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人生的一所大学。古往今来，无数仁人志士都用世间最美的语言歌颂母爱。
唐代诗人孟郊有流传千古之诗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曾任美国总统的林肯同样留下经典名句：“我之所有，我之所能，都归功于我天使般的母亲。”
古代汉语里，“太太”是尊称，是“大圣人”的意思。所以有大德说，教育女孩最重要，因为女孩子长大后要当母亲，是人之根。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几乎都交给母亲。
这样的经典故事，最早出现在三千年前的周王朝。
周王朝时期，天子称王，正妻称后。王有一后；三夫人：皇贵夫人，贵夫人，夫人；九嫔：华嫔，德嫔，淑嫔，贤嫔，敬嫔，惠嫔，丽嫔，昭嫔，柔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女，共一百二十一后妃。
在中国的历史上，周朝三位开国先君的夫人，都以母仪天下的德范，辅佐和教化了开万世太平的数位君王。她们是夫君的良佐，是胎教的良范，他们是以女德化育千秋百代的周初“三太”：太姜、太任、太姒。
太姜
太姜乃古公亶父(本名姬亶)之妻，季历(本名王季)之母，周文王(本名姫昌)的祖母。太任乃季历之妻，周文王之母。太姒是周文王之妻，周武王(本名姬发)之母。
太姜外貌端庄美丽，性情贞静柔顺。为古公亶父生下了太伯、仲雍和王季三个儿子。起初，势力弱小的古公不忍心看到治下的百姓受外族的侵掠，决定迁徙。因他广积善行、以仁厚待人，百姓们扶老携幼，都纷纷追随他迁居到岐下。太姜以相夫教子为己任，成为丈夫最得力的左膀右臂，是周创始之时最贤德的良母。
周王姬亶特別钟爱小儿子王季之子姫昌，周都是嫡传，为了让王位传给弟弟王季，以再传于姬昌，身为哥哥的太伯和仲雍兄弟俩一起，主动逃到荆蛮之地，以成全弟弟儿子继承大业，此举成为中国历史上兄弟礼让友爱的千秋佳话。子孝母贤，这一切，无不是母亲太姜自小教导他们的结果。
太任
近朱者赤。有公婆的贤良与美德作表率，所谓环境育人；更何况太任生性端正严谨、庄重诚敬，凡事合乎仁义道德才会去做，太任将婆婆的贤良发扬光大。
太任是王季的夫人，周文王姬昌的母亲。而太任留诸后世令我辈知晓的，是她让人津津乐道的胎教故事。史载，“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相传，太任在怀周文王姫昌的时候，眼不看邪曲不正的场景，耳不听淫逸无礼的声音，口不讲傲慢自大的言语，嘴不吃气味不正的食物，睡从不歪着身子，坐也从不偏斜着，站不曾跛着脚……
太任算得上中国胎教的鼻祖了。这些看似自虐的作为，为其后出生的儿子打下了优秀基因的烙印。这样悉心呵护之下，文王生下来果然非常聪明，圣德卓著。《尚书》还记载有一段类似神话的文字，称文王姫昌出生后不久，有一只“赤雀”，嘴里衔着丹书，飞到了文王的屋子里。丹书上这样写道：“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不敬则不正；枉者废灭，敬者万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
“奉天承运”，文王出世便果然不凡，让“普天之下”的百姓得到了又一次教化。
由于自幼与众不同，姫昌因而深得祖父姬亶的疼爱；因教育得当，姬昌不负厚望继承祖先遗志。
太任为周王朝八百年基业铺下了一块极其关键的基石。
太姒
而为周王朝大厦铺下又一块基石的，就是太任的儿媳妇太姒。
身为周文王姬昌的夫人，太姒的名字我们或许有些陌生。但如果将她生下的十个儿子一一列出来，恐怕我们就得为这样伟大的母亲鼓掌击节，敬意有加——
长子伯邑考(姬考)，次子武王发(姫发)，三子管叔鲜(姬鲜)，第四子周公旦(姫旦)，第五子蔡叔度(度)，第六子曹叔振铎(姬振铎)，第七子成叔武(姬武)，第八子霍叔处(姬处)，第九子康叔封(姬封)，第十子季载(姬载)。
十个儿子中，长子伯邑考是神话小说《封神演义》的明星，因得罪妲己而遭到商王杀害。次子姬发，四子姫旦，左右辅文王。及文王驾崩后，立姬发为武王。而武王驾崩后，姬旦又辅佐武王年幼的儿子为周成王(姬诵)。那个姬旦，就是我们今天仍家喻户晓的“周公”。
从太伯和仲雍兄弟俩主动出逃礼让周文王姬昌登基，到周公作为叔父辅佐侄子上位，姫姓一脉的和谐与礼数，后世无论是帝王将相家还是普通百姓家，莫不感动与感慨。他们树立了家道人伦和亲情典范。
我们常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周王朝的三位女人，为周王朝八百年基业的巩固，联袂上演了一台千年大戏，是她们用博大的母爱与母性，奠定了周王朝坚实的三匹“砖”。
表面上看，周王朝硕大的舞台之上没有她们的影子，但她们却在另一个舞台，淋漓尽致地履行着属于自己的角色，让后世永远牢记，流芳千古。
有一种说法，我们今天把妻子称为“太太”，就是为了纪念这三位伟大的女性以身作则，力行八德。不知这说法是真是假，有无来历，但无论如何，都反映了人们对她们的崇敬之情。
《列女传》有诗赞曰：“周室三母，大姜任姒，文武之兴，盖由斯起。大姒最贤，号曰文母。三姑之德，亦甚大矣。”意思是说，周室三母，太姜、太任和太姒，周王朝的兴起与这三位伟大的母亲分不开，太姒最为贤德，号称文母。
却说当初文王因十分仰慕太姒的美德，大婚时竟破例亲自到渭水边迎娶。清澈而湍急的渭水没有桥，文王便把船连接起来，搭成一座浮桥，亲自把太姒背到了彼岸。
这样的爱情故事，这样的结婚典礼，就是放在今天，也是浪漫而温馨动人的。
史载，太姒成为文王夫人后，非常仰慕祖母太姜和婆婆太任的贤德。她极尽妇道，效仿前贤，以妇礼妇道教化天下，被尊为“文母”。与其夫君一道，形成了“文王治外，文母治内”，仁德治国，前朝后官琴瑟和鸣的和谐局面。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首我们今天还常常挂在嘴边朗朗上口的《诗经·周南·关雎》，就是周朝人赞颂文王及夫人太姒诗歌的其中一首。这些历代士子们吟唱了千余年的佳句，让一个贤惠、聪明、能干的周王朝的母妃，逐渐清晰地站在了我们眼前，那么亲切，那么和蔼，那么让人仰视。
不仅周王朝国内一片祥和，还引得诸多他国贤德士人归附于周王朝。“德”已经泛化为周王朝的外交“软实力”。古籍上还载有这样一个不羁的故事，说是虞国和芮国的国君为争夺土地，久难分胜负，就想找贤君文王主持公道。来到周王朝边境，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他们难以置信的景象：农夫相互让田，路人相互让路，男女分开走路，士人礼让大夫，大夫礼让卿相。他们蒙着脸惭愧地说：“我们所争的，正是周人所羞耻的。”彼此主动把土地全让了出来。
这一个看似奇葩的传说，较为生动地诠释了周文王治下的版图上，百姓怡然自得的生活图景。而那些从百姓身上体现出来的生活细节，正是太姒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结果。
周王朝如此注重于“德”，主要是因为有前车之鉴——夏桀寡德，商汤失心，オ相继走向覆灭。能够把“德”推向极致的，便是太姒的第四个儿子周公旦(姫旦)。
周王朝酷似三国时的蜀国，都相对弱小。周公可谓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因而不得不小心翼翼，个人的人格魅力便显得尤为重要。“德”的威力在这个时候便凸现出来。陕西岐山出土的青铜器毛公鼎，其铭文，详细记载了皇天对文王和武王的美德大为满意的情形。同时周公还发表《康诰》，语重心长地教育同胞弟弟姬封(排行第九，卫国国王)，要他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他“遵循父王的传统，弘扬父王的美誉，继承父王的遗志”，认为“天命是无常的，天威是可怕的”。显然，他们的道德并非天授，除残酷的争霸外，更多的或许源于母亲的言传身教。
对于政权而言，周人于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不如说是一种智慧。
说白了，相对于他们之前的夏朝与商朝而言，只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可谓“聪明的自私”。但这种聪明，于己，于人，于社会均有利，可谓“普世”。
周人的独到之处，则是在新政权诞生之际，把“德”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以德治国”。他们知道，既然“君权天授”，定要“以德配天”；既然“以人为本”，当然“敬天保民”。
遥远的周人，就已经知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才使得他们用“道徳倒逼”，残酷无情的生存危机告诉他们，只有如此，方能长治，方可久安。
周王朝“三母”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这个价值链条中最为重要的那一环。
我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可否认的是，人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社会习惯和良好风气的养成更是如此，太姜、太任、太姒不仅仅是三个“周王”的母亲，乃是周王朝所有百姓的母亲。一国之母的示范作用在遥远的周王朝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像太姜、太任、太姒接力棒似的“母仪天下”，方可能培养出像周人那样的中华民族“早熟的儿童”，也才可能诞生周公那样的“文化的始祖”。
德治加法治成就了姬姓天下，八百年的周王朝，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来源|《徘徊：公元前的庙堂与江湖》 作者|章夫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