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秘书孙洪宪向许世友报告：
“首长，您的老朋友王震刚才打来电话，下午要来拜访您。”
一听到王震要来，许世友开心地笑了起来，立刻安排人准备好饭菜，打算和王震好好叙叙旧。
自从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后，许世友的工作越来越多，曾经的战友也都忙于各自的工作，很难有机会聚到一起。
听说王震要来，许世友很早就到门口等待。可当看到汽车上下来的人后，许世友却发现这人并不是王震将军，有些震惊。
可来得虽不是自己的好朋友，但许世友却并未感觉到失望，反而用敬佩又带走尊重的态度，立刻上前握住对方的手：
“你可算到了，我都等你半天了！”
说着就将来人请进屋里，与其一同聊起往事。等到客人离开后，许世友严肃地对秘书孙洪宪说道：
“来的人可不是王震将军，他叫王诤，你怎么能把这两个人弄混呢？”
“他可是通信祖师爷，曾经全军的宝贝。幸亏我认识他，不然就丢脸了。”
王诤是谁？许世友为何如此尊重他，对他有如此高的评价呢？
这还要从抗美援朝说起。
抗美援朝与U2飞机，发展现代化部队抗美援朝爆发后，为了在与我国志愿军的对战中取得更大的胜利，美国派出大量轰炸机，对我军阵地进行轰炸。
起初，我军的防空系统还能监测到美国的轰炸机，也能够准确定位到敌机的高度，方便我军及时进行隐蔽、反击。
可当美国在轰炸机上放置无线电干扰机后，我军的防空系统彻底陷入瘫痪，无法提前定位到敌机的位置和高度。
失去防空系统的帮助，志愿军们只能凭借自身经验寻找轰炸机。
有时候还没等发现敌机，轰炸就已经开始，战士们毫无防备，只能仓皇寻找掩体。
美国轰炸机，在无线电干扰装置的帮助下，掠夺了许多志愿军战士的性命。
面对如此大的牺牲，身为总司令的彭德怀坐不住了，他赶紧给中央军委发电报，强烈要求将王诤调入战场。
没过多久，王诤就出现在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他此行的最大任务，就是破解敌军的无线电干扰机。
为了尽快找到破解之法，王诤带着十几个人每天守在一线，终于在十几天后破解了敌人的干扰，改变志愿军一直以来的被动状态。
这一举，虽然粉碎了美国航空领域的阴谋，但对方依旧贼心不死，一直找机会入侵我国领空。
1960年开始，美国U2侦察机不停窥探我国边境，待看到我国并没有太强烈的反应后，U2侦察机开始频繁出去温州地区。
面对这种高科技侦察机，我国没有特别有效的解决办法，只能通过外交手段维护领空安全。
得知这一消息后，王诤寝食难安，带着雷达专家一同研究，重新调整雷达方案。
1963年，在U2飞机又一次入侵温州时，王诤等人配合导弹部队，先后击落5架U2飞机。自此之后，美国再也没有派出过U2飞机，入侵我国领空。
在击落的U2侦察机中，王诤发现了先进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在研究透其原理和构造后，将这种设备应用到国产飞机中，实现国产化、量产化。
在王诤的不懈努力下，我国无线电通信设备更上一层，逐渐占领世界领先席位。
但对于所取得的成就，王诤并没有骄傲自满，反而对未来部队电子信息化的到来，充满担忧。
从第一次反“围剿”开始，电台就成为我军传递情报的主要方式，并在接下来的作战过程中逐渐发展完善。包括抗美援朝战争在内，我国都是使用电台与各军区之间，进行联系。
直到王诤接触到一些从苏联回国的同事后，在与他们的交谈中，王诤听到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词——计算机。
在此之前，王诤已经敏锐地察觉到，电台逐渐在被淘汰，计算机将成为未来情报传递的新趋势。
与苏联留学回国的工作人员交谈后，王诤更加确定了这个想法。
王诤断定，信息化作战，将在未来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那想要建设一支现代化部队，就必须掌握情报的主动权。
想要实现这个目的，我国就必须抓紧时间发展计算机工业，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当王诤将自己的分析以报告形式呈现给毛主席后，得到主席的大力支持。没过多久，与计算机相关的信息化设备，就下发到各军区中。
有了新设备，王诤还是不放心，他亲自到各军区中，了解战士们对新设备的熟练程度，同时考察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在来到广州军区时，王诤发现这个军区在电子设备上，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于是在考察了整个广州军区后，王诤给许世友打了一通电话，而接电话的是许世友的秘书孙洪宪。
“你好，我是王诤，我下午要去看望许世友。”
或许是因为电话中有杂音，又或许是孙洪宪对王诤不太了解，所以孙洪宪将对方的名字听成了王震。
撂下电话，孙洪宪就赶紧向许世友报告：
“首长，王震将军下午要来看您。”
一听到王震要来，许世友十分开心，赶紧向秘书嘱咐道：
“快让人安排好饭菜，我要到门口亲自迎接。”
在许世友的期盼中，一辆小汽车缓缓停在面前，可看到下来的人后，许世友却愣住了，因为这个人并不是王震，而是中将王诤。
但许世友并未有任何不开心的想法，反倒是十分兴奋地将王诤请进室内，从长征聊到解放战争，最后聊到广州军区在电子设备上需要加强的地方。
送走王诤后，许世友对秘书孙洪宪严肃说道：
“你怎么把王震和王诤弄混了，他叫王诤。”
“在曾经的战争中，他可是全军的宝贝。”
从许世友的口中，孙洪宪才了解到王诤为部队做出的贡献，也明白了为何领导要将他称为“宝贝”。
王诤与吴人鉴，反“围剿”中立奇功吴人鉴（王诤原名）出身黄埔军校通讯科，对无线电设施极为精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民党军中，成为18师一名报务员。
虽然只是一名发报员，可吴人鉴却对国民党的官僚主义，深恶痛绝。他参军是为了报效国家，可国民党内部的一些行为，让吴人鉴萌生了退伍的想法。
1930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一次“围剿”。
也正是在这次战斗中，吴人鉴所在的18师被派上战场，结果被毛主席和朱德的口袋阵全歼，吴人鉴成了我军的俘虏。
在国民党工作时，吴人鉴就一直听说红军虐待俘虏，所以他以为自己难逃一死。
可没想到，红军不仅没有虐待俘虏，还对他十分照顾。
没过多久，参谋处长郭化若找到吴人鉴等电台工作人员谈话，希望大家能留在红军队伍里。如果实在不愿意留下，红军会给大家发放回家的路费。
在这段时间的相处中，吴人鉴已经完全了解了红军队伍，便第一个举起了自己的手。
就这样，吴人鉴成了红军的一员。为了避免自己的家人被国民党迫害，他为自己重新取名“王诤”。
这次战斗之前，红军各部队之间传递情报只有一个办法：派战士带着信或口令往返传达。
反观国民党，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将情报瞬间传达到千米之外。
在那段艰难的时期，有时我军传达情报的战士，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国民党就用电台完成了多次交流。
在信息如此落后的情况下，我军与国民党的战斗自然艰难万分。
碍于当时情况的限制，我军无法自主生产电台，甚至连会发电报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即便是在战斗中缴获了电台，也没有战士会用，最终只能藏在某个地方。
比如在第一次反围剿时，战士们缴获了一批电台、马达、电池等物品。可出于对国民党的憎恨，加上很多战士不清楚这些东西的用途，直接将其砸毁。
等到毛主席和朱德下令制止时，就只剩下半部电台能够使用。
1931年初，毛主席和朱德专门召见了王诤等人，毛主席还与王诤握手道：
“欢迎你们加入，红军的无线电工作就交给你们了！”
没过多久，凭借着这半部电台，加上缴获的几部电话机，红军成立了第一个无线电通信队，队长就是刚加入红军的王诤。
在我军设备还不足的情况下，王诤更多时候是给学员们传授基本知识，利用现有的工具进行发报练习。
与此同时，那被砸坏发报机的半部电台被派上了用场，除了收听国内外新闻稿件以外，还用它监听国民党之间的情报传递。
凭借着这半部电台，王诤在之后的反“围剿”战斗中，立下大功。
第二次反围剿时，蒋介石集结20万国民党军，围攻红军根据地。
只不过这时的蒋介石，并不知道我军已经组建了无线电部队，国民党军队之间还是采用明码进行沟通。
1931年5月，守在电台前的王诤，听到一则重要消息：
“我们明天早晨要出发。”
“去哪里？”
“东固。”
这是国民党第28师与吉安守军之间的电报。东固为红军的驻地，很显然，国民党28师明早就会对东固发起围攻。
王诤赶紧将听到的情报，报告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和朱德派兵在东固设好埋伏。
第二天，待28师一到，我军立刻将其围住，最终全歼了这支部队。
第二次围剿的失败，令蒋介石大受刺激，没过多久他又集结30万大军亲自指挥，誓要歼灭所有红军。
吸取上一次的经验，国民党不再采用明码发电报，我军也不能直接获取情报了。
但王诤曾在国民党担任报务员，对国民党的密码规律十分了解，没费什么力就成功破译出国民党的电报。
更重要的是，经历过两次反围剿后，我军的电台数量有所增加，王诤用一些废弃的材料自制小零件，修好了一些无法使用的小电台。
第三次“反围剿”开始后，为了保证各部队之间的联系，王诤想尽办法在每一个师部，都安装了一部电台，并为电台配备了专业的发报员，使得红军之间能够及时沟通，也能在第一时间能够接收、传递紧急情报。
在破获了蒋介石想要进攻赣南根据地的情报后，毛主席等人作出及时部署，获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可以说，有了王诤的加入，红军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无线电情报传输系统，在与国民党的战斗中立于不败之地。
作出如此大的贡献后，王诤在1934年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也正是在这一年，王诤开启了波澜壮阔的长征之路。
长征路上保护电台，红二、六军团重获消息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大部队不得不进行万里长征。这时的王诤，已经成为中革军委通信联络局的局长。
此时中央红军只有两部电台，想要与其他红军队伍时刻保持联系，就必须保证每时每刻，有至少一个电台能够接收到电报。
王诤本人负责一部电台的正常工作，另一部电台则交给了他的徒弟刘寅负责。
刘寅原名叫做刘达瑞，与王诤一样是国民党出身，没有受过太多教育。
凭借着自己的机灵，刘寅几个月就学会了收发电报。
第一次反围剿时，刘寅与王诤一同被捕。上文提到过，王诤是第一个举手参加红军的战俘，刘寅紧随其后第二个举手，并将本名“刘达瑞”改为了“刘寅”。
长征过程中，刘寅随着师父共同负责电台工作，确保中央红军与各地方红军之间的联系。
自从王诤加入红军开始，随着电台屡次立功，越来越多的战士明白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自然也明白了电台及王诤等技术人员的重要性。
湘江战役中，王诤为了保护电台被炮弹重伤，晕倒在地上，这可吓坏了周围的战士。
“快去找医生，王局长晕过去了。”
“快把电台保护好。”
......
好在王诤并没有生命危险，只要静养几天就可以恢复。可摆在大家面前的还有一个难题：晕倒的王诤如何过河？
长征途中时间就是生命，晚一分钟都有可能被敌人歼灭。部队已经接到渡江的命令，所有人都要按照时间执行，一刻都不能耽误。
可王诤是红军队伍中的技术人员，更在之前的反“围剿”中立了大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不能丢下他不管。
众人一番商议过后，就地取材做出一个小竹排，将王诤放到竹排上，大家一同推着他过江。
一边应付着随时都会落下的炮弹，一边要推着竹排，还要分出精力保护王诤的安全。没过多久，推竹排的战士就出现了伤亡。
等王诤醒来时，一共有7名战士牺牲在江面上。
得知这一消息后，王诤泪流不止。他没想到为了救自己的性命，竟然牺牲了7名战士。
从这一刻起，王诤下定决心一定要保护好电台，用自己的全部力量搞好情报工作。
不久之后，张国焘违反中央命令私自南下，王诤接到一个重要任务——与红二、红六军团取得联系。
自两河口会议后，朱德与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组成左路军，徐向前与陈昌浩率领红一方面军组成右路军，左右两路同时北上，中央机关则跟随右路军出发。
但张国焘畏惧胡宗南的军队不敢北上，私自带着左路军南下，并将朱德等人控制起来，自己另立了一个党中央。
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央与红二、红六方面军并不是直接联系，而是通过红四方面军转达。
自从张国焘控制红四军后，与中央和红二、红六方面军的密码，也被张国焘控制起来。也就是说，中央与红二、红六方面军，彼此失去了联系。
借着这个机会，张国焘冒充中央对红二、红六军团下达命令，配合自己的南下计划。
为了监听到红二、红六军团的消息，王诤用明码向其发送电报。
正在值班的无线电大队政委江文，收到电报后，立刻报告给了任弼时。
突然收到一份明码电报，任弼时担心是国民党的陷阱，于是用明码回电询问：
“恩，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于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第二天，任弼时收到了红四方面军签署的总部电报，电报中对任弼时提问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接到这份电报后，任弼时和贺龙等人十分开心，以为从此恢复了与中央的联系。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份电报是张国焘伪造的。此后的时间里，贺龙等人一直与这个假中央进行联系。
直到1936年，红二、红六方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收发电报时，王诤监听到红二、红六电台信号，亲自上机调整频率，找准时机呼叫红二、红六电台。
“我是总队长王诤，奉命与你们联络，请阎知非队长上机。”
阎知非对王诤的发报手法极为熟悉，立刻判断出王诤的身份。
但由于专用密码被张国焘控制，中央只能用明码给任弼时发电报，揭露张国焘分裂党组织的行为。
没过多久，在红二、红六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任弼时向张国焘要回了专用密码，终于与党中央重获联系。
叶剑英主持葬礼时间转眼来到1947年，经历抗日战争的洗礼后，王诤率领的三局（原中革军委通信联络局），在情报方面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工作人员也越来越多。
眼看蒋介石的行动越来越快，王诤每日都紧盯国民党的电台信号，生怕错过什么消息。
这一年的3月，三局破译出国民党的一份电报，电报中命令胡宗南闪击延安，打毛主席一个措手不及。
得知蒋介石的计划后，毛主席和周总理审时度势，立刻带着部队撤离延安。
刚刚稳定下来，王诤就发现毛主席和周总理眉头紧锁，一直盯着地图，时而在纸上写着什么，时而表情严肃地沟通着什么。
没过一会，王诤的手上多了一份4A级别的机密电报，他的任务就是要在3个小时内，将这封电报的内容发送给彭德怀。
原来在撤退过程中，毛主席发现一处适合埋伏的好地方，于是便命令彭德怀率兵埋伏。
就在王诤架好电线打算发电报时，却发现电报机竟然坏了一个灯泡。想要换上新灯泡，必须去几十里外的地方取。
战场上瞬息万变，耽误一刻就可能错失战机。王诤一边派人去拿新灯泡，一边派人监听胡宗南的消息。
不久之后，新的灯泡拿回来了，电报也按时发给了彭德怀。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彭德怀布下口袋阵等待国民党军，重创敌方31旅。
经过这次紧张的事件后，王诤更加小心呵护电台，生怕因为一个小零件而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在之后的解放战争中，毛主席能够决胜于千里之外，靠的就是准确且及时的电台。光是在三大战役中，毛主席看过的电报，就超过一千份。
我军能够凭借电台获得战斗的胜利，能够将电台发展壮大、成熟，离不开王诤的帮助。
凭借着加入红军后的功绩，王诤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个军衔，是对王诤的肯定和奖励，可王诤却将其看成是对自己的鞭策，从此更加努力地工作。
1973年，王诤应周总理所托，用不到3年的时间走遍全国研究所，以66岁高龄建成卫星通信地球站。
1978年，王诤身体出现严重问题，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8月12日晚，王诤病情恶化，200多位战友来到病房外探望。
第二天凌晨，王诤离开了人世。
工作人员将王诤后事的报告，送给叶剑英审批时，已经81岁的叶帅只写了5个大字：
“叶剑英主持。”
8月19日，叶剑英亲自主持了王诤将军的追悼会。
这位通信工程的鼻祖，就这样永远留在了八宝山公墓，只留给后人一段段传奇的经历。
从国民党俘虏到红军宝贝，从发报员到开国中将，王诤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最正确的选择，由此开始自己传奇的一生。
更令人敬佩的，是他对工作的认真态度，以及为了国家不顾个人安危的无私精神。
如果在郭化若挽留时，王诤没有举起自己的手，或许他一生只是一个叫吴人鉴的普通人，我们的历史上也会少了一位名叫王诤的高级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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