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4期，原文标题《沿淇河而行》
淇河，旧称淇水。《诗经》中《邶》《鄘》《卫》三风，直接提及淇水的诗歌共有8篇，表明它是和卫地生活密切相关的河流。今日的淇河，尽管比古淇水的长度要短、流量要小，依然是中国北方难得的一条清水河。沿岸有若干景致和遗迹，引人遥想那个古老的时代。
主笔/丘濂
淇河的许家沟河段有温泉，鸭子吃了水里的矿物质可下“缠丝鸭蛋”（视觉中国供图）
温润年代
前边便是淇河了。
转过一片竹林，空气陡然变得清凉，视野也豁然开朗，让我看清了它的面貌：这是一条从山中蜿蜒流出的青绿河流。靠近岸边的地方清浅可见碎石，河水的中间则有几块翡翠色，那是深度发生了变化。不远处横亘着几处不到半米的断坡，让水流一下加快了速度，发出了哗哗的声响。《诗经·卫风·氓》中写“淇水汤汤，渐车帷裳”，说的是淇水水流大且湍急，打湿了车子的帷布。面前的淇河，水量算不上大，但水流的样子却像是诗句中的情景。
我所在的位置是河南省鹤壁市一个叫作竹园的小村。这里也是我踏访淇河的起点。发源于山西省陵川县棋子山的淇河，至此逐渐摆脱了太行山脉的束缚，开始进入到平原地带。《诗经》中《邶》《鄘》《卫》三风便发生在地处平原的淇河中下游地区。这座古意盎然的村庄，保存有清代同治年间修建的一整套院落，五座庭院位于同一条直线上，当地称“九门相照”。即便已经开发旅游，仍有着属于乡村的宁静。“竹园”得名于过去这里广泛生长的竹子。一位村中老人告诉我，本地优质的竹材还成为了修建紫禁城时的建筑材料。今天提到竹子，我们想到的多是长江以南连片的竹林，并不觉得它会是中原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风物。一问果然。此时目之所及，纤细的刚竹都是近两年才栽种起来的，为的就是恢复《诗经》以及历代文学作品在歌咏淇河时，所描绘的样子。
与印象相反，竹子在古代是北地咏物的象征。《诗经》中七次咏及竹，《卫风·淇奥》更是对竹子的样貌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奥”作河水弯曲处来讲。全诗三段，每段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来起始，表面写的是在淇河拐弯处，竹子郁郁葱葱的状态，实则是以竹子来起兴，讲君子仪态美好，令人难忘。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梅、兰、竹、菊早已不是简单的植物，而是各自对应了不同的品德心性，成为托物言志的象征。以竹子来喻谦谦君子，其文化起源就在这篇《淇奥》。由《左传》中季札观乐时，对于《卫风》的评价可知，《淇奥》是在赞美卫武公的美德。《诗经》研究者李山推测，它属于《卫风》中较早的篇章，时间在两周之交——太戎杀周幽王，卫武公率兵佐周抵戎而立功，被封为公，卫国因此会流传有颂歌。“充耳琇莹，会弁如星”“宽兮绰兮，猗重较兮”等诗句则说明，诗篇的写制和配乐，有可能是为卫武公乘车出行而作。
从桑园村俯瞰淇河。淇河是北方难得的一条清水河（视觉中国供图）
相传，卫武公时期，修建了作为皇家园林的淇园，竹子是其中最为主要的植物。南朝人任昉在《述异记》中就说：“卫有淇园，出竹，在淇水之上。”但淇园的位置则争议不下。一种说法是，就在后世修建的武公祠附近。清代尚书杜臻所撰《卫武公祠碑记》中写：“公祠建于淇县西北，山行六七里，峰回路转，若天设地藏之祠。东北岸建有斐亭，为淇园故址。”那里在“文革”时修建夺丰水库已经被淹没，现在只能欣赏到水库形成的平静湖面，偶尔水浅时，还能看见武公祠残余的地基。不过，在淇河文化研究网的创办人姚慧明看来，淇园应当是很大一片面积，占据了淇河流经鹤壁形成的钝角形大弯曲，那也就是《诗经》里所说的淇奥，卫武公祠周边只是淇园的中心位置。他的依据是，《淇县志》里记载，一位明朝的县令曾经把一块写有“淇奥”的石碑立在弯曲处的高村一带。
总之，繁茂的竹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淇河河畔十分动人的景色，直到清代的诗歌中都还能看到淇竹的存在，尽管它的茂盛程度必定大不如从前。它长势的逐渐衰弱，是人为与自然共同造就的结果。姚慧明告诉我，历史上淇河之竹曾遭到多次大规模砍伐。比如在汉武帝时，黄河决口入瓠子河，汉武帝命人伐取淇竹，将它们编成篮筐后装上石子，用来阻塞洪水；汉朝河内太守寇恂也曾伐淇园之竹，造箭百万，支援刘秀北征燕、代；到了北宋，金军占领中原之后，在太行山一带滥伐林木烧炭，就涉及对淇竹的毁坏。
而气候变化是另一重原因——依照气候学家竺可桢所写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研究》来看，历史上中国气候变化的整体趋势是，温暖期越来越短，温暖程度越来越低；寒冷期越来越长，寒冷程度越来越强。《诗经》横跨的时代，正好属于气候的温暖期，虽然西周初年的一两个世纪出现温度下降，但很快就回暖。当时的气温让黄河流域接近温润的亚热带气候，因此竹子广泛分布，后来竹子生长的区域则向南移动了。沿着竹园附近的淇河稍走几步，我就发现，疏于浇水维护的竹林便呈现枯黄打蔫的样子，今天再造的竹林必须靠人工浇灌来维护。
卫地想象
淇河的中下游流域，两岸的遗迹密布。上到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下到明清之际的碑刻，几乎每五公里就会有这么一个地方。这条景色秀丽而水流又相对舒缓的河流，被不同时期活动的人类所青睐。
顺淇河而下，辛村就位于淇河中游一个小小的拐弯旁。外表看上去，它是由麦地和村舍构成的一座平淡无奇的村庄，只是临着淇河的位置，有些未经修饰的自然野趣。然而，看不到的地下世界才是这里的价值所在。2017年，随着公路拓宽工程，辛村遗址开始了第二次抢救性发掘，考古队员们找到了青铜和制骨作坊区。根据铸造铜器的陶范以及相伴骨制品出土的陶器样式来判断，青铜作坊是在西周早期使用，中断了一段时间后，在春秋中晚期重启；制骨作坊则是在西周早期和中期运转。
在考古队的驻地，负责人高振龙带我观看摆放在桌子上的出土成果。引人注意的是一个个摆放在盒子里的麋鹿角，以及用鹿角打磨而成的一枚枚纤细的簪子。数千年的光阴过去了，簪子仍闪烁出柔和的光泽，致密的纹路清晰可见。卫国历史始自公元前1042年“康叔封卫”，终于公元前209年，是西周分封诸侯国中存在最久的国家。由《史记·卫康叔世家》可知，其中有383年都是定都在“河、淇间故地”。这些作坊正是卫国人在使用，他们在附近取材，再将它们加工制作。麋鹿是一种喜欢平原湖沼的湿地鹿类。不难推测，当时的卫地水草丰美，就好比现在的长江中下游平原，成群麋鹿就在这里漫步。
自然环境外，地下文物还反映出卫国的何种风貌？这还要从辛村遗址最初的发掘说起。其实在上世纪30年代，这里发现的卫国贵族墓葬曾经震动全国。当时主持第一次发掘工作的前中央研究院考古学家郭宝钧曾这样描述村庄的景色：“靠近淇水北岸，隔岸和浮山相望。淇水自西北寒波洞来，到村西折而东流。两岸断崖百尺，怪石耸立，波浪翻腾，风景尤佳。”辛村地势北面较高，多年雨水绕村两侧冲刷出壕沟，之后注入淇河。当年村民在壕沟较浅处凿窑洞作为居室，致使古墓文物大量露出，那便拉开了辛村考古的序幕。
30年代的发掘，共发现大型墓8座，中型墓6座，小型墓54座。随葬青铜器的铭文中，有“卫侯”“卫师”“成周”“侯”等字样，判断是卫国贵族墓地无疑。这批文物几乎全部都被运送到台湾，少数在海外收藏。其中一件颇为重要的文物叫作康侯簋，藏于大英博物馆，曾于2017年来到国家博物馆展览。它是一件庄严肃穆的青铜重器，应为康叔的儿子为纪念亡父所铸造。器底的铭文记载了周王伐商，康叔封卫的经过。凝练的24个字，背后诉说的是这样一段历史：周武王打败殷纣王之后，听从周公旦“以商治商”的建议，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继续封在殷商故地，同时派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镇守北边的邶、东部的卫，以及西南部的鄘，共同来监督武庚，称作“三监”。等到周成王继位，三监因对周公旦摄政不满，煽动武庚叛乱。最后“三监之乱”被平定，武庚和管叔被杀，蔡叔和霍叔，一个被贬，一个被流放。周成王重新将自己的九叔康叔分封至此。之后殷商故地统称为卫，结束了邶、鄘、卫并列的局面。
因此，尽管《诗经》中，《邶》《鄘》《卫》三风作为独立部分出现，实际都写的是卫地发生之事。在《诗经·国风》的160首诗篇中，卫地诗歌占到39首。淇河文化研究会秘书长任慧生告诉我，之所以卫地诗歌如此庞大，一个原因是采诗时，涵盖了三个地区不同的风调诗歌。另外就是，卫地是周天子分外看中的地方。它是军队“殷八师”的驻地，功能上既要控制殷商遗民，又要防范东夷的西侵。它独特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导致了日常发生的事件多，题材格外丰富。比如，为巩固国家安全而进行的政治联姻便产生了思乡诗这种题材。不但有客居在卫国的宋国人思念本国，就像《卫风·河广》中写的，“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还有嫁到许国的卫国贵族思念故土。另一首推测作者为许穆夫人的《卫风·竹竿》就怀念了她在淇水边的时光：“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
卫国的贵族墓葬和工坊区相继出现，为卫城的定位提供了坐标。现存于鹤壁淇县县城有1.6公里长的夯土城墙，暂时被认定为卫国故城。上世纪90年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曾经对城墙的一段做解剖，认为里面的陶片对应的时代是春秋晚期，那时卫国的都城已经迁到了帝丘，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濮阳。由于那段故城遗址是在城市中间，不能深入展开更大范围的考古工作，当地立下牌子一直称它为卫国故城。对于高振龙和他的同事来说，下一步的考古工作就是要看看辛村遗址附近有没有可能发现城墙和宫殿的痕迹。“铸铜工作是在王室的监控下进行的，这就说明王城离作坊一定很近。”高振龙说。《诗经》中《卫风·氓》的篇章中，有“乘彼垝垣，以望复关”的诗句，说的是卫国女子登上高墙，看看心上人是否乘车归来。这也让高振龙确信，卫城一定存在过高大的城墙，即使坍塌不再，也能找到残存的地基。
黄河故道已经成了麦地（朱墨 摄）
沧海桑田
淇河下游的流向与《诗经》时代已经相去甚远。综合《汉书·地理志》和北魏《水经注》等书的叙述，姚慧明考证出当时淇河的去向：古淇水并非在今鹤壁浚县的淇门注入卫河，而是继续南流至浚县申店，折向东北流，经浚县官庄后，流经同山、白祀山、枉人山之东，至蒋村，再往前行在大伾山东北方向入古黄河，要长于今天40余公里。东汉汉献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为了通粮道而遏淇水入白沟（今天卫河），从此淇水才成为了卫河支流。
我们一路驱车前往淇门村，想看淇河与卫河交汇处的景象。那是在村中的麦地旁，两条河呈丁字形平静地融合在一起。陪同我的浚县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刘会喜说，以前卫河有污染，两河在一起会有泾渭分明的感觉，现在则难以分辨了。
淇河入黄河，颜色对比应该更为强烈，不过那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站在大伾山上，我向东远望，黄河故道已经是街道的一部分，完全不见任何痕迹。这座135米高的石头山上寺庙洞阁棋布，摩崖碑刻林立，最为有名的是一尊北魏时期以整面山崖雕刻而成的大佛。它还有个名字叫作“镇河将军”，正是为镇压黄河泛滥的洪水而刻。为了让我清晰感受到黄河故道的样子，刘会喜继续带我来到浚县的角场营村。这里原来的黄河堤岸上因为建有一座黄花寺，还保持着高于地面的样子。其他地方的河堤则都在1949年之后挖来取土烧砖，已经平掉。据说堤岸里的黄河水曾有十里之宽阔，而后来黄河改道南移，河底则变为无垠的麦地。微风吹动下，金黄的麦浪翻滚着——再有一星期，就要开始收获。
古淇水的流向确定了，顿丘的位置也就明晰起来。《卫风·氓》中有“送子涉淇，至于顿丘”的描写，讲女子对男子依依不舍，一直送他穿过淇水，到达顿丘这个地方。顿丘必定就在淇水边上。任慧生对我说，河南濮阳的清丰县虽然古称顿丘，但完全不靠淇水，可以排除。《水经注》提供的线索是顿丘“在淇水之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则说是在浚县（古称黎阳）的西边。综合考虑，顿丘可能就在今天的浚县屯子镇蒋村一带。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来浚县考察古河道，初步结论是屯子镇应当为顿丘，因为在那里做地层恢复，大概比地面要高出4米，符合“丘”的地貌，蒋村的位置则为顿丘故城。他在村中的田地里看到大量春秋战国至秦汉的残砖破瓦，更加认为确实有城的存在，而非普通的居民点。当我们到达蒋村时，村民也给我们展示了那些残片。就在村里一排挖地基取土而形成的土堆里，随手就可以翻捡出带着花纹的瓦片。这里已经全然找不到《诗经》当中临水的环境了，最近的卫河离它还有两公里左右。
随着地形地貌一去不复返的还有当地的民风。包括《卫风·氓》在内，《邶》《鄘》《卫》三风中表现婚姻爱情的诗歌有12首，占到诗歌总数的三分之一；与此相仿，《郑风》中婚恋题材的诗歌有14首，达到整体诗歌的一半。同样都产生于殷商故地，它们被统称为“郑卫之声”，是和周王朝正统雅乐相对的民间音乐。孔子以“淫”字来做负面评价，一是指两地诗歌表达男女情感的内容太多，有悖于周礼中正平和的抒情要求。这就要追溯到殷商时期，在“桑间濮上”自由结合的传统。二是指在音乐表现形式上的过度。郑卫之地继承了商代的音乐，和诗歌相配合的音乐音域广阔，节奏变化频繁复杂，又有各种技巧来雕琢，和周代礼乐相异。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郑卫诗歌坦荡与真挚，无论是爱慕还是愁思，都直抒胸臆，这才是它的难能可贵之处。《诗经》研究者李山向我形容：“周人来自高地，多保守而理性；商人居住在平原，就奔放而浪漫。”今日我们在阅读《诗经》时，无法感知音乐的风调，却依然能在文字中体会这种浪漫之风。
浚县屯子镇蒋村一带，《诗经》中的“顿丘”所在。这里同时发现有大量汉墓（朱墨 摄）
诗意绵延
时移世异，淇河则秀美如常。在我看来，今天鹤壁境内82公里的淇河，风景最佳的一段要算从湿地公园到淇水诗苑的沿途。这段淇河连接了乡村与城市，旁边铺设有步道，可供人们与河水亲近。鹤壁市专门设置了淇河生态保护建设办公室，把控淇河水质，所以它仍是北方一条少有的清水河。之前一直是开车观看淇河，配合短暂步行。这天下午，我决定从湿地公园开始沿河徒步。虽然骄阳似火，但沿着岸边一路河水潺潺，虫鸣鸟叫，又伴着植物散发出来的清香，令人心旷神怡。
《诗经》之后，淇河继续出现在历代文人墨客的笔下。姚慧明也是《淇河古诗三百首》的主编，这本书精选了从先秦到清代有关淇河的诗歌。他对我讲，因为淇河在《诗经》中分量很重，后世诗人会把它作为符号来用，其实未必来过淇河。“好比在南北朝宫廷贵族的‘宫体诗’中，提到淇水是为了表达一种爱情的意味。其实他们当时生活在南京，并没有真正来过。宋元明清的诗歌中经常会有‘淇竹’和‘卫武公’，比如形容一处竹子繁茂，可以和淇奥的竹子相媲美，因为《卫风·淇奥》的竹子意象出名，或者以卫武公的德行来勉励自己。”倒是有一个朝代例外，那就是唐朝。“李白、王维、岑参和高适等人都的确来到过淇河并留下了诗篇。淇河成为了唐朝文人的旅游胜地。”
唐朝是个旅游发达的年代，文人便是其中的中坚力量。著有《唐代旅游研究》的学者王玉成分析说，唐代文人热衷于旅游是基于以下几点：首先是社会稳定促进了航运事业的发展，一个发达的水路交通网为文人出行提供了便利；另外，唐政府网罗天下英才的国策调动了唐代士子入仕的激情，士子会通过游历和结交，来提高知名度以获得引荐，政府实际能提供的平台有限，也致使文人士子常年奔波于干谒求仕的旅途中；而受到魏晋遗风的影响，一部分人失意后，便彻底寄情于山水，陶醉于自然。
从几位唐代诗人留下诗篇的年代来看，他们来到淇河时都属于人生不如意的阶段：李白写下“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的公元744年，正是他离开长安，与杜甫和高适一起畅游梁宋（今天河南以商丘为中心的地区）的时期。就在前一年，他在喝得酩酊大醉之际，还在大殿上抬起脚让高力士脱靴。这便引发宫人谗谤，玄宗疏远。岑参写“熊生尉淇上，开馆常待客”，是为了记录与淇上县尉熊曜一起泛舟淇水的所思所感。他对主人表达着感激之情，同时也悲叹“只曾效一官，今已年四十”的境遇。
大概是淇河的美景给予了落魄文人以慰藉，否则他们也不会干脆选择此地来居住。公元727年，王维辞掉济州司仓参军的职务来到淇水边隐居了两年。《淇上田园即事》一诗中，王维就呈现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景象：“屏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日隐桑柘外，河明闾井间。牧童望村去，猎犬随人还。静者亦何事，荆扉乘昼关。”公元735年，高适在长安科举落第后，第二年也曾在淇河畔小住。他在《淇上别业》中写：“依依西山下，别业桑林边。庭鸭喜多雨，邻鸡知暮天。”那就是他隐居环境的写照。
姚慧明对我说，虽然无法确证他们究竟隐居在哪里，但是诗人们对于山和水的描述，很像是淇河边许家沟村附近的景象。许家沟的淇河河段，河面宽阔而平静，能看到岸边的温泉泉眼汩汩地将水注入河中，冬日的清晨还可见水面上漫漫雾气。历史上，淇河沿途有多处泉水汇入，后来随着周边工业和生活用水的加大，泉眼都纷纷干涸了。就像《邶风·泉水》中提到的肥泉，“毖彼泉水，亦流于淇”，现在已经完全消失，旁边空留一个龙王庙，提示着人们泉水的存在。因此为了这道温泉景观，就颇值得前往。有意思的是，当我到达许家沟的时候，正赶上农民在赶鸭子上岸归巢。原来，鸭子吃了含有矿物质的温泉水和水里的生物后，会下一种蛋黄上带有色环的“缠丝鸭蛋”。就在这个区域，农民一直有养鸭的习惯，以提供给市场这种独特的淇河特产。面前蹒跚而行的鸭群、旁侧静卧的黄狗，近处的淇河水，以及远处的山，这些乡野意趣叠加在一起，仿佛给了我一个进入唐代田园诗的通道。
傍晚时分，我终于一路走到了淇水诗苑。这处2.5公里长的街心公园，一边临着淇河，另一边树木参天，浓荫掩映着一条历代诗歌长廊。欢声笑语传到耳边，那是在淇河里游水嬉戏的孩子们，正在享受这日落之后难得的凉爽。从古至今，淇河都未远离过人们的生活。
(实习记者黄晏浩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韦力、萧驰、余节弘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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