所以路上很容易埋布地雷。我们去镇里的时候，都得由护卫队专门护送才行。
所谓护卫队，先是一辆布奇牌的探雷车，这样的车就算是从火柴盒上开过去，也不会将它压扁。布奇车里有特殊的装置，要是探测到金属，就会发出哔哔的响声。地雷外层便是由金属包裹的。随后是两三辆长长的、鳄鱼一样的卡车，车上的罗得西亚士兵手持FN步枪， 枪头向外指向车两侧，如果遇到埋伏，他们随时准备反击。走在最后的，才是我们。
农民和他们的孩子坐在普通车辆里，或者防雷路虎车里。去往镇里的时候，我们都穿着最好的衣服，手里拿着自己的枪指向车窗外。如果我们遭遇埋伏或者中了地雷而死，我们穿着的也是干净的衣服，最美丽的裙子，还有用幸运角豆树剧毒的种子做成的红色或黑色的项链，我们打扮漂亮地离开，死后也会坐在圣父的左手边。
对于普通的外出而言，第三条出谷道路现在极其凶险。战争之前，人们尚且能够翻越大山，沿着设有海关防守关卡的小道去莫桑比克。而如今，地雷沿着国界线四处遍布，人们也就封锁了这些秘密的小道。几乎每一天，通常是在晚上，都会有地雷在某只狒狒或者某个人的脚下爆炸——踩中地雷的人或是从莫桑比克鱼群丰富的大坝归来的渔民，或是黑人游击队里的士兵。听到那地雷爆炸发出的令人心惊胆战的巨响，我们却欢呼雀跃。又有非洲人或是狒狒因此伤亡了。“一百只狒狒在雷区玩耍，一百只狒狒在雷区玩耍，一旦一只不慎踩到了地雷，就只剩九十九只狒狒在雷区玩耍。”
曾有一个警察到我们学校跟我们讲有关地雷的事情。那时我正吮着大拇指，凡妮莎说警察已经来了，要剁掉我的大拇指。我赶紧把大拇指握进了拳头，然而警察站在礼堂的台子上来回踱步，发出吱吱的响声，他的视线始终在我们的头顶之上，并没朝我的大拇指看哪怕一眼。
“地雷往往就藏在蛋糕盒或饼干盒里。”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些盒子。那些盒子光亮美丽，上面画着玫瑰，或是画着脸颊红扑扑的小孩，穿着老式冬装在冰雪覆盖的树后奔跑，又或是画着樱桃夹心的黄油酥饼。
“你们谁来打开这个盒子？”
一些小朋友争先恐后地举起了手。
“你们这些小孩，打开盒子，就会被炸成碎片。”
我们几个贪婪而愚蠢的人又很快放下了手。
警察给我们看了几张地雷坑的图片。
一个小孩指着图问道：“那个坑里的地雷炸死过小孩吗？”
在是要吓得我们灵魂出窍，还是要保护我们无邪的童心这两者之间，警察犹豫了一下。“这个地雷倒没有，但我们时刻保持警惕，有错吗？”
我们郑重其事地摇了摇头。
“地雷也可能埋在地里，你永远都不知道它们会在哪里。”
礼堂里传来一个微弱的声音：“甚至车道上也会有？”
“哦，是的。哦，是的。”
这话激起了听众的恐惧，台下一阵唏嘘。老师们看起来百无聊赖，抱着双臂，翘着二郎腿，警惕地看着我们，要是我们当中有谁举止不当的话，他们就要把我们拘留起来。
我知道一些人在地雷爆炸之中丧生。
有一个在乌姆塔利上中学的姑娘，踩中了地雷，炸掉了双腿，但她活了下来。她勇敢而美丽，事故发生多年后，她在南非结婚了，《窈窕淑女》杂志对她做了大幅报道，照片里的她，穿着白色的泡泡裙，戴着长长的白色面纱，拄着拐杖，正由伴娘搀扶着，从教堂的侧廊走下来。
法尼·福斯特，一个缅甸谷里的农民，也曾踩中地雷，但他的腿并没被炸掉。如果炸掉了腿，受他伤害的孩子们或许有机会逃离他的魔爪。当孩子们的爸爸妈妈在厨房里同他骨瘦如柴鼻青脸肿的妻子一起喝咖啡的时候，他把孩子们关在他的空卧室里，用自己肥硕的刚刚生出灰色毛发的肚子把他们压在单人床上。法尼·福斯特虽然踩中了地雷，但他甚至连头疼都没感受到，因为他正坐在一辆防雷路虎车里。车子的后边被炸掉了，可驾驶室完整无缺，丝毫未损。他坐在路边抽了根烟，等待救援到来。
这故事只是说明，所有的祷告都未得到回应。
曾有一次，妈妈带着我和凡妮莎参加了一场圣诞晚会，驱车回家途中，一辆触发了地雷的非洲公共汽车挡在了我们前边。路中间炸出了一个公共汽车大小的洞，公共汽车翻倒在一旁，像一只四脚朝天死去的瞎眼虫子。妈妈说：“低下头！不要看！”于是，在我们车子驶过的时候，我低下头紧紧闭上双眼，而凡妮莎却看着窗外。她说，那些非洲人的四肢和身体挂在树上和灌木丛里，就像黑色和红色的圣诞装饰品。凡妮莎告诉我，一些乘客并没有死，只是浑身是血地坐在路边，双腿伸直。
她说：“你看了吗？”
我回答：“哎，我才不看。”
一次，我在警察局看见一些士兵从一辆皮卡车后边往下搬卸尸体，尸体装在黑塑料袋里，撞击地面的时候，发出沉重而死寂的声音。
我告诉妈妈我看见了游击队员的尸体。她说：“别那么夸张。”
“我真的看见了，他们装在袋子里。”
“那你看见的只是装尸袋，”她说，“不是尸体。”
那就是死尸在我脑海中的印象——装在长长的黑色袋子里，袋子一头整齐地打着结。在我看来，地雷爆炸后挂在树上的死尸就像是一条条正在风干的咸肉，虽然关于死尸的描述我只从凡妮莎口中听到过。
我们开车行经部落辖地前往镇里，那些非洲人的敌意就像是镜子里阳光一样，投射在我们脸上，无法忽视。年轻的非洲人没精打采地靠在酒馆的墙上，我们匆忙驶过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一直追随着我们，我们也盯着他们，直到他们淹没在车辆卷起的漫天尘埃里。在我们的武装护卫队的探雷布奇车后面，还有一条蜿蜒的队伍——那是去镇里卖青椒、玉米、烟草和牛奶的农民。
一家非洲用品商店门外（满是弹坑的广告牌上写着几则广告：卡非诺尔——治疗头痛，伊诺斯治肝盐——治疗消化不良，可乐——增添活力）的树上，挂着一面锣。当我们的护卫队雷鸣一样经过时，蹲在树荫下的一个老妇人吃力地站起来，用惊人的活力使劲敲锣。
锣声在干燥平坦的部落辖区久久回荡，声音碰到边界处的远山又折返回来。任何宿营在这重重山丘隐秘处的人，或是蜷伏在路边岩石后的人，都听得到这象征警告的锣声。我们知道有人在监视我们。山中的岩石上有望远镜的光闪了一下。本是无风的天气，及腰的草却在不正常地摆动。摇晃的树叶看起来就像是树枝掉落后又重新接回去的。
妈妈坐回了座位，慢慢将乌兹冲锋枪伸出了窗外。她说：“女儿们，准备低头。”
●一个白人女孩在非洲的成长故事：作者通过细腻的笔法，生动描绘出了一个白人女孩眼中的非洲——虽然有时令人感到混乱和疯狂，但一直充满了生命力，拥有着令人惊叹的美。作为白人家庭的孩子，她知道自己并不真正属于非洲，却仍然发自内心地热爱那片土地。
●一段关于非洲解放战争的回忆：从孩子的视角展现了战争的残酷、战争带给当地人和她的家庭的伤痛，以及自己在经历了战争之后，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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