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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写了《李端棻》，然后自然地又想写写他的堂妹，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的夫人李蕙仙（1869～1924年）。梁启超称其为“闺中良友”。
她隐忍又勇敢，无声无息，好像没有情绪但其实是很多的，看似有很多资源但没有自在的气息，中国女人历来入戏太深，一个赞扬、一个名声，似乎就能抵消所有的不甘和不愿，变成“喜欢做甘愿受”。特别是她身边的男人，其才能和地位是同类天花板的时候。
封建半封建时代的女人，只能做男人的帮手，从家庭的帮手，经过时代转折与发展，渐渐有了做事业帮手的资格。但她们被迫独当一面时迸发出来的勇气，反而是现代强调独立勇敢的女性都不能相比的。一种无奈又自然的牺牲精神，蔓延在各个阶层或家庭的女性身上，无论富贵或贫穷。
裴斯泰洛齐说：“行动如火，话语似烟，烟究竟不是火的本身，火越明亮，烟就越发稀少。”
我们现代人，总是有那么多的金句银言的，其实都是生活中的烟雾，看着明显，其实陷在更深的不自觉里。人生在琐碎和漫长的日常里，能沉淀的一生都是自己守出来的，拨开云雾，还有自己那团火，这显得格外重要。所以，女人呈现的一生，原来多是安静且炙热的。
李端棻看上了梁启超的文章，就把自己的堂妹李蕙仙托人许给了梁。他爱才，觉得他们合适。于是，梁李就在一起了。人生如寄，不光指漂泊无定，人与人的命运紧密连接，其实也是一种偶然。
李蕙仙籍贯是清朝贵州贵筑（今贵阳）人，但出生于固安永定河道署（大约在如今的河北廊坊），她是顺天府尹（大致相当于今北京市市长）李朝仪的女儿。
从小在北方一线城市长大，说着一口流利的官话，嫁了五线城市广东新会县的农村家庭。这种反差感，其实在古代反而不那么强烈。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知识不对称可以部分抵消阶级不对称，知识差距算是比较大的鸿沟。放到现在，知识普及，信息普及，稀缺知识才具有价值。所以，人呐，永远就是个载体，价值的载体，时代要素的载体。
1891年冬，梁启超与李蕙仙在北京宣南永先寺西街新会会馆正式成婚。婚后，李蕙仙便随梁启超回到新会老家。梁启超自己记录过：“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躬耕，获以为恒”。
其实，史料总是夸张一个家庭的富与穷，很多记录人自谦自嘲的东西，或者写给别人看特别是不友好的人看的东西，都是斟酌过的，不一定是实际情况。
梁启超的家庭并没有那么贫寒，属于半耕半读的普通人家。结婚的时候，梁启超的父亲把一间古书室布置成新房，让新婚夫妇暂住在这里。据说，这间书屋叫“怡堂书室”。
南宋诗人刘祖尹写过一首诗叫《怡堂》，“结庐投老瞯群峰，隐隐松杉曲径通。剩种池边千纛竹，近营林下一巢风。攲眠尽绝春来梦，趺坐闲看月堕空。检点吾生诸事了，子孙更与护其终。”
中国人做事，总是在自己尽力的范围里做到妥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交代得过去，面子里子都会考量一番。这至少显示了在知识上双方还有点平等性，这是农家人的傲气。据说，这对新婚夫妻就在新会县茶坑村住了一年多。
李蕙仙跟梁启超的父亲，还有继母，相处得很融洽。人与人之间存在各个维度上的各种势能的对比，综合看来，此消彼长，相互妥协，就是相处模式。辈分啊、资历啊、才能啊、亲和度啊等等，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很默契的、快速生成的衡量标准。彼此顺眼不顺眼，马上就可以定出来，然后随着岁月变迁不断调试。
梁启超的继母只比李蕙仙大2岁，大家算是同龄人，也挺好相处的。梁启超另有三个幼年弟妹，从不满十岁起就依靠嫂嫂打理生活。在封建家庭里，一个女人似乎应该做的就是跟所有环境和相关人物和谐相处。
如果人生也就这样了，那李蕙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妇人。
李蕙仙对梁启超非常好，好到几乎是投其所好的地步。她节衣缩食地凑足一些零花钱让梁启超去买书，后来为了买到一套梁启超非常喜爱的竹简斋石印的《二十四史》，变卖了一些值钱嫁妆，这使得梁启超感激万分。人要懂得用一个“大事”“大物”去集中力量感染一个人，这会受用终生。用创作者的思维去有机链接一些人事物，可以看到，人能记录的东西，都要足够不普通，不日常。
除了家庭资源和能力外溢之外，她自己的见识和能力也外溢给了这个家庭。她敏感地察觉，梁启超当时那晦涩难懂的广东方言，会严重地影响和妨碍他的演讲宣传活动，于是就经常鼓励梁启超学习说官话，使他“喑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
怎么说呢，古代一个女人的财力和见识，似乎总是往自己的男子身上输送和寄托，因为社会还没有她们独立的容身之所。但作为利益共同体，甚至是命运共同体，也没那么多计较，也意识不到那么多。
从小读书是有价值的，不在这个地方有用，就在那个地方有用。人能改变自己的就是拥有知识，以及拥有资金和资源。这一点，无论放在哪个年代都是如此。
另外，智慧这东西，通常是在挫折、碰壁、意外、不确定性的挣扎里自己习得的，这才是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差别，只有智慧才能让一个人每时每刻都活得内心舒坦，不拧巴扭曲。而这属于冷暖自知的范畴。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蕙仙随梁启超到上海创办宣扬维新的《时务报》，并在上海创办女子学堂，她担任提调（校长），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学校长。
对，中国第一位女校长，是梁启超的夫人，近代教育第一人李端棻的妹妹。
这是她第一次在先生的提拔之下，做成了自己的事儿。
梁启超曾写过：“儿曹七八人，幼而躬自授教，稍长选择学校，稽查课业，皆夫人任之，启超未曾过问也。幼弟妹三人，都各以十龄内外依夫人就学，夫人所以调教督之者无不至。……至其平日操持内政，条理整肃，使启超不以家事缨心，得专其力于所当务，又不俟言也。”
梁启超正有意提倡妇女不缠足之观点，并与人成立了不缠足会，认为缠足之风，本非人情所乐，要革此风。为大力支持丈夫所倡导的工作，李蕙仙及时率先垂范，不仅自己带头放足，而且还让女儿不要缠足。
当梁启超潜心于撰写文稿，没有时间和精力抄录誊写时，都是她在替梁启超抄录文章，做梁启超作品的第一位读者。梁启超的九百余万言著作，自有李蕙仙的功劳。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出逃日本，堂哥李端棻也被革职充军新疆，后居甘肃。李蕙仙带着女儿思顺回到新会，不久避居澳门。
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莲涧）也带着其他家属一起避居澳门。当时境遇艰险，新会原籍虽然有被查搜，但没有酿成大祸。
在1898年9月15日的家信中，梁启超说：“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辞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说的是李蕙仙面对搜查盘问，波澜不惊，从容应对，这就是女人自我修养，见过世面的结果。
一个女人要是无依无靠只能靠自己，会发现自己真的无比强大。有依靠的时候反而没有安全感，会患得患失，会阴晴不定，会完美主义，不能与问题和疼痛共存。
其实，只要临危不惧一次，基本上就是打怪升级了！后面的应对会更自如。这都不怕，还怕什么。李蕙仙是大家闺秀，也是梁启超的亲密战友。她意志坚强，遇事果断。这就比新式女生还新。
夫妻做到一定程度就是良友关系。人生需要面临的风雨太多了，所以要一起扛着。不要太用力地决定一些事，让事情自然过去，太多汹涌澎湃的情绪，没有任何用处，保持自己的感应能力，然后不折腾，或许会更好些。很多外界的事，内心的事，一时间是很难改变的。
所以，章泽天说的那句“人生总有风雨，但时间永远向前”，虽然不少人批判她不是独立女性，依附性太强，但我倒觉得她真的挺懂人性，挺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世事复杂，云淡风轻，也不失为一种态度。
老子说，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我们常说人生如寄，我们不过是世间过客，江海寄余生，其实还有一种，就是“自宾”，自己主动把自己当过客，就能更勇敢豁达些吧。
说回李蕙仙，她在澳门避居的日子难免孤寂，于是写信给丈夫说了自己的苦闷。丈夫却回信说要游历美洲，决定暂缓接眷属去日本时，她无奈，只能顺从。一个女人要显得懂事，识大体，但其实也明白自己可能在男人心里没那么重要。
梁启超在《壮别》诗中写道：“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
久别总是会出意外的，人心和际遇都太善变。最近网上流行一句话：“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论迹寒门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
1900年5月24日，梁启超写了一封家书，告诉李蕙仙自己精神出轨了。对方是个妙龄女子，才20岁，是当地富商的女儿，落落大方，侃侃而谈，中英语切换自如，令梁启超非常钦佩。
最关键的是，何小姐直接一见钟情地表白了：“我万分敬爱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相（相片），即遂心愿。”女追男，隔层纱，年轻貌美富裕有才华，送上门的哪个正常男人能挡得住？
几天后，梁启超就去赴约，把自己的照片给了何小姐，何小姐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
何小姐还有助攻，一友人婉劝梁启超娶一个懂英文的女子，以便更好地进行事业和人生。
梁启超说：“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敬她爱她，也特别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时我曾与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一颗头颅早已被清廷悬以十万之赏，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么能再去连累人家一个好女子呢？”
梁启超在两性关系上也是天真，他把这场艳遇的前前后后原原本本，以及自己内心的弯弯绕绕全部说给了妻子听，由开始的惊讶、感动、尊敬、佩服，到心动、到念兹在兹无时或忘。
真的，这果然是一场姐弟恋，被偏爱的是男方。李蕙仙要多包容梁启超，才能让男方这么肆意。
梁启超甚至说，自己活了28年，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可笑”的事，表示自己忍痛要做出“万万有所不可”的决定。
有一种说法是，他真的情不自禁了，陆续写了24首情诗，以记叙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和无奈之情。其中有一首这样吟道：“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男人这么真诚地诉说背叛，是个女人都接受不了。李蕙仙怎么处理的呢？她回信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就把它放过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云淡风轻，交给父辈决定，知道男人的制肘和真正的关切在哪里。像梁启超这样的人物，名声是如此重要。他会爱惜自己的羽毛和自己的诺言。但是，旧时女人真是无奈啊，只是被通知，完全不被尊重。李蕙仙在这段关系里是弱势的，其实在男女关系上，女人一旦投入过多就弱势。
说回梁启超后来的处置方式，也是毅然决然。分手之时，何小姐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
后来，在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何蕙珍又从夏威夷来北京，想要跟梁启超在一起。但据说，梁启超只在总长的客厅里招待何蕙珍，公事公办。李蕙仙病逝后，何小姐还是不放弃来追求，但梁启超仍然婉辞。
梁启超这一做法，对何蕙珍来说似乎有点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不近人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
封建时代的女人是可悲的，除了社会禁锢她们，她们自己也禁锢自己。李蕙仙后来还是把自己的陪嫁丫头给了梁启超做妾。而且她所有受的委屈和憋屈，都变成了内伤。她得了乳腺癌。
女人真的要想通，随时随地跟自己和解。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伴关系。远与近都是相伴。在内心图景成长上，自己对于自己和他人关系的清晰度一定要高。
1912年，梁启超回北京任袁世凯的司法总长，李蕙仙同往。不久，袁世凯暴露称帝野心，梁启超护国讨袁，只身南下，李蕙仙避往天津租界，家中重担又要一个人扛。
李蕙仙热情慷慨地勉励梁启超说：“上自高堂，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但为国死，毋反顾也。”夫人的这番慷慨激昂的言词和壮举，使得梁启超顿时“神志为壮”。
在特定的人生里，其实大致上，人们的选择都会趋同和类似。懦弱的懦弱，勇敢的勇敢。你其实很难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就能做的不一样，可能代入特定角色剧情本身的话，高尚和勇敢的选择都也会显得容易些。
1924年春，李蕙仙的乳腺癌复发，这次癌细胞扩散后和血管相连无法再动手术了。
在李蕙仙弥留之际，梁启超对女儿梁思顺剖白了自己的愧疚心情：“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的那个怪病（乳腺癌），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至极！悔恨至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
她终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1924年9月13日病逝。梁启超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你无法理解的东西，有时候只是因为你不在剧中罢了。为什么旁观者清，因为当局者都困在自己的顽疾中不可自拔。所以，就顺着人生的沉浮，感受确切就行，追溯自己的心路，研究自己的心理，其实会显得明朗些。人生也要拉长了看，遵从自己当时的内心，勇敢面对一切正负影响，长长的传记中，不一定只有别人认为的正确和真善美，那些具体确切的痛苦曲折之下依然闪光的东西，才是真正感人至深的。
什么叫全心全意地支持一个人，李蕙仙做到了极致，到了呕心沥血的地步。这份深情，不是感情的深，是人生修炼的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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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朔朋友圈创始主编。个人同名水姐（id：shuijie00000）。个人作品：《任凭世事变化，内心鱼鱼雅雅》《中年好友苏东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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