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太平的时候，谁最忙碌？中国券商。刚听到这种说法的时候，我多少有点委屈，一有糟心事发生的时候，神经最紧绷、最任劳任怨的，不该是我们新媒体从业者么？竟然让券商抢走了这个“荣誉”。奈何明月照沟渠。
不过券商确实蛮拼的。每当有大新闻发生，甭管白天黑夜，只要一根电话线，分析会议就会第一时间召开。据说券商们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正如我们所料”。于是，土耳其打下俄罗斯飞机的时候，一个牛哄哄的段子横空出世：普京接入国内券商电话会议，只听第一句话，“正如我们所料！”
若券商真比章鱼帝还有先见之明，那可真是“得之可得天下”了。其实很多时候，人类洞悉自身的命运走向，也懂得足够多的道理，奈何现实总是迷雾重重，充满困惑。
迷雾
有 部叫《大同》的纪录片刚刚斩获了台湾金马奖。片子里有这么个片段：一群地方干部去大同考察，坐在大巴车里，滔滔不绝地分享拆迁经验。其中有个官员说，赶在 《拆迁条例》出台之前，我赶紧把那片地都给强拆掉了。他所说的《拆迁条例》从2010年起开始征求民意，2011年正式施行，最核心的诉求便是让强拆退出 历史。
那官员一脸得意，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那眼神很实诚。的确，他不是在吹牛，没说虚话。
大拆大建是利益输送的沃土，这几 乎是当下中国的一条政治常识。所有落马的“城建官员”，几乎都是栽在同样的问题上。拿宁夏“首虎”白雪山来说。最近媒体挖出了他的诸多轶事，细节丰富情节 生动。只是实在没什么新鲜，几乎所有的路，都被其他的“拆迁大佐”们走过，看到开头，就能猜得出结尾。比如在他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中，就没“亏待”他“一 手带大”的公司。
但非得说所有大刀阔斧的造城运动都是出于利益输送的目的，未免武断。所有热衷于城建的官员，胸中好像都有张雄心勃勃的城市蓝图，都有大干三五年、创造新历史的壮志。有时候你很难分辨，这究竟是汲汲于名利的算计，还是超脱的政治梦想。
那部纪录片的主角耿彦波，大概是当下中国最具争议的官员之一。他的样子很朴实，谈起他“文化名城”的雄心时，满眼的热切。他坚信自己迅猛强势的造城目标会造福后代，他崇尚巴黎和罗马：人们不远万里去欣赏它们，不是因为GDP，而是冲着文化去的。
但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想要多快好省地拆掉一个破败的罗马，重造一个光鲜的罗马，怎么听都像一个乌托邦色彩的寓言，看上去很美，却让人担忧。一个多快好省的乌托邦如何建成？不公、侵犯、伤害，几乎是绕不过去的基础材料，愿望再美好，也逃不过这宿命。
乌托邦的执念和权力媾和，即便没滋生出腐败，也定会毫不意外地孕育危险。想想那一车官员谈笑风生，带血带泪的故事就那样一笑而过，仿佛那都是些“必要的恶”。没了温度，美丽的理想便架空在虚弱之上，成了迷途。
迷途何返
因为吸大麻，迷笛音乐学校有十几个学生被警方带走了。一件挺让人痛心的事儿，据说他们当中最小的才17岁。
你 应该想得到，当音乐和毒品混合在一起的时候，最先发生化学反应的场所，一定是娱乐新闻平台。有时候我真挺佩服那些娱记的，本来挺悲剧的故事，能给他们写得 极富娱乐感。比如某篇娱乐报道就成功把迷笛的毒品事件写成了“摇滚圈半壁江山被一锅端”的故事，字里行间的心态，和他们窥视另外那半壁江山的时候，好像也 没多大区别。
这一年多来，吸毒的新闻频频出现在娱乐版。名字被曝光的时候，人们尽管会学着券商装作一副“正如我们所料”的样子，但还是掩饰不住讶异。风向真的已然大变，明星吸毒不再被姑息，不是闹着玩儿的。有关部门禁毒的决心看得见，不用再多解读了。
最新“中招”的是毛宁。谈论毛宁有暴露年龄的风险，但想起他多年来的沉寂，总有一种莫名的悲凉感涌上心头。事后有记者采访了他的朋友，朋友表示意外极了，说了些大概是“他人很好，怎么会吸毒”的话。甭管你承不承认，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吸毒者和“坏人”联系在一起。
音乐圈有种迷信，说毒品能激发灵感，从迷笛学校的事儿看来，这种迷信正代代相传。也许匮乏来袭的时候，人们容易诉诸撒旦吧，“吸毒找灵感”这事儿听起来，像是拿阳寿和撒旦做交易。与其说吸毒的人是“变坏”了，倒不如说他们无法抵御脆弱，心魔毁了理性。
除了善恶、好坏这样的二元对立，脆弱、迷茫、欲望、无知，都是人性的组成元素，你很难说它们是好是坏。但若想把人从迷途上拽回来，狠狠撞击这些人性的弱点是徒劳的。战胜迷信的，只能是科学，多做点务实的科普，比什么都管用。
拖延症
巴黎尚未从恐怖袭击中平复过来的时候，奥朗德就果断宣布，原定在11月底召开的世界气候大会会照常举行。奥巴马也说，“一小撮杀手挡不了全世界做重要的工作”。确认出席，这将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现在世界气候大会上。
无数人将人类的希望，寄托在十多天后巴黎搭出的框架上。但舆论并没有那么信心满满。在2009的哥本哈根，人们也像现在一样忧心忡忡又信誓旦旦，达成协议似乎毫无悬念。然而现实是，聚在哥本哈根的政要们，几乎空手而归。
气候变化进入当下最为严肃和紧迫的议题序列，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没什么难懂的道理，但人类就是在讨价还价中不能自拔，任由拖延症上身，仿佛生存危机都不如历史恩怨和眼前利益紧迫似的。
政 治似乎天然地不被信任。贯通各科的英国学者吉登斯爷爷在谈论气候变化的时，就语带讽刺地说，政治家关心的并不是如何解决问题，而是如何在问题中获取利益与 提升仕途。但政治似乎是人类最能仰赖的工具。气候被称作“世界最大的公共物品”，处理气候变化这样棘手的难题，除了统一的政治行动，还能找到什么办法调动 足够资源，去攻克破解呢？
此番大国政治家们的决心坚定，让人有些许宽慰。但被束缚在国家和“国际”框架里的政治，其实也挺让人担忧。资本天生没有国籍，它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比如“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果真能框得住逐利而动、身段灵活的资本吗？气候变化所孕育的，可能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全人类都该有勇气去面对。
人是一种容易陷入自负不能自拔的动物，总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而且思想跑得老远，脚步又常常跟不上。但拨开迷雾、走出乌托邦、治愈拖延症，终究都要靠远见又务实的行动。等到万劫不复之时，再说“正如我们所料”，就太凄凉了。
（文/张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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