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家骏
从上高小到读完高中（1940-1948），正是受戏剧熏陶印象最深的年代。读汉中圣水寺的沙沟坎小学五六年级时，凡是附近村庄以至汉江对岸的黄家坡、金华寺，只要有戏，不吃饭也会赶去看。有时下午放学，背着书包就老远赶到别处村子边临时搭的戏台那儿，看它个通夜，天亮再赶回学校。中午放学回家吃饭时，常遭母亲训斥。那时我在农村看的戏有两种，一种是室内戏，一种是野台子戏。
室内戏并不是戏班子演的戏，只不过是戏的雏形。它又分两类，一是端公戏，一是花烛戏。端公戏通常叫跳端公。端公是通神禳鬼的祝觋，一般是道士打扮，戴瓦面方巾，穿八卦道袍，手持拂尘，有令牌在桌，会画符。富裕人家，老人病了，就请端公来驱病魔。当黄昏初降，人们拥进病家院子，端公捧一碗水，这里喷喷，那里喷喷；把画好的黄表朱砂符，贴在门窗上方。一般人家住一明两暗的上房（北房），中间的堂屋就是跳端公的场所。病人在卧房，有家人来往照应。堂屋正面墙上是神龛（有的有阁子），中间贴红色大字神镑，上书“天地君亲师之位”，（民国时代了，改为“天地国亲师”的也不多），榜下摆着观音或关帝等的瓷像，两侧贴的是三代宗亲或显考先妣的小神榜。神榜下是长条供桌（泥质固定的居多），上面放着供品和烛台香炉之类。端公的令牌什物就放在供桌上。堂屋正中是一张方桌，桌上供着刮得白白净净的全猪，桌下放一方升米，米中插香，升后有一个脸拧向后背拿大鼎的木偶，人说这叫申公豹（《封神榜》中的人物）。这时端公不停地挥动拂尘，围着猪转圈，身后跟着“童儿”（十三四岁男孩扮演）。堂屋的格子门全部开启，挤在廊檐槛的人们伸长脖子看端公的表演。我们十一二岁的小孩，钻进屋角，看得更为真切。端公与童儿对话、演唱，但内容却同驱鬼治病无丝毫关系。端公向童儿叫喊：小心要过河了！于是二人表演踏大石、跳过溪的动作。童儿喊师傅要翻坡啰！端公便作上坡下坡状。围着全猪转时，童儿问：猪为何大耳长嘴？端公作出解释。又问：为什么猪蹄子分成两瓣？端公说猪的家乡来了一位酷吏，下令捉本县的烧火（扒灰）老汉，于是全县成千上万的老公爹们，四散奔逃。有一群老头跑进死胡同，迎面高墙封死巷口，后有追兵，于是勇敢者翻墙跳下。不料墙内是大户人家的后花园，顺墙栽种的竹子，砍竹竿用了。墙下剩的全是锐利的竹桩。老汉从墙头跌进竹桩丛中，所以脚被划成两瓣。这大概就是猪蹄分成两瓣的由来吧！端公还拿一把刀，边割边唱：割猪头、猪蹄、猪尾……。那种端公调，我们还用来咏唱“山光照槛水绕廊，舞雩归咏春风香”（《四时读书乐》）之类的诗句。端公割猪唱道：“割心子、割肝子，剩下一个猪鞭子（阳具），我们撖（读“喊”，拿也）到起没有用，你二娃子（指童儿）撖去做个帽绊子，初一十五耍牌子（摆阔气）……”。我当时纳闷：猪鞭子做帽绊子真能驱走病魔吗？
花烛戏又叫办花烛、耍花烛。青年男女结婚是家中大喜事，老表（表兄弟）们闹新房图个吉利红火。闹新房之前就是耍花烛。花烛戏一般在室内，大户人家则在天井搭上棚请客饮宴之后，黄昏棚下演戏。这种戏半真半假。真的是新婚夫妇二人，假的是亲戚朋友中的热闹人扮演的角色。在观众围出的场子中间，桌子上摞桌摆椅，中间坐着“土地爷” ，“演员” 两颊与下巴粘满棉花做的白胡须，穿戴整齐后，一动不动地高高坐着。他两旁各站一个“童儿” ，童儿粉黛化妆，怀中抱一个充填大米的枕头（我就演过童儿，抱着成十斤的枕头，在那儿站老半天，也是相当辛苦的）。这些“神像”下面，放一条长凳，凳上睡一个“和尚”。演和尚的，脸上画得五码六道的，黑眼圈，白鼻子，黑歪嘴。戴一顶大纸叠的船形僧帽，斜披一件用床单别成的袈裟。新婚夫妇来到“庙门” 前，叫不开门。和尚正睡觉打鼾，发出“Hou……shipi……Hou……shipi……”的声音。半晌后，和尚起身，挪开长凳，算是开门迎香客。他在前头一瘸一拐地引路，围着神桌转，还数着快板：“我，我，我和尚，没，没，没婆娘。有心出门接（娶）一个，又怕婆娘打死我；有心用纸画一个，睡到半夜要弄破……” 。领新婚夫妇到了神像前，要问新娘很多她难以启齿作答的问题，新人在观众哄闹声中又不得不答出含含糊糊的悄声细语。新婚夫妇还要给神上香点蜡，必须二人同时齐心做，动作调协不好，或被瘸和尚从背后碰撞一下破坏掉，那就还得在亲友们的哄笑声中重新来过。戏演到最后，神发话保佑新人将生几个儿女时，童子则用枕头使劲砸向新郎新娘，但常常却一齐砸向拐和尚。混乱中，有人偷偷划火柴点着了土地爷的白胡子，趁一片哄闹和混乱，新人躲进了新房，开始了老表们闹新房。
野台子戏一般在场院（打谷晾谷的地方）和村边（收割完的）田地里，是由职业演员演出的（也有村民的自乐班，但很少见）。这也有两种，一种是傀儡戏，一种是大戏（即人表演的戏）。傀儡戏又分两类，一类是布袋戏：一个艺人挑着担子来到集市或场院上，从箱里拿出大布袋，用竿撑着，艺人钻进布袋里，顶上側开着一尺半见方的、像舞台台面似的天窗。艺人两手套两个布做的小偶人，口含铁哨吹做人语声。偶人演出有情节的短剧，如王小打老虎、王小和人打架等。一出短剧演完，则由偶人向观众鞠躬，艺人的助手则向围在一圈的观众收钱。这种艺人，由河南逃难来汉中的居多。当地农民不干（也不会干）这种游乡乞讨的勾当。那些河南人里，还有耍猴把戏的。但那是杂耍，无情节人物，不算戏。另一种木偶戏演唱的同大戏别无二致，三国戏、水浒戏、才子佳人、神仙鬼怪，剧目齐全，所不同的是观众看到的只是偶人在动作。木偶戏通常叫“木脑壳” ，二尺多长的主竿上插一个略大于拳头的木制人头，生旦净丑，角色齐全。另撑两根弯头竿，上插人手（一般握拳，拳中可插入刀枪剑戟、笏扇杖旗之类道具）。给木脑壳穿衣戴帽挂须，俨然一个剧中人生成。精巧的木脑壳，眼睑、下巴还会动。演出时，用布或竹席围成边长一丈三四、高五六尺的围子，围子上方即偶人表演的“舞台”（有的高顶搭有苫篷）。艺人持木脑壳在围子里走动演唱，头上方的木脑壳在围子上做动作给观众看。小孩看入迷时，全以为是活的小人在表演哪。有的情节还让偶人打二踢脚，或跷起靴子来。木偶戏告诉了我很多历史知识和人情世故。不过在汉中，我没机会看提线木偶、皮影戏，十分遗憾。
由演员化妆演出的大戏，才是戏剧的正宗。过年、过节、谢神还愿、过庙会或农闲时，大户人家或团体的会首出面，请戏班子来唱戏。除了庙堂或镇子上有乐楼（舞台）的，一般在庙前阶台广场、村边场院或集市旁田地里临时搭起戏台。唱到夜晚，戏台两边前柱挂上灯；能点汽灯的不多，多的是铁丝圈套个老碗，装满桐油，用五六根灯草捻子，由剧务不时地站在凳上去挑灯。每当锣鼓一敲，四邻八乡的观众逐渐聚拢来了。台前，小伙子们挤挤搡搡，外圈是站在凳子上的妇女、老汉，场外是卖吃喝的摊子。远处、尤其是后台远处，是一堆堆押红宝、摸彩赌博的。开锣打三通，每通间隔15分钟左右。戏开了，头一出称“帽儿戏” ，观众多不去认真看。一般是一个老员外上场，在台中桌前椅子上一坐，半天才说一句。唱《三回头》的居多：“老汉……吕鸿儒……江南……人士……” 。半晌，旁边拉板胡的才吱吱呀呀膏弦子调音。台下人声鼎沸，卖醪糟的把风箱拉得啪啪响，小贩叫卖声不绝于耳，呼兄喊弟的，孩子哭的，吵架的，此起彼伏。剧务人员突然站到台口遮住演员大声向下喊：“狗娃哉！快给后台送开水嘛！” 真是乱七八糟！只是到“本戏” 开始，名角出场，大家这才认真看戏。可是，台口下小伙子像潮水漩涡一样，一会儿挤向东，一会儿挤向西。还有并不为看戏而来寻开心的大姑娘小媳妇打扮得花枝招展，吃了很辣的凉粉、面皮子，染出了红嘴圈，汗冲刷了额头上扑的白粉，显出一道道黑皮肤，笑着喊着也向人群挤搡。农村唱的戏主要是桄桄子和汉调二簧。有好几个剧社游乡串村，到处唱戏。也有一些著名的角儿（当地叫角子）：记得有一位唱大净（黑头、大花脸）的叫武德，武德声音洪亮，夜静时，几里地外都能听见他的唱声。他在摇曳灯光下唱《探阴山》里的包公，真像到了地狱。我特别佩服包公的胆略。另一位，能唱青衣又能唱花旦的叫小桃红，他年轻，扮相漂亮，身段婀娜柔美，声音很甜，表演起来，妩媚动人。但有一回，我去台后平场与同学划甘蔗，后台向下泼脏水，还有人揭开围子向外小便。我抬头一看：一个男人毫无顾忌地撒尿，而上身己妆扮成美女，原来是小桃红。这一下子破坏了我对他的美感。
上了中学，我家搬进汉中城里，再要看戏就得进戏园子了。剧院的戏，一种是专业剧社演的戏，一种是学生业余演的戏。县南中、省南中、平民中学等校，学生都有演出。这多半在校内礼堂，或操场舞台，或临时搭的台子。学生戏是余兴式的，不卖票。演出的多是话剧如《雷雨》之类，偶而有京剧折子戏如《捉放曹》或歌剧如《从军行》等。西北大学的学生有时从城固到汉中来演戏，则在剧院如后街的“汉中大戏院” 演出，观众买票看戏。大学生主要演的还是话剧如《雷雨》、《金指环》、《天字第一号》等。一位四年级学生赵伯毅与我家相识，他是西大话剧团负责人兼导演，每次来汉中演戏，就赠票给我们去看戏。西北大学还有京剧团，其中黄定、李冠军两位唱小生与青衣的男同学，与专业剧社人员一起唱《凤还巢》、《贩马记》之类。后来听说：李冠军下海当了专业演员，和一位女演员结了婚。黄定解放后是北京戏曲学校的老师。
职业剧社演的戏是中学阶段看戏的主要对象。但这也分两类：一类是落户本地长驻长演的，一类是外来演一段时间又走了的。本地剧社主要是京剧。因为抗日战争，外地（北方）人来汉中的日多，故京剧在汉中市民和知识界很流行。汉中城里的剧院，很少有乡下流行的桄桄子和汉调二簧演出，这些草台班子是无力去租正规戏园子的。东关后街的戏园原是唱京戏的，抗战胜利前后，东门里高家巷子新建剧院，京剧便迁入城里。而东关后街的戏园，一度由姜佐周领导的秦腔剧社演出。姜佐周，管子街（今青年路）人，能唱京剧，但为发展地方戏，故在东关后街唱起了秦腔。姜佐周的秦腔，我看过一回，但看得更多的还是京剧。京剧虽有各种剧社（如“汉声”等），而实力却在一些戏班子手中，有所谓刘家班子、高家班子、卫家班子等等。
刘家班子是由河北省逃难来汉中的，与我父母认河北老乡。1943-1944年间，刘家班子搭伙在东关后街戏园唱戏，我父母曾经包池座前排一长椅（五个座位）一个短时期，我们都能连着数夜去看戏。那时的演京戏，每天换新节目，头夜临散戏前便挂出次日戏牌：红漆木板，白水粉写上演员和剧目的名称，放置舞台口两侧，向观众预告，之后，次日挂于戏园子大门口。刘家班子主要靠他们的两个“女儿”：刘艳琴、刘艳芳。刘艳琴个子不高，圆圆的脸，嗓音甜美，会的戏很多。使我最难忘的一出戏是改编《红楼梦》的，戏名忘了，但我不记得《红楼梦》中有这一段故事。戏中说：秦可卿的弟弟秦钟同水月庵的小尼姑妙玉恋爱，先是二人在大观园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秦钟从此得了相思病，妙玉拘于礼法，也陷入思念的痛苦。后来，秦钟病危，妙玉得知便借故去探望，但秦钟已奄奄一息。这出戏缠绵悱恻，尤其是生死诀别一场，让人撕心裂肺。已读初二的我，初解风情，着实感动得流了泪。
高家班子是落户汉中的戏班，不像刘家班子抗战胜利后就走了。高家班子的主要演员（角儿）是高小楼、筱小楼“父子” 二人。高小楼唱“铜锤” 、红生，声音高亢，黄钟大吕，令人振奋。《二进宫》、《九江口》、《古城会》是他的拿手好戏。张定边、关羽等等，在高小楼表演下，一股英雄气概，豪迈撼人。筱小楼唱须生，身材略高，脸上有几颗麻子，扮相英俊。他文武老生都唱得好。文生如《打棍出箱》、《乌盆记》唱腔悠扬，武老生如《庆顶珠》、《定军山》，身段利落，无论长靠短打都行。像萧恩、黄忠，连唱带打，令人心爽。高家父子的戏，我看的最多，从初中到高中，从抗战到内战，常看不辍。还有一位也住在东关，投靠在高家班子的女演员，叫龚雪娜，让我一生不忘。我是在高家巷戏院看“台票” 时认识她的。所谓“台票” ，是指在舞台上看戏。原来，我1945年秋读汉中联中高中一年级时有一位同班同学白介立，他不但是戏迷、会拉胡琴，而且认识各剧社的人。同学叫他“穿城过” 、“没遮拦” 。因此他虽没钱没势，却可以带我去戏院看戏，不但不买票（把门收票的还点头招呼他），而且领我去后台，并到前台两侧文武场的后面端个凳子看戏。别人问起买什么票看戏，则戏称看的是“台票” 。我坐的矮凳前有一位姑娘也看“台票” ，她一甩长辫子扫了我的脸，我揉眼时，她回头直低声道歉。我瞥她一眼，觉得面熟。事后她歉意点头走了。第二天看台票，不见了绰约的背影。忽然，台上唱起了《春秋配》，这才发现：唱姜秋莲的演员龚雪娜就是甩辫子的姑娘。姜秋莲受继母虐待，被赶到荒郊拾柴，她那么悲凄无靠，让龚雪娜唱得一阵阵心酸欲绝。我因“台票”离演员近，发现她真的在流着泪唱。我想也许她的身世与姜秋莲一样可怜吧。后来，共看“台票”，点头招呼而已，再后来，近半年没见过龚雪娜。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春游圣水寺回来，路过王仁桥，在道旁茶棚歇息，发现邻座是龚雪娜和她的“保姆” ，她认出了我，轻轻点了点头，含嫣浅笑。我无言回过礼后，扭头与同学说话，再转过身已见龚雪娜离去，她远处回头望了一下，轻摆婀娜背影渐渐隐去。我怅惘如失，同学呼唤，我才回过神来。此后，再也没见过龚雪娜。
卫家班子不像上述班子的人员住东关，而是住在周公巷子。白介立与卫家少爷卫瑜垣是汉兴中学（今汉中二中）同学，白介立家又住在周公巷南口府街（中山街）路南，所以我与白介立常从周公巷过，他带我去过卫家一次。卫家来客多，人们正在唱戏，我们停留片刻就退了出来。卫家的主角是卫丽芳、卫丽英“姐妹” 。卫丽英唱青衣，技艺一般，看过之后，印象不深。姐姐卫丽芳唱须生，唱做俱佳。她个子稍高，与女主人公很相配。尤其她唱文老生如诸葛亮、邹应龙、赵光义等等，非常典雅、沉稳。1970年因“战备疏散” 家属返乡事，我回到汉中（解放后第二次回汉中），在北街口东北角百货商店买糖果，见卫丽芳在当售货员。足见汉中京剧界在“文革” 中所受的摧残。除了上述汉中地方上的京剧班社，外地偶来汉中唱戏的也不少，有些是有名的演员。他们带着自己的剧团或班底，演出拿手好戏，使人耳目一新。不过，他们演一个短时期就走了。这些团社中，给我印象深的有：
刘魁童的麒派戏。他完全承袭周信芳（麒麟童）的唱法，演出的也都是麒派戏的剧目如《徐策跑城》、《追韩信》、《斩经堂》、《乌龙院》、《四进士》等等。刘的长相也颇似戏画中的麒麟童：中等身材，方脸，唱念起来，声音苍劲，略带沙哑，道白铿锵短促。看过他的戏，两遍就学会：“老徐策，站城楼……” 。
刘奎官的红生戏，动人心魄。他的《白马坡》、《古城会》、《水淹七军》、《单刀赴会》、《走麦城》让人至今难忘。他把关羽的英雄义气表演得十分雄壮、英武、神圣。所唱京腔、吹腔、昆腔都很嘹亮深沉。据说，唱“老爷戏” 的，在演唱前必净身洗手，向关老爷像焚香礼拜、不近女色，否则要遭劫。刘奎官与刘魁童在汉中时间不长，都在后街汉中大戏院唱。刘奎官后来去了云南，与名伶关鷫鸘结了婚，“文革” 中去世。
抗日战争胜利后，来汉中的有贾蕙芳的剧团。贾蕙芳在川主庙街（东大街西段）路北的剧院（原是庙堂）唱戏。贾蕙芳唱花旦戏，有的戏还不错，但有的格调不高，过份花梢。像《大劈棺》、《小上坟》都表现寡妇与人调情。她演《纺棉花》干脆就穿时装（旗袍、烫发、高跟鞋），演得富有性感和挑逗性。说好听是妩媚动人，说不好听是猥亵、卖弄色情。如她唱《红鬃烈马》里的代战公主，当俘虏了薛平贵，非得招他为驸马不可时，这个代战公主竟穿着袒胸露背的紧身衣和超短裙，这时台上洋鼓洋号代替了胡琴唢呐，她嘣嚓嘣嚓跳起了大腿舞。贾蕙芳住在后街东段路南钱家“华洋大药房”的隔壁后院。白介立领我去她住处，为汉中联中教育经费向她募捐，她颇不乐意地赏给了我们几个小钱，还要了收据。整个过程，她板着面孔，始终靠在躺椅上没动。我怎么也没法把她在台上的娇艳与这时的黑黄冷脸字联系起来。
董玉苓剧团一批人，实力很强，行当齐全：生（郭少衡）、旦（董玉苓）、净（朱玉良）、丑（冯玉增）个个拔尖，配合得珠联璧合。而单个人的戏也唱得突出：董玉苓，青衣、花旦、刀马旦均能唱；郭少衡，文武老生都不错；朱玉良，铜锤、架子花脸，唱打皆精；冯玉增，文丑雅致，武丑高妙，他演《时迁偷鸡》，从三叠桌子高处，一个空筋斗翻下，落地无声。这帮人住在管子街女子师范（今小学）对面。驻地白天琴声不断。同学白介立不知怎地认识了冯玉增，我同小白去剧团玩过。可是，剧团不久就走了。
读高中时，我深受京剧影响，也学唱几句，还学会拉胡琴。晚上，有时班主任晚自习点完名，我们二三人便溜出校门去看戏。戏散后回联中，校门关了，就绕到后操场土墙下，你推我拽地翻墙回校，悄悄钻进了宿舍。逢年过节，北校（jiao ）场唱戏（有一年对着固定舞台还搭了南台来唱对台戏），我们总会挤进人海去看。同学们按数字编戏目：一捧雪、二进宫、三娘教子、四进士、五台会兄、六月雪、七星庙、八大锤、九江口、十道本、十一郎大战白水滩……。我从京剧里看到了真善美、也学到历史知识和文学语言。这种传统文化影响很大。不知现今汉中的中学生还能受到京剧的陶冶否？
抗日战争时期，外来汉中的剧团，除去京剧，还有其他剧种：
话剧：有戴涯、丁尼等率领的话剧团，来汉中演出《天国春秋》等。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汉中》里有纪逢春的一篇文章谈得很详细。
歌剧：有朝鲜歌剧《阿里朗》，我看过，这是朝鲜抗日力量所组织的，其领导人为金九（南韩奠基人之一）。他的歌剧在汉中演得很成功。朝鲜语的歌词，观众听不懂（那时没有打字幕的做法），然而，紧张的斗争故事，优秀抒情歌曲所表现的人物心情，绝妙的灯光布景，船在水中移动等，都给人以很深的印象。一时，《阿里朗》主题曲（朝鲜民歌《桔梗谣》的调子）常在学生们嘴里哼哼。这是我平生观看的第一出歌剧。剧中游击队的八卦旗（今韩国国旗）也是第一次看到。
豫剧：常香玉剧团在汉中大戏院唱过一段时间。我随父母看过她的《红娘》、《花木兰》、《蝴蝶杯》，她吐字清晰、唱腔圆润，十分动人。她在汉中大戏院唱戏，而住处却在府街中段路南“世界书局” 的后院。我上初中时，傍晚放学回府街家中，她则去戏院开始化妆，在管子街常常遇见她。当时我家就住在世界书局隔壁。书店老板的儿子是低我一级的初中同学，他上赶着跟我们玩，在北教场骑我的“铁僧帽”（王冠牌自行车），为此，常偷出许多小说借给我看，带我去他家好奇地观察常香玉室内的动静。常家总有客人，听说其中还有大官，有时听见她们曼声长歌。我读高中时，听说常香玉去宝鸡唱戏并结了婚。解放初，我就读于西北大学，在“群众堂”（今人民大厦旧址）还看过一回她的《花木兰》。抗美援朝，她捐献了一架飞机，之后，回了河南。
在汉中看戏，已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了。因为从高小到高中这个时期，是长知识、认识外界的重要阶段；所以至今，一幕幕情景与戏剧场面，仍历历在目，十分鲜活，于是把它记下来与读者共享。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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