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5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一生为“护”，身后为“师”——追记南丁格尔奖得主关小瑛》的报道。
从二十出头到年近八十，关小瑛在天津市一中心医院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与患者相处的时间甚至长过了与家人共度的时光。
2021年夏天走完93年人生长旅的关小瑛，一生最爱护士服。
工作中的关小瑛。受访者供图
“天生的护士”
关小瑛是怎样一个人？她的同事和晚辈说，是“天生的护士”。
1928年出生于上海虹口一个贫苦人家，经历战乱，关小瑛亲眼看见表妹因一场霍乱没能等来抗战胜利。
“我要学医，我要救人。”读不起医学院，她就借钱上了两年助产学校。1947年，考进上海仁济高级护校学护理。
关小瑛的护理生涯从母校的附属医院开始。刚工作不久，关小瑛就碰上一位梅毒晚期的女性患者，身上长满脓疮，散发着异味。但她主动接管了这位患者。患者头皮上生了疮，关小瑛就一点点为她剪去长发；患者口腔溃烂，关小瑛就用滴管一滴滴喂水给她喝。
关小瑛心疼这位“尝遍人间苦”的病人，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光，给了她久违的尊重与慰藉。“我也算没白活。”一个月后，病人留下一句感慨，平静地走了。
1952年，关小瑛随爱人坐上开往天津的列车。24岁的她被调入天津市纺织管理局第一医院（天津市一中心医院前身）。在这里，她付出全部青春，成长为医护人员敬爱的“关主任”“关老太太”。
关小瑛
替患者以身试“肺”
在一中心医院，提起关老太太，最常被提及的，是1957年天津站南货场发生严重化学中毒事件，关小瑛为抢救危重患者，以身试“肺”的故事。
事故导致100多名工人中毒，病情严重的出现呼吸衰竭迹象。危急关头，医生打算给重症患者使用刚刚引进的辅助呼吸设备——“铁肺”。当时，“铁肺”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比较先进的新型医学仪器，医生对其性能并未完全掌握，不敢贸然用于临床。
两难之下，身为抢救小组成员的关小瑛站了出来试用“铁肺”。医生们含泪在这位同事身上，完成了一场特殊的“临床试验”。试验成功，“铁肺”随即投入抢救中，所有中毒工人转危为安。
王申在1991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一中心医院护理部与返聘回来做主任的关小瑛共事。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王申上班没几年，医院让她写一份回顾关小瑛护理生涯的材料。“铁肺”的故事感动了医院上下几代人，但关小瑛当年给王申讲的，只有寥寥几句话。她没有说，为什么那一年抢救小组的医生会流着泪完成试验，甚至没解释她替病人躺过的“铁肺”到底长什么样子。
于是记者从网上找到了答案——
“从外表上来看，铁肺是一个设计奇特的铁桶……病人身体躺进狭窄的铁桶，只有头部露在外面，设备通电后，内置的泵会开始工作，利用气压变化来帮助病人扩张肺部，辅助呼吸。‘铁肺’缺陷显而易见——患者的躯体封闭在硕大笨重的铁桶内，肺通气不足，呼吸道缺乏管理……”
1997年9月2日，获得第三十六届南丁格尔奖的汪赛进、陆冰、关小瑛、孔芙蓉和黎秀芬（从左至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奖章（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樊如钧摄
“关主任是怎么做到的？”
1967年，关小瑛报名参加医疗队，赴内蒙古支援当地医疗建设。在她看来，这一年的经历同样属于“不值一提”的“陈年旧事”，但一旁记录的王申却觉得惊心动魄——
医疗队曾遇到一个严重烧伤、急需输血的蒙古族孩子。小患者才三岁，与关小瑛血型相同。她撸起袖子献了血，转头又参与到抢救中。最后，孩子醒了，她却一头晕倒在抢救帐篷里。
那一年，关小瑛晕过不止一次。牧民住得分散，医疗队员常常要骑驴出诊。有一回接到抢救任务，由于赶路太急，她从毛驴背上摔下来，当场休克，昏迷了40分钟。同事们吓坏了，而关小瑛一醒来就接着往病人处赶。等到病人被救回来了，她又倒下了——之前那一跤，把她摔成了轻度脑震荡。
就算受伤生病，也要忍到病人脱离危险之后，王申想不明白，“怎么能做到这一步呢？”她问关小瑛，老人答得平静，“穿着这身衣服，谁去了都会这么做的。”
2004年5月13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南丁格尔奖获得者、76岁的关小瑛护士为临床护理毕业生进行授帽仪式，并与她们一起点燃表现天使无私奉献精神的蜡烛（资料照片）。
“不是怕她，是服她”
如今已年近花甲的叶朝也到了被产科的年轻人尊称一声“老护士长”的岁数。但她总忘不了刚来一中心医院，初见关小瑛时的心情。在叶朝印象中，当年，从各科室护士长到她这样的新人好像都有点“怕”这位老主任。
叶朝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关主任每次来巡视，会专门留意哪个护士的制服后摆压出了明显的褶痕。“有‘死褶儿’就证明你久坐着，没有勤转病房、勤看病人。关主任发现了，就会上去提醒一句。”
这不是吹毛求疵。如今的住院病人有事找护士，只需按一下床头的呼叫铃。但在当年，要第一时间发现患者需求，只能靠医务人员“眼尖腿勤”。
“说‘怕’她也不准确，关主任脾气很好，发现问题也不会训人。”如今回想起来，叶朝觉得，关主任对他们“高标准严要求”的前提，是她自己能够以身作则。“所以大家不是怕她，是服她，发自内心地敬重她。”
2008年5月10日，国际南丁格尔奖获得者关小瑛（右）在薪火传递仪式上为毕业学生点燃烛火（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刘海峰摄
关主任和她的“四把暖壶”
因为勤勉敬业，在一中心医院，关小瑛很早就是有行政级别的“领导”。但她这个在业务上要求极高的“领导”，在跟同事的日常交往中，却完全没有架子。
在一中心医院工作过的人，都听说过关小瑛的“四把暖壶”。
“上世纪80年代，我还是个小大夫时，总看见关主任一手拿俩，拎四个那种竹皮包的大暖壶，打满了热水，晃悠悠地在楼道里走。”
“科里老师讲，这四把暖瓶，一个送到病房、一个放在医生办公室、一个拿给护士站，还有一个是她看见空壶就拎上，打满了再搁回原地。因为，她一次只能拎四个壶。”
这个故事，由叶朝起头，王申补全，每个采访对象都给记者讲过几句。
如今的一中心医院院长沈中阳，是亲身感受过这种温度的人。1984年，22岁的他考入一中心医院。他自嘲业务上勤奋、生活上却挺懒，“水房离宿舍太远了，懒得去。有打水的工夫，还不如多看两页书、背几个单词。”后来关小瑛发现了这个总拿凉水洗脸的年轻人，默默地把他纳入自己的“暖水瓶投送范围”。
“有热水用还是好啊！”沈中阳没有当面跟关主任说过“谢谢”，就像关小瑛从没跟沈中阳说过，为什么走那么远的路给他送水一样。“我后来听其他同事转述，说关主任私底下夸我，‘这小孩儿挺勤奋的’。”
“这就是关主任会做的事”
1997年，关小瑛获得南丁格尔奖，整个一中心医院沸腾了。
只有两个人没有欣喜若狂。一个是关小瑛本人，因为她觉得，“自己没做出多么了不得的贡献。”
另一个保持“淡定”的人就是沈中阳。他说：“我觉得关主任拿南丁格尔奖是应该的，没什么好意外的。”
9年之后，听说关小瑛志愿捐献遗体的消息，沈中阳同样不觉得意外，“这就是关主任会做的事。”
2011年，关小瑛在家中突发脑溢血。经过全力抢救，关小瑛脱离了危险，但意识却再也没能恢复。关小瑛的儿女见母亲病情稳定，就赶紧办理了出院手续。居家护理很难，但他们没想过“搞特殊”，“如果妈妈醒着，绝不允许自己和病人‘抢床位’。”
关小瑛的女儿还记得，1978年，她在一场意外中被砸成重伤，接受开颅手术那天，因为要护理一位生命垂危的患者，妈妈没能陪在她身边。同一年，父亲又患上胃癌。从确诊到父亲去世，整整两年的时间，妈妈白天上班，晚上照顾爸爸。可就算这样，她也没想过“走后门”，为丈夫在“自己单位”申请一张床位。
女儿说，一切以病人为先，永远不和病人争，是妈妈的“底线”。
“进了医院的大门，穿上这身护士服，就要转换角色，一切为病人服务。”听着关小瑛的故事一路成长的青年骨干郑晶晶，常常这样嘱咐病区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护理人员。
“穿上这身衣服，你就要……”
这是郑晶晶说话时的常用句式——被关小瑛视为信仰的这一袭白衣，有了新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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