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曰：“…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老贼速退！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
只听得一声大吼，王朗气满胸膛，死于马下…
《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的这段经典骂战，虽着墨不多，但已经将诸葛亮的口才和睿智尽显无遗。很多点评者对这段情节评价极高，比如文学批评家毛宗岗就称赞，“武侯虽有出师之表上告嗣君，恨无讨贼之文布告天下。今观骂王朗一篇，即以此当布告之文可尔。”
但是，在《三国志》中，王朗与诸葛亮并没有面对面地对峙过，而且陈寿所描述的王朗，也并非“谄谀之臣”。《三国志·钟繇华歆王朗传》中，陈寿夸赞王朗“儒雅”、“文博富赡”，即使身陷囹圄，仍然“收恤亲旧，分多割少，行义甚着”。裴松之的注中则称赞他“高才博雅，而性严整慷慨，多威仪，恭俭节约，自婚姻中表礼贽无所受。常讥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恤穷贱，故用财以周急为先。”
王朗自幼爱书，他一生著录文章30余卷，为《周易》、《春秋》、《孝经》、《周礼》等书做过注释。遗憾的是，他所写的文集大多散落无存，仅在《三国志》、《艺文类聚》等书中保有部分片段。总而言之，无论学识还是道德，王朗其实都能被称为三国典范之一。
三国杀 王朗
宽以治狱，三反肉刑王朗是一位继承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文官，他一直主张“轻徭省刑”，即“统治者应当重视百姓疾苦，减轻徭役负担，不夺农时。官员处理案件不应草率，不可滥杀无辜。”
在做魏国大理时，王朗以“务在宽恕，罪疑从轻”著名，主张宽刑，而他的同事钟繇“俱以治狱见称”，主张恢复在汉文帝时期就已经废除的肉刑。
肉刑的废除距当时已有数百年之久，其内容主要有：将黥刑（刺字）改为髡钳城旦舂（让犯人剃光头发、佩戴刑具，从事劳役），将劓刑（割鼻子）、斩左趾改为笞刑，将斩右趾改为弃市（当众处死）。这种改革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犯人的尊严，同时也减轻了社会负担，并对魏晋之后的五刑（笞、杖、徒、流、死）打下基础。
王朗、钟繇两人在恢复肉刑上观点相悖，曹操、曹丕、曹叡三个时期里，王朗与钟繇多次对峙，但均以王朗的胜利而告终。
公元216年，魏王曹操让御史中丞陈群阐述他父亲陈纪的主张——恢复肉刑，其理由有二：
其一，废除肉刑导致刑法“名轻而实重”，比如笞刑，听着只是打板子，但常常出现致犯人死亡的情况；
其二，罪有重、中、轻三种，刑法的种类也应与其对应。如果撤销肉刑，那么中罪就难以量刑，比如，一位罪犯伤人但未致死，判处髡钳城旦舂之刑就会显得过轻。假如恢复肉刑，犯奸淫罪的处以宫刑，犯盗窃罪的处以刖刑（断足），这样就能够震慑犯罪，减少罪恶。
当时，任职相国的钟繇非常赞同陈群的看法，认为应当全面恢复肉刑。不过他们的主张遭到王朗反对，王朗当时任魏国大理，人气很高，所以陈群的主张很快就被压了下来。加上曹操不希望内部出现矛盾，于是曹操同意了王朗的意见，没有恢复肉刑。
钟繇
公元220年，曹丕继任魏王，随后称帝，这期间，魏国大理钟繇又提出恢复肉刑，曹丕觉得这个提议不错，下令群臣讨论。不过又遭到大量反对，钟繇无奈作罢。
魏明帝太和年间，钟繇再次上疏要求恢复肉刑，他认为，肉刑是夏商周就有的“古法”，废除肉刑“不合古道”。由于忌惮王朗等人的反对，这次他对提议内容做了些小改动，比如：将斩右趾有选择性地恢复；黥、劓、斩左趾、宫刑等刑罚依然用笞刑或髡钳城旦舂之刑。
钟繇认为，对于那些20岁到50岁之间的重罪犯，可以给他们一个选择，执行死刑，或者执行斩右趾之刑。这样可以让数千犯人免于死刑，即使被斩右趾，他们依然能够为国家提供劳动力，对国家和民众都有一定好处。
但是，这个提议再次遭到王朗反驳，王朗认为，肉刑已废除四百余年，不应该恢复，况且当前三国分立，国家亟需统一，突然恢复肉刑，必然使得人心骚动，百姓惶恐，前来投奔的吴、蜀百姓，或许也会因此不敢踏入魏国，这对国家是不利的。
王朗还补充道，如果认为将斩右趾归入死刑太过严重，可以选择减刑，判处髡钳城旦舂等刑法即可。如果觉得刑法太轻，可以将受刑年限延长，不必用恢复肉刑的方法来解决。
除了钟繇和王朗两位主辨以外，参与讨论的大臣还有一百多人，最后，大部分人还是站在了王朗这方，魏明帝曹叡虽然支持恢复肉刑，但不敢违背群臣的意见，只得又将这个问题搁置起来，肉刑最终也没能得到恢复。
结合现代法律观念来看，钟繇的主张其实是带有报复主义和惩戒主义要素的。这种“以牙还牙，以命偿命”的报复性观念，落后且野蛮，不符合文明发展的潮流。有着进步法律思想的王朗，认识到了这个趋势，并积极推动这种趋势的发展，是一位值得重视的思想家。
三国杀 钟繇
建魏国老，恪尽职守从《三国演义》中咱们可以知道，王朗的职位是“坐而论道”的司徒，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大权，但是他仍然恪尽职守，不顾风险，上书谏言，为维护国家稳定提出自己的意见。
除了“轻徭省刑”以外，王朗主张“割奢务俭”，即：不可用社会的财富，换得帝王穷奢极欲的生活。基于这种理念，王朗对魏文帝和魏明帝都进行过劝谏。
魏文帝曹丕在刚即位的时候，非常喜欢打猎，不愿治国，长水校尉戴陵曾劝谏他“不宜数行弋猎”，结果惹曹丕不高兴，差点被杀。驸马都尉鲍勋也曾上书，劝说曹丕“不应多行游乐之事”，结果曹丕当场撕碎奏章，并即刻出游，活脱脱一个叛逆样子。
还有一次，曹丕出猎的时候，卫士没有把篱笆扎好，把鹿给放跑了，曹丕大怒，扬言要杀了这些卫士，侍中苏则赶紧求情。最终，卫士没有被杀，苏则则被贬逐。
面对这样的暴君，王朗虽然有所顾忌，但仍然上书劝谏曹丕应“务戒慎，垂法教”，要对国家、百姓负责，为后代做出榜样。当然，曹丕听不进去这些话，碍于其国老的面子，也没有将王朗如何，只是找个借口回答道：“现在吴蜀还没灭亡，战事也还没中止，我这并不是出去享乐，只是去练练武，熟悉兵事而已。”
到了魏明帝曹叡这代，魏国状态变得更加萎靡。曹叡在位15年间，大造皇宫、广征美女，极致奢华，仅在宫里演歌舞、做扫除的宫女就超过一千余人。这么搞下来，百姓农桑失时，国家仓库亏空。太子舍人张茂上疏劝谏曹叡：目前吴蜀两国仍在窥伺时机，作为一国之君，不应日渐奢靡，而应“问民所疾而除其所恶，实仓廪，缮甲兵，恪恭以临天下”。然而，曹叡和他父亲一样，对劝谏置之不理。
其实，在魏明帝上位之初，王朗也曾上疏劝谏过曹叡，他结合现状，逐条分析。首先，洛阳城已有建始殿、崇华殿等建筑，足够日常所需，不必再造新宫殿。其次，宫人不宜太多，12个即可，当下目标应当是“勤耕农”、“习戎备”（即发展生产，整顿武备），而不是建宫室、收嫔妃。
农业和军工业，在当时确实是曹魏最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毕竟战乱还未结束，要取得胜利，就需要有充足的粮食和装备供应。王朗的提议其实是把握得非常准确的，奈何当时曹叡听不得半点谏言，宫殿照旧造，美女依然招，并且越往后发展得越疯狂。这种极致享乐也是导致曹魏被司马氏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以上历史，咱们可以知道，王朗并不是那种一味附和皇帝的人，他能够针对当前社会问题，向皇帝提出自己的主张，虽然它们大多以巩固封建政权为出发点，但也一定程度考虑到了民众利益，是值得肯定的。
参考文献：
石冬煤，《论王朗》
刘思，《论王朗之死》
王新玮，《从诸葛亮骂王朗看罗贯中道德观》
杨玉金，《儒雅多才的魏国司徒王朗》
百度百科，王朗
维基百科，王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