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泽深蓝的霁蓝釉瓷有两个通用的称呼，除了这个名字外，它还被称为“祭蓝”。在各种专业文章、书籍，以及拍卖图录中，霁蓝与祭蓝出现的频率旗鼓相当，让人一时搞不清到底哪种称呼更为专业。
“霁”字的语意是雨雪初歇，天空放晴，从情感上说，“霁蓝”显然更受欢迎一些，与器物本身的颜色也很贴切。但用“祭蓝”为名，又表明了这种瓷器作为祭祀礼器的一项功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好在无论怎么称呼，霁蓝釉足够漂亮、足够尊贵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而且从这两个线索出发，对于我们认知这种瓷器很有帮助。
宣德款祭蓝釉白花鱼藻纹盘 故宫博物院藏
宣德款祭蓝釉白花鱼藻纹盘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赋诗大赞霁蓝
刚刚说到，所谓的“霁”描述的是雨雪过后的天空，稍微想象一下，就能知道那是一幅怎样的优美景象，我们今天无法考证是谁最先选择了这个美好的字眼，但这一叫法显然得到了皇家的认可。对霁蓝釉瓷器颇为欣赏的乾隆皇帝，就曾作诗赞美道：“落霞彩散不留形，浴出长天霁色青。”而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中记载，乾隆曾亲自选择一对“霁青天球瓶”作为自己居室的陈设瓷器之一。这里的“霁青天球瓶”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霁蓝釉瓷，称“霁青”是因为古代对青、蓝。绿的概念是含混不清的。清代人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曾说：“古瓷尚青，凡绿也、蓝也，皆以青括之”。刘子芬也在《竹园陶说》也曾说：“青色一种，常与蓝色相混。”
虽然，对于青色的概念比较含混，但古代工匠在烧造霁蓝釉瓷器时却一丝不苟。传世的雍正、乾隆两朝霁蓝釉瓷器，无不发色自然，釉色匀净，体现出极高的工艺水平。而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博物馆中，便会发现，早在元代，蓝釉瓷器就达到了顶峰，清代的霁蓝釉瓷器烧造，不过是在皇帝旨意下对前代名品的延续和继承。
清乾隆款霁蓝釉天球瓶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霁蓝烧造绝非易事
在扬州博物馆的国宝展厅中，有一件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其通体施蓝釉，上面以白釉绘云龙赶珠纹，在沉着蓝釉的映衬下，巨龙雄强劲健的气概跃然而出，堪称梅瓶中的极品。
元代晚期景德镇窑霁蓝釉浅刻白龙纹梅瓶 扬州博物馆藏
众所周知，元青花是我国青花瓷器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蓝釉瓷虽然与青花瓷一样，都是用钴料作为呈色剂，但烧造难度却比青花瓷大了很多。因为，自然界中的钴料原本是黑色的，需要在窑炉中氧化还原后才能呈现出亮丽的蓝色。这样的过程在钴料被釉水覆盖时，即制作釉下青花时比较容易实现，但制作通体蓝色的蓝釉瓷器时，需要将钴料混合在石灰碱釉中，这样一来对于窑炉内的气氛和工匠的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有，一件蓝釉瓷器上耗费的钴料远比青花瓷多，而进口的钴料不但贵，能够从海外运到景德镇，还有赖于国家的辽阔，政局的稳定，这也是元明清三代霁蓝釉瓷烧造数量较少的原因。总之，烧造难度大，成本高，决定了霁蓝釉瓷器非一般的地位。
扬州博物馆的这件国宝证明了霁蓝釉瓷在元代就已问世，并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但由于我们找不到相关的文献记载，所以还不能明确认定这样的瓷器是否被用在的元代的宫廷祭祀中，尽管蒙古的统治者和元代的国教——藏传佛教，对蓝色十分偏好。
明代选为祭天用瓷
在检索众多文献之后，我们发现能够将霁蓝釉瓷与祭祀拉上关系的史料，来自于明代。
在以儒学为本的礼制思想主导下，明太祖朱元璋在天下初定之时，就将礼法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强调说：“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
有源于此，明代的礼制活动名目繁多，在宫廷祭礼就有大祀、中祀、群祀之分。在诸多的祭祀活动中，明朝对瓷制礼器的用色、数量、形制、纹饰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刊行于正德年间的《大明会典》卷二百零一中称：“洪武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 到嘉靖九年的时候，又一次规定了四坛的瓷器用色，即天、地、日、月四坛分别使用青、黄、红、白、色的瓷制礼器。
游览过北京天坛的朋友都知道，与故宫建筑上铺盖的黄瓦不同，祈年殿作为天坛中最宏伟的建筑，铺盖的是青蓝色的瓦，很显然这样的选择是为了寓意蓝天。而且，如果在晴朗天气下远望祈年殿，不难发现其蓝色屋顶的色泽与传世霁蓝釉瓷的颜色十分接近。
修行中的道士
沿自五行、五方、五色说法的，道服尚用青蓝之色。道教认为，东方属于青色，为青阳之气，东方也是道教信仰中十洲三岛的方位，是道教向往的归宿之所。可叹的是，就是由于对这样归宿之所的向往，让一心得道成仙的嘉靖皇帝，大量的服用道士炼制的“仙丹”，却不知这些丹药都是重金属化合物，以铅汞炼制，含有剧毒，长期服用就会慢性中毒，最终，在嘉靖四十五年十月的一天，朱厚熜突然口吐白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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