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火爆脾气真要命———傅斯年的刚直与胡适的委婉
2019年7月7日
张传伦
傅斯年堪比圣贤。就是脾气太火爆。
圣贤杀人，更亦诛心。傅斯年将两任国民党行政院长掀下马来，蒋介石不得不撤了宋子文、孔祥熙。
四九南渡来台，傅斯年依然禀性难移。
1950年12月20日晚上，在台湾省议会席上，议员郭国基罔顾事实，缘法作奸，指责傅斯年的台大学务，行政有私。事关台湾贫困子弟求学大事，傅斯年答辩时，情绪激动，越说越生气，突发脑溢血逝世。
傅斯年铜像
台湾社会各届人士惊闻噩耗，无不悲哀痛惜，台北台南，全岛上下一片肃穆，台湾大学的学生痛失敬爱的校长，更是恨死了郭国基，恨不得杀了他……
傅斯年墓园
傅斯年，字孟真。近代大学者，胡适最好的朋友。
孟真山东聊城人，文人世家，诗礼簪缨，门第显赫
傅斯年以耿直狷介、脾气暴躁、疾恶如仇、雄才独断著称于世。同事私下里称他为“傅老虎”，但都服他、尊敬他。他对国故学问充满了眷爱，又掌握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治学方法，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充满了温情，比他大不了几岁的海归胡适，受聘北大教授时，傅斯年、罗家伦等还是北大学生，个个天赋很高，胡适年龄和他们差不多，他到底有没有本事？凭什么让我等执弟子礼？若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一定把他轰下讲台，赶岀北大！
傅斯年
傅斯年见状说：诸位稍安勿躁，待我听他授课如何，再做理论不迟。
一堂课下来，傅斯年认了胡适这个老师。
认真叮嘱这一班同学说：胡先生可以，再不要为难他了。
胡适与傅斯年从此奠定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更是学林知识界并辔方驾的深文挚友。
傅斯年与胡适
胡适先生感荷斯年学养之深蔚，一向不以师尊自居。
1951年1月6日夜胡适写信安慰傅斯年遗孀俞大綵女士，仍然不忘说：
“……孟真待我实在太好了！他的学业根基比我深厚，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三十年如一日。我们见面时也常‘抬杠子’，也常辩论，但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而岀替我辩护。他常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意思是说，只有他自己配骂我。我也常说这话，他并不否认！……”
民国就是民国，民国的大人物都是这般禀赋，一样情操。
章太炎当年在日本与孙中山共襄共和大业，因怀疑孙挪用革命经费，偶致失和，一怒之下把孙中山像摔在地上，詈之甚烈，身旁的光复会的小兄弟讨好他帮腔附和，跟着骂，章太炎反身挥手便是一个大嘴巴，“孙中山只能我骂，你也配骂？！他是我们国家的伟人！”
傅斯年人品敦厚，对曾经帮助、引导过自己的人，从不忘却旧日恩义。
1932年陈独秀先生被执，斯年为之辩诬不遗余力，说陈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1927年李大钊慷慨就义，报纸消息有谓在北平“就刑”。傅斯年怒曰：“非‘就刑’，是被害。”
陈寅恪写诗赞傅斯年：“天下英雄独使君”。
学养学问差一点的，那怕是青年才俊，想拜他门下，也会遭他严辞峻拒。傅斯年辩才取士的标准相当严苛，当年燕大的学生王世襄，想考他的史语所，被他一口回绝，话说得让人下不来台，“燕大的学生，是没资格上史语所的。”世襄老人晚年忆此，仍然被他的霸气所慑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中国少了一位历史学家，却多了一位蜚声中外，大不可方的绝代玩家。
王世襄
清初顺治年间的第一个状元傅以渐是孟真的祖父，我没看过傅氏宗族谱牒，迷不知傅以渐是他的几世祖，此无关宏旨，嫡系子孙的傅孟真并不以此为荣，从未在人面前提起过傅以渐。
孟真是历史学家，吾华正朔的史学观根深蒂固。明末清初，江山易色，神皋横溃，家国殄瘁，血雨腥风中，孟真是多么希望他的祖上像张苍水、顾炎武、黄宗羲、归庄、瞿式耜……一样，一同策划恢复朱明统治的战事，这在傅以渐看来，试图与虎狼之师的清军拼死，实乃一番不自量力的搏杀，于事无补。
傅斯年幽思绵绵，神驰于三百年前风云变幻的遥远天际，却从心底敬仰崇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豪杰气概、英雄壮举！他因老祖傅以渐不惜行检，甘心仕清，甚感蒙羞而色惭，终老不稍褪。
傅斯年学问深湛，道德文章诚一代文士楷模，举世独见的谔谔不阿之士。
傅斯年是国共两党的领袖人物蒋介石、毛泽东都引以为重的大国士。
傅斯年与周恩来
傅斯年与蒋介石
傅斯年与毛泽东政见不同，可谓冰炭不容，当年在延安二人觌面，追忆往事，却是推谈甚惬，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在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五四”运动时，傅斯年是挥舞大旗，走在北大游行队伍前面的学生领袖，毛泽东做过北大的图书管理员，来阅报的人当中有傅斯年，罗家伦等，毛泽东对他们非常有兴趣，可傅、罗等人是不会有工夫搭理这个操着满口南方土话的“北漂”。
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年轻的毛泽东置身局外，寻山东梁山古道，考察水浒一百单八将的英雄遗迹去了。
当毛泽东称赞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健将，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贡献时，傅斯年客气的回答，况味良深，益见文化大师的风范，两句话标定了毛泽东的王者风范，“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听罢，不动声色，实已心颜大展，欣允其所请，书赠唐诗一首以贻孟真：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手书唐章碣诗并长跋，以贻傅斯年
毛泽东，傅斯年的政见不同，却有如此高度的默契，当晚毛泽东兴对故人，整整和傅斯年畅谈一个晚上。临别，写了这一条幅相赠，并附之长跋：“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
毛泽东在延安
傅斯年以脾气火爆闻名于学林政界，人称“傅大炮”，竟与孙中山“孙大炮”的绰号相同。在辛亥革命尚未成功之时，孙中山居海澨、处域外指挥国内武装起义，屡败屡战愈挫愈奋，梁启超日夜企盼革命早日成功，心里一时焦急，说孙中山是“远距离革命家”，此语难免偏颇，因为历史并不喜欢嘲笑正义事业的成功者。
“傅大炮”的威力巨大，想当年两炮怒射，打掉了国民党两任行政院长宋子文、孔祥熙，蒋介石不得不忍痛将此二人免除行政院院长职务。
蒋委员长曾有意与孟真通融，说是多少尊重些我委任的政府要员，孟真正色曰：“委员长我尊重你，也要我尊重你任命的人，打死我也不干。”蒋听了也沒脾气。
抗战胜利后，日伪时期在北京大学充任过伪职的教授，多有悔意，仍愿在光复后的北大教书，此时，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傅极知胡适的仁慈宽和，知他搞不定这些，告胡适说：得罪人的事我来干，待我一切理顺了，你在再履新不迟。
孟真施雷霆手段，三下五除二，“神鬼怕恶的”。
即使是周作人的求情，孟真也不肯稍做转圜，慷慨陈词，掷地有声：如若起用一个充任过伪职之人，便对不起抗战八年颠沛流离、倍尽艰辛的广大教职员工！
傅斯年和胡适之一样都是国民党的“深蓝”分子，忠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可以说终其二人一生皆是急国民政府之所急想国民政府之所想的知识精英，山河易色之际，胡、傅积极配合蒋介石的“抢救学人计划”，胡适进入最后一架南飞飞机的机仓一看，机上空荡荡，多数文化精英选择留在了大陆，胡适当场痛苦失声！深自惋惜。
胡适
鼎革后未几年，胡适昔日的好友，文化大师们纷份与胡适划清界线，当“记者问到靠拢学人朱光潜、顾颉刚、沈尹默等在大陆清算胡适思想，胡先生为什么不作声？胡先生答道：
“关于这，张其昀先生供给我很多材料。我早就说过，在xx的控制下，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连不说话的自由也没有。写文章骂我的，朱光潜，顾颉刚都是我的老朋友，他们写骂我的文章，还是引我的书里面的话。在铁幕里还有人看胡适的书，足见中“胡毒”的人还是很深，想清算也清算不了。何况思想是无法清算的东西。对于他们，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自由意志，我还忍心责备他们吗？至于沈尹默又当别论，我和他已有三十年不来往，他的文章彻头彻尾是谎话，不值得一驳”。
1950年，“路透社香港电文说胡适的儿子胡思杜在《大公报》发表文章痛斥其父，声言脱离父子关系，傅斯年很快在台北《中央日报》发表声明，对于中共用胡思杜名义诋毁胡适一事作严正澄清。”
胡适一家，右为次子胡思杜
傅斯年固然才华盖世，且对胡适愛护有加，但此一事他真是无法为之澄清的。
1950年留在内地的胡思杜发表声明与其父脱离关系，纯乎发自内心，简言之：此一时彼一时，“反右”时郁愤自杀的思杜又是怎样想的，不言而喻，一切的一切悔之晚矣！九州之大，又岂思杜一人？！
姚蓬子著批判胡适
孟真率真刚直，眼里揉不进一粒砂子，恰与胡适性格互补。
1936年12月12日清晨，发生“西安事变”，傅、胡当然反对这个下属劫持委员长的严重事件，傅的反应十分强烈！痛斥张学良的文章的题目是“论张贼之叛变”，而胡适的文章“张学良的叛国”，仅从题目上看便相当克制，“未呼之为贼，秉承的是他永远的温文委婉，胡先生当日拍给张学良的电报亦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西安事变
张学良与杨虎城
董存爵先生查到有关资料，记之曰：
“12月18日，胡先生写《张学良的叛国》，此文与傅斯年的《论张贼之叛变》一文当时由南京政府当局印成传单，用飞机投掷西安城内……”
此文是为读董桥先生新著《读胡适》感言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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