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在上海貌似不起眼的弄堂里，保留着许多红色的印迹。
一百年前的淮海路，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确立之地。那时，这条路还叫霞飞路，是法租界里最重要的商业街。最早的一批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悄悄地种在法租界里两条叫作“渔阳里”的石库门弄堂里。
2016年，上海市作家协会发起“红色起点”主题纪实文学创作项目，作家陈晨接到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题目。2020年5月，以中共在上海成立的第一个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主题的《新渔阳里六号——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起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书中，陈晨书写了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等8名青年在渔阳里六号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艰难过程。
《新渔阳里六号——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起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写这本书的三年，我和我笔下的人物朝夕相处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最初，他们只是党史中沉睡的名字、扁平的符号。慢慢地，他们开始在我的脑海里复活，还原成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我知道了他们的生卒年月、家庭背景、成长经历、性格特征、说话方式，也知道了他们的命运走向。我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一百年前，先烈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思，对适合民族发展新路的探索，对苦难同胞的拯救，他们的努力不应该被今天的我们遗忘，他们的故事应该让更多人知道。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有责任讲好他们的故事，让更多的年轻人从他们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
近日，陈晨就《新渔阳里六号——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起点》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陈晨
【对话】
澎湃新闻：本书分为上中下三大篇：上篇为“朝向渔阳里的集结”，中篇为“渔阳里的红色弧光”，下篇为“朝向共产主义理想的出发”。为什么采用了这样的结构？
陈晨：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历史，与新渔阳里六号密切相关的，其实就是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六号成立，第二件事是在这里创办外国语学社，刘少奇、萧劲光、任弼时等一批青年在这里参加了培训，然后从上海出发，前往苏联留学，走上革命道路。要讲清这两件事，可能不长的篇幅就能完成。但是如果要写成一本书，仅有这些内容一定会显得特别单薄，也没办法立体地呈现人物形象。所以我经过反复思考，决定以渔阳里为原点，采用类似于舞台剧的呈现方式，地点场景固定不变，各色人物带着他们的过往经历依次登场，汇聚在这里，又从这里出发奔赴各自的前程。因此，有了这三部分内容——他们为什么会来到渔阳里，来了以后他们在这里做了什么，离开这里他们又去了哪里。
一批青年在外国语学社参加培训，然后从上海出发，前往苏联留学，走上革命道路
澎湃新闻：听闻为了写这本书，你去了淮海中路567号新渔阳里六号和南昌路100弄老渔阳里二号十多次。在实地走访、查阅史料的过程中，你有哪些特别的发现与感受？
陈晨：每次走进渔阳里，都是走进历史，与先辈们对话。我还去了浙江诸暨参观俞秀松故居。俞秀松的继子俞敏老师是团史专家，我经常向他请教。通过实地走访和查阅档案，我惊讶地发现，党团历史中的不少人，他们的青春如此精彩，他们的爱情如此凄美，他们的牺牲如此壮烈，但我居然从未听说过。
比如像俞秀松，他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首任书记，外国语学社的社秘书，是陈独秀非常器重的得力助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不是一大代表，那时他正受陈独秀指派，代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共派遣到苏联的中国留学生有一百多名，俞秀松是负责人。
这些历史，如果不是因为书写这本书，我大概不会去收集，也不会去了解这些人物。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红孩老师看了《新渔阳里六号》后，也很有感慨，写了一篇题为《青春的地标——读长篇纪实文学＜新渔阳里六号＞随想》的读后感，文中写道：“我年轻时曾在北京郊区的农场担任过六年团委书记，订阅过许多共青团的杂志，也参加过很多次团干部培训班，但对共青团的创建历史几乎没有接触过。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就如同断了线风筝，既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位发起人——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叶天底、沈玄庐、金家凤
澎湃新闻：这本书重点书写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八位发起人——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叶天底、沈玄庐、金家凤。在你看来，这八个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分别有着哪些特殊的贡献与意义？
陈晨：这八位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人在当时都是很杰出的青年。俞秀松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首任书记，施存统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首任书记，陈望道是俞秀松、施存统和叶天底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他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译本的翻译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贡献非常大，李汉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传播者之一，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一大的就是在他与兄长的家中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的。袁振英是陈独秀在北大的学生，英文非常好，在《新青年》主持过俄罗斯研究栏目，翻译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外国语学社成立后，俞秀松担任了社秘书，管理教学工作，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都曾担任外国语学社的教师。叶天底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经陈望道介绍为《新青年》杂志做过专职校对，他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挂着吊瓶参加革命”，牺牲时年仅30岁。沈玄庐和李汉俊都是《星期评论》杂志的主笔，沈玄庐是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员、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但后来跟随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剿杀共产党人，最后被身份不明的人暗杀，他是这八个中最特殊的一位。金家凤是八个青年团创始人中最年轻的，家境优越，在党团经费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他以出国留学的名义向家中要了6000元大洋，全部捐出作为党团经费。
这八个人，有不同的个性，尽管后来的人生道路殊异，但1920年建团的这个历史阶段，他们都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都想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
澎湃新闻：对于书里写到的往事，你最受震撼的是哪一段？
陈晨：说实话，让我最受震撼的是五四时期那一批知识分子的风骨，他们身上的担当精神，民主平等的意识，常常让我很感动。比如说北大校长蔡元培，他为了请陈独秀担任北大的文科长，到陈独秀下榻的旅社去拜访，第一次第二次去了没见到，第三次一早赶到旅社，听说陈独秀还没起床，就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门口等他。如此礼贤下士、求贤若渴，也就是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能够做到。再如陈独秀这个人物，他是北大的文科长，地位非常尊崇，但是他自己不但推动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而且自己还拿着传单去电影院露台上撒传单。那时期的知识分子身上有一股朝气，敢作敢为。还有俞秀松，当时离开家乡时才二十岁出头，对前来送行的弟弟说：“我要等到讨饭佬有饭吃才回来。”他的人生格局非常大，心里装的是天下的穷苦百姓，他的心中，有担起天下大任的抱负。每次我想到一百年的那些年轻人的所思所想，想到他们在为国家为民族苦苦探索，我就觉得很受震撼。
澎湃新闻：回望这次写作，你感觉最难的是什么？
陈晨：对于我来讲，写作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党史知识的欠缺。接受任务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大量补课。我收集了三百多万字的资料，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深入阅读，耙梳整理。其中党史研究室吴海勇处长送了一套《觉悟渔阳里》的资料汇编给我，里面收录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八个创始人当年发表的文章、后期的回忆录，以及外国语学社成员的回忆文章，厚厚的三大本，一百多万字，这些资料对于我加深对人物的理解、理清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过程非常有帮助。第二个难点是我不知道该以何种风格的文字来呈现这段历史。之前我写过一些散文，也写过宣传行业先进模范的报告文学，都是篇幅相对比较短的，围绕一个党团历史的主题写一本书，我没有这方面的创作经验，所以写得非常艰难。
好在，在这些阻碍面前，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上海市作家协会的领导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红色起点”这个项目，经常召开推进会，了解我们的写作进度，面对面对我们进行指导。创联室的薛舒老师、李伟长老师在写作技巧、参考书目等等方面给了我很多非常好的建议。李伟长老师当时给我推荐了一本《帝国造就了我》，对我启发很大。2017年12月底，我写完了第一稿。当时，程小莹老师已经完成了“红色起点”之《白纸红字》的创作，正准备在《收获》上发表，薛舒老师推荐给我们学习。程小莹老师是很有经验的小说家，他在创作中融入了很多小说的写作技巧，写得舒展、生动，人物形象立体、丰满，看完之后对我冲击很大，识见上的差距、风格上的差异实在太大了，我无法通过小修小补把初稿修改后交差。我想了很久，后来下决心全部推翻重新写。
澎湃新闻：在书写中，你怎么平衡作品的学术性和文学性？
陈晨：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在平衡作品学术性和文学性方面做得很不够，或者说这两方面都比较弱。可能党史专家会觉得书里有演绎的成分，但文学界的老师会觉得引文较多，阻碍了阅读的流畅性。关于“红色起点”系列作品的研讨会上，也有老师善意地给我指出，后半部分的内容文学性还不够。我后来也反思自己在写作中的得失，最大的问题是从资料到资料，没有将资料化用好，写出新的发现新的感悟。贾平凹主编的《美文》杂志从2021年第一期开始连载《新渔阳里六号》，借连载的机会，我尽可能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文字上力求文学性的表达，内容上也更充实一些，力求更生动更丰富更饱满。
澎湃新闻：《美文》最新连载的《新渔阳里六号》与已经出版的书相比有哪些变化？
陈晨：书的形式，决定了前后关联比较大，前面写过后面不用写，写了反而累赘，但连载不一样，读者看到的每一期内容都是独立的，书的结构如果照搬显然不太适合在杂志上呈现。所以，我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趁此机会，我也增加了很多史料，把历史节点加以细化，突出了人物的性格，以及他们的命运走向。比如，书中俞秀松、施存统是写在一章里的，他们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编《浙江新潮》、北上参加工读互助团、乘火车来到上海，这些经历他们都在一起，所以写书时就把他俩作为一个组合，俞秀松的内容写得比较多，施存统处于从属位置。但是，连载时，我考虑到，俞秀松、施存统都是共青团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施存统撰写的《非孝》一文是浙江教育界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事件“一师风潮”的直接导火索，他写这篇文章的由起、动机，他目睹家中无爱的状况时种种纠结、愤怒，他由此产生的对封建礼教的怀疑，进而产生的与之抗争的勇气，书里都没有交代清楚，因此，在连载时，我增加了很多历史的细节，展现人物所思所想的过程，让人物更加饱满生动，也让这一过程更加真实可信。
再如，李汉俊、袁振英、叶天底、金家凤等人在书中占的篇幅也非常有限，借连载的机会，我也将内容进行了扩容，连载的内容比书要增加一倍。
另外，《美文》是一本很有品质的散文杂志，非常注重文章的文学性。而原先的书，比较偏重纪实性，文学性较弱。连载时，杂志的常务副主编穆涛老师、责任编辑李雪老师都对我的作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特别强调要运用文学笔法，增强文章的文学性。按照他们的要求，每一期稿子我都反复修改，直到穆主编认可为止。虽然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还是有很多不足，但我相信，这部作品正在朝着编辑老师和我共同期望的效果越来越靠近，我也相信，发生在上海的红色故事，因为外省市杂志的推广，会被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人熟知，从而激励和感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澎湃新闻：如果现在组织一场“渔阳里之旅”，你会如何规划路线？你会重点讲述哪些故事？
陈晨：如果组织一场“渔阳里之旅”，我会非常乐意也很有信心当好渔阳里的导游。我把渔阳里当成我的根据地，每次一到渔阳里，我就有一种主场的感觉。
参观之前，我会把老渔阳里二号和新渔阳里二号给大家做个介绍。老渔阳里二号建造于1912年前后，位于原法租界环龙路（现名南昌路）100弄。新渔阳里建造于1916年前后，位于法租界霞飞路（现名淮海路）567弄。老渔阳二号和新渔阳里原本是相通的，相距不到百米，连接新老渔阳里之间的通道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小道。
老渔阳里二号是1920年2月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之后的居住地，同时也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所在地
参观的第一站我会把大家带到老渔阳里二号，这是1920年2月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之后的居住地，同时也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所在地。1915在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因刊名与基督教青年会的杂志重名受到抗议，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陈独秀受蔡元培邀请，把《新青年》杂志带到北京，1920年又带回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新青年》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很多个第一都曾发生在老渔阳里二号。我第一次去老渔阳里的时候，那里非常不起眼，虽然门口挂着《新青年》编辑部的铭牌和简介，但里面住着四户普通居民，看起来有些杂乱。随着陈独秀在党的创建历史上的地位、作用被重新认识后，老渔阳里二号越来越受到重视。2020年7月，老渔阳里二号经过修缮后，一楼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讲述陈独秀在老渔阳里二号编辑《新青年》杂志、创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历史。一楼的客厅里，摆放着一把摇椅，摇椅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这些是根据亲历者回忆后还原的场景。二楼目前还在装修，将来会有很多珍贵的藏品展出。
浮雕墙上镌刻的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大事
参观完老渔阳里二号，我会带领大家沿着南昌路往西走到思南路，再转入淮海中路，不到100米就能看到一个广场，白色的浮雕墙有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旁边是七个红色的大字“锦江渔阳里广场”。浮雕墙上镌刻的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大事，浮雕墙前面，有一条布道，布道上记录着共青团的大事记，走完布道就大致了解了共青团的历史。浮雕墙上有一扇石库门造型的门，走进这扇门，仿佛穿越时空，从2021年走进了1920年，一百年前那群志在探寻真理的年轻人唱响的青春之歌至今还在石库门弄堂里回响。新渔阳六号从1961年就被国务院确立为全国重要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至2019年进行了修缮，2020年重新开放。新渔阳里六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旧址纪念馆由渔阳里广场、纪念馆和旧址三大部分组成。纪念馆一楼的大厅有一组八位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的群雕，题为《先驱》。二楼的墙上有外国语学社学员的画像，包括刘少奇、萧劲光、任弼时等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担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1918年李汉俊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就和他的兄长李书城居住在这里，他们搬到白尔路三益里17号后，新渔阳里六号转给戴季陶居住，1920年6月戴季陶离开上海，新渔阳里六号又成了共产国际代表团翻译杨明斋的住所。杨明斋是一位忠厚长者，这里就成了年轻人经常集会的地方。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里成立，之后，又在这里开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学员们在这里学习英文、俄文、日文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从这里出发，踏上了前往苏联留学的道路。新渔里六号的楼下是一个教室，楼上是杨明斋、俞秀松办公室和学员们的宿舍。修缮一新的纪念馆里新增了很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包括俞秀松曾经睡过的床，那是他的妻子安志洁当年从新疆背回来的，还有施存统当年的很多藏书。
一百年前的法租界渔阳里，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和创建初期的重要活动活动场所，是20世纪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国梦开始落地生根的地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初创的时光。通过“渔阳里之旅”，相信一定会让参与者有所收获，会让他们真正触碰到一百年前那一代人的思考，从而理解“初心”这个词的真正内涵。
责任编辑：张喆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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