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先捋清楚粤语区珠江流域居民的历史发展过程。
先秦时期在岭南地区居住着诸多土著部落古汉人统称其为“百越民族”。
秦统一六国后开始攻取岭南征服百越，始皇派大将任嚣、屠睢分别带兵从东、西两线进攻，秦兵因水土不服、地形复杂导致战事不利，不断受到当地越人土著部落的偷袭，西线主将屠睢甚至大败战死。随后秦始皇派兵在西线开凿灵渠运河，连通了湘江进入西江(珠江支流)的水路交通线运送军队和粮饷。秦始皇又派赵佗带兵南下支援东线大将任嚣，并把“南征百越”战略改为“和辑百越”，秦军“南戍五岭”固守据点与越人僵持。后面百越诸部惧于秦朝强大的势力和秦兵“南戍五岭”的长久战略包围态势，最终“和辑百越”策略成功，百越诸酋长臣服，自此岭南百越划入了秦国版图中，并在岭南设立南海、桂林、象郡。
始皇本欲留几万兵马，收大军回中原，无奈岭南地大，山岭重重，人心不附。在主将任嚣的请求下，不仅没有收兵，还增派配偶、商贩入岭南充军。
秦始皇死后，南军主将兼南海都尉任嚣也因病去世，副将赵佗深知秦朝已无力派兵南征，遂打算自成一国。赵佗假作秦二世诏书，命其行南海尉事，并谎称贼兵将至，命令北部的横浦关、阳山关、湟溪关等守将将道路塞断，设兵防守。几年后秦朝灭亡，赵佗遂自立南越国。而生活在山区的西瓯族与骆越族大部分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不久秦亡汉立，南越国先是向汉朝称臣作为藩属国，后南越丞相吕嘉把持朝政宣布脱离中华称霸一方。汉武帝为一统江山永绝后患，先后攻陷夜郎国、南越国， 平定南疆。百越诸部纷纷向汉朝称臣，汉武帝下圣旨称“初开越地，宜广布恩信”，于是，取“广信”两字设立广信县，由于当时的南越国都番禺城被毁，岭南地区没有什么像样的大城市，广信县在当时成为岭南政治、经济中心，也成为了当时岭南地区使用汉人雅言的中心，但还远没有普及。如今广东、广西两省中的“广”字也是最早出自广信，以广信分隔东西。
从东汉到魏晋，岭南地区的土著民族，在史书中被称为“乌浒”、“俚僚”或“狸獠”，他们是西瓯、骆越的后裔，他们的语言是俚僚土语。
到了南北朝五胡乱华之后，来自北方各地的南迁汉人难民大量迁入岭南当地的原住民居住区（南越后裔，骆越、西瓯族），产生更广泛的同化融合。南迁汉人中有势力的宗族则占据了珠江冲积平原的有利位置，建立起很多宗族聚落。同时岭南珠江平原地区吸收继承了一部分中原汉族文化和先进技艺，文化地位和生产力都得到提高。
隋唐时期的岭南地区的望族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充实的人口使农业生产大幅提高，珠江平原的土地兼并发展出各州府豪门氏族，宗族势力逐渐坐大，如泷州陈氏、高凉冯氏，钦州宁氏、桂州李氏等等，都是这时期豪族大姓。在这些地区中原汉语与狸僚土语逐渐融合形成了统一的岭南古代方言，接近现今粤语的许多特征，因各地区汉人与不同百越方言的融合差异，产生许多古粤语方言片区，如钦廉话区域，邕浔话区域等等，而当时的广府话区域主要是泷州陈氏宗族控制。这些地方豪强并不安心接受中央朝廷统治时有冲突。
唐末开始战乱不断，泷州陈氏甚至称帝造反，但被唐玄宗派兵镇压造成人口大减。随后到五代十国与南宋时期汉人再次大批迁入带来中原官话，许多有实力的文人官吏富裕家族迁入，使得岭南古方言与中原官话再次碰撞融合。
而到了元代，受蒙古统治者人分四等的民族政策影响，汉族人南北方语言文化发展开始分道扬镳。北方官话（不包括晋语区）为了适应多民族广大地区通用易学性，对古声调产生归并现象; 而粤语继承了中古汉语和古百越俚僚语丰富的声调，形成了如今的状态。
关于广州话/广府话相对于整个珠江流域粤语方言的地位和影响问题。历史上，广东西江流域的肇庆府、梧州府、罗定府、高州府在行政级别上并不比广州府地位低，都是经济繁华人口鼎盛的州府。而这些地方曾经都是俚僚土著世居之地。岭南曾出现过两次因战乱而大量周边人口迁居的过程(简称：人口大换血)，一次是唐朝泷州陈氏称帝造反，后被唐玄宗李隆基派大军诛灭，波及整个珠江流域，这次陈氏势力的团灭打破了本地宗族势力几百年累积的基础。后中央王朝加强管治，并执行土著汉化政策。第二次是明朝对罗定州属地罗旁山土著大规模用兵，战败后仅存的本地土著势力大量逃往云贵川地区。待西江战乱平息，大量周边居民迁入实藉并彻底汉化。而广州城遭受过两次较严重的屠城，分别在唐末黄巢起义时期和明末清初耿精忠时期，广州遭屠城后西江流域周边居民逐渐填入，口音经历数次变化，所谓的标准广府话“西关口音”也是在清代后才逐渐形成。由此可见“广府话/广州话”的发展无论如何与西江流域白话都是密不可分的。
岭南地区的土著汉化不是像美国屠尽印第安人那种种族灭绝，而是彼此融合，即迁入汉民为日常沟通方便而入乡随俗说俚僚土语，俚僚人同样逐渐汉化后习汉俗说汉话。故此，无论两广粤语方言广白话还是北方话或是其他地区方言，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历过民族融合和发展变迁，各地方言都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保护的同时应当互相尊重、实事求是，“发明历史”更是要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