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曾被誉为时代“抒情歌手”，他的经历和情感如此坎坷
文：老张在路上
01
1968年8月3日，作家杨朔服过量安眠药离世。
对于今天的年轻读者来说，杨朔这个名字或许早已经陌生。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杨朔散文曾风靡大江南北。他的散文代表作品《荔枝蜜》、《香山红叶》、《泰山极顶》、《茶花赋》、《海市》等，都曾经被选入中学课本，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
1984年，在全国十所高等院校18位专家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中，杨朔被称为中国当代散文第一人。全书在章节篇幅的安排上，介绍魏巍、刘白羽、秦牧、巴金的散文占一节，介绍冰心、吴伯箫的散文占一节，介绍曹靖华等的散文占一节。以上三节占据了一章篇幅。而杨朔却独立成章，分析他一个人的作品就占了三节篇幅。如此特殊待遇，表明了杨朔散文的地位。
在当代文学史上，那时的杨朔和秦牧、刘白羽当代散文写作三大家。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老师在课堂上讲解这三个人的散文创作，一般会说，三人中秦牧的特色以知识性见长，刘伯羽以雄奇见长。
杨朔散文创作则是著名的三段式结构：“物-人-理”或“景-人或事-情”，这在那个时代被称这“杨朔模式”。
这种模式大致类似于古代散文的托物寄情、物我交融。不过杨朔在营造意境时，常在谋取“情”的新意上做文章，也就是所说的最后画龙点睛。如借蜜蜂的勤劳创造而无所求的特点，来寄情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高尚情操；在泰山上没有看到日出，却看到一场更加壮丽的日出（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等等。
《雪浪花》叙述“我”在海滨修养时遇到一位人称“老泰山”的渔民，缘起是海边的几个姑娘正在嬉戏，追逐浪花，议论着礁石的坑窝。就在姑娘们感到不解时，一个欢乐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是叫浪花咬的”，发出这个声音的正是老泰山。随后老泰山来了一番说教：浪花心齐，“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教它变个模样儿”。结尾时便把开头的浪花和老泰山说的话来一个“上纲”：“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中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杨朔的散文， “抒情不是直抒，它先写一件事、一种物、一个人，然后再引出情和理。其中的情和理是主观上设计好的，因此所写的人物和故事实际上是作者思想的一个注解，用之则来，不用则去，没有本身存在的规律，是主题先行，人物紧跟。”（梁衡《真实，散文的生命》）
在那个时代，“杨朔模式”是一代人写作的“样板”。
《散文》1984年第10期发表的《散文现状纵横观》一文对某一天来稿的统计，“百件中竟有11篇是写小溪的，8篇是写日出的，5篇是写贝壳的。这些作者所在地域不同，职业年龄各异，但却如此不谋而合。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联想引申的路数也大致相同，最后‘升华’的路数也别无二致。”
杨朔散文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上世纪80年代初，已逝世十多年的杨朔散文东山再起，杨朔散文作为“十七年”散文公认的代表人物，受到推崇，被“经典化”。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杨朔散文受到一些评论家的质疑，甚到有评论家批为“台阁体”。
杨朔的多篇散文名篇创作于1961年，正值大饥荒年代，苦难的现实一点没有影响到他的赞美的激情。所以有评论指出杨朔模式的本质是假，是一个叫人“忘记自我、为空头政治服务的假模式”。
庄周在《齐人物论》一文中说，“用艺术的方式汇报思想，表达忠诚，虽不能说是杨朔首创，但说到影响，杨朔的确首屈一指。”
随着 “重写文学史”尘埃落定，杨朔散文从云端降回平地。陈思和1999年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关于杨朔散文的论述，仅仅是“时代抒情”概述下几句对“杨朔模式”的简单交待。
“杨朔的悲剧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剧。不仅仅是他的遭遇，也包括他的作品。”几十年后，杨朔当年曾经的同事资中筠说。
02
蓬莱，地处山东半岛的一座历史名城。直系军阀吴佩孚、台湾前“行政院长”孙运璇、知名学者阎崇年，原北京市市长林乎加等等，都出自于蓬莱。
杨朔1913年就出生于这个后来被他写进《海市》的蓬莱。
杨朔原名杨毓瑨，字莹叔，1937年改名“杨朔”。杨朔生于书香之家，父亲杨清泉是清末秀才，母亲柳端漪出身名门。在他不满5岁时父亲因病过世，从此家道中落。
杨朔6岁开始上学读书，13岁毕业于蓬莱县志诚高等小学。高小毕业后，杨朔跟人学英语，自修汉语。15岁时曾在母校初级班任初小教员一年。
杨朔愿望是走出蓬莱继续求学深造，然而困难的家境无钱供读，于是他决定出去闯闯，1929年秋跟随在哈经商多年的舅舅“闯关东”，就这样，杨朔来到了哈尔滨。
杨朔来到哈尔滨后，起初在一家私人银行工作，因有英文基础，经人介绍进入英商太古洋行工作。杨朔在洋行附近的石头道街租了一处房子，工作之余，他先是在一家英文学校学习英语，每周去三个晚上。后来又在哈尔滨法政大学（哈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学校）读夜校，选修古典文学。
在哈尔滨法政大学夜校读书期间，杨朔师遇到了他的恩师、时任中东铁路局秘书，兼法政大学教授的李仲都（又名李仲子）。
李先生是清末贡生，江苏吴县人，学识精湛，对古典诗文造诣很深，在哈颇为有名。交往中，杨朔的出众才华且刻苦好学，深得李先生的赏识和厚爱，便约请杨朔每周去他家里，专心为其讲授古文学。
在李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杨朔在诗词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他的诗文相继在《国际协报》和《五日画报》上发表，署名杨莹叔或莹叔。1936年杨朔在离哈前，李仲都先生曾设宴饯别，赠诗曰：“蓬莱山明水秀地，如此成才有几人。”
后来，李仲都举家迁往北平，建国后杨朔按照地址在京多方寻找恩师，一直未果，成为他心中的一大憾事。
杨朔在哈期间，正值国难当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的1932年2月5日，日寇占领了哈尔滨。
1932年春杨朔结识了中共地下党、时任《东三省商报》副刊编辑的方未艾（笔名林郎），共同的志趣和理想很快使他们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并通过方未艾认识了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金伯阳。
在他们的引导下，杨朔结识了青年作家黑丁、萧军、萧红、罗烽、白朗、孔罗荪、金人等，成为当时东北作家群中的主要成员之一。后来，由于日伪当局加紧对反满抗日进步作家的打击和迫害，大家被迫纷纷离哈南下寻求自由与光明。方未艾因工作需要调离，金伯阳则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1936年冬，因发表进步诗作和跟地下党有联系，杨朔受到日本宪兵队特务的威胁，扬言要杀他的头。杨朔在太古洋行经理的资助下，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乘南下的列车赴上海，离开了哈尔滨。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杨朔辞去上海太古洋行的优裕工作，奔赴延安，
1939年初，杨朔到重庆，他在重庆参加了全国文艺界组织的“作家战地访问团”，从重庆出发，经成都、宝鸡、西安，到达洛阳，从洛阳渡黄河进入山西中条山，深入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访问。
1939年冬，杨朔去太行山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从此随八路军在山西、河北转战。
1944年冬，杨朔在延安写下七绝《雪夜遣怀》：“四山风雪夜凄迷，夜色浓中唱晓鸡。自有诗心如火烈，献身不惜作尘泥。”这首诗寄寓了杨朔的追求。
03
建国初，杨朔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文艺部长，他曾经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身份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写出大量战地报道，创作了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荣获朝鲜人民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二级国旗勋章。
1954年，杨朔调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直到1968年辞世。
杨朔生前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他并不是独身主义者，曾经有过婚姻，不过他的婚姻生活充满了辛酸与苦痛。
杨朔父亲三十多岁时，感染时疫病故了，那时杨朔还不到5周岁。杨母觉得自己年轻寡居，把儿子拉扯大了，就该给儿子早日娶亲成家，只有这样，才算对得起祖宗，也算尽到了做母亲的责任。杨朔读高小时，母亲便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由，不顾杨朔的反对，硬是让杨朔与蓬莱城里一个姓衣的女孩订了亲。
举行订亲仪式那天，一家人和亲朋们兴高采烈，热闹了好半天，杨朔却一大早就跑到外祖母家里，用躲避的方法来表示对这桩婚事的抗议。此后，杨朔的精神负担一直很重，锁眉蹙额，郁郁寡欢。姐姐们偶尔谈及衣家的女孩子如何如何，他也总是冷漠地呆在一边，神情一派黯然。
1929年秋天，杨朔闯关东到了哈尔滨，在此期间，他曾有过女朋友。是一位姓阮的姑娘，正在读初中，对他颇有好感，常借故去找他。但杨朔由于自己已订了婚，不敢再接受别的姑娘的爱。出于朴素的孝心，杨朔总是不忍违拗母意。
1931年春天，杨朔回到蓬莱老家，与那个姓衣的姑娘完了婚。结婚那天，杨家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杨朔却神情木然，满面凄凉。他依照当地的旧习俗去迎亲，在欢快的鼓乐声和嘈杂的人声中，与新娘拜天地，入洞房。表面上一切顺理成章，事实上他却在吞咽着一杯苦酒。
婚虽然结了，然而新娘既无文化，相貌也平常，还缠过足，杨朔觉得实在难以和她相处下去。婚后，杨朔强压着心中的痛苦，忍泪装欢，以宽慰自己的母亲。
有一天晚间杨朔与好友们在外边喝酒，归来后，因醉酒而发泄满腔的怨艾，并放声大哭了一场。但当他酒醒之后，深怕惹母亲难过，便有意与新媳妇夜间高声谈话，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然而，他怎么也难以抑制心中的苦闷，因此发生了不止一次的酒后痛哭。
杨朔的要求并不高，他曾私下和姐姐们表露过，女方不一定长得美，只要有些文化，举止大方，待人热情，也就可以了。就是这一点，他也失望了。婚假过完回哈尔滨之后，杨朔就多年不肯再回家乡。
杨朔是个正直善良的人，从来不肯欺骗别人。自从家里有了那个母亲包办的妻子，他既不敢大胆地向别人求爱，也不肯接受别人对自己的爱。
在延安党校学习时，曾有女子向他求过爱，他却把感情深深埋在心底，默默地忍受着寂寞之苦。他将自己这段不幸的婚姻久久地封藏在内心中，从不跟任何人提及包括他最亲近的朋友，所以别人一直以为他是独身。每每有人劝他成个家时，他总是笑一笑，推托工作忙，拒绝谈论此事。
1947年春天，杨朔到沈阳采访，遇到旧友罗峰、白朗夫妇。白朗是个热心的人，很关心杨朔的婚事，给他介绍了一个姓尹的女京剧演员。这位女艺人出身很苦，长相秀美，戏也演得好。杨朔曾看过她演的戏，却不肯答应这桩婚事，结果惹得白朗十分生气，说是再也不管杨朔的婚事了。
后来，亲友们偶尔与杨朔谈及此事，问他是否计较那位女演员在旧社会的经历，杨朔却摇头表示否定。他说他当时东奔西走，行踪不定，不愿让人家跟着受累。再则，他说自己从事写作，需要安静的环境，而一个演员每天要吊嗓子练唱，生活上不协调，结合在一起是很别扭的。
1949年，杨朔进了北京，这时才得知他在老家妻子早在抗战时病故了。然而，心灵上的创伤，却终生再难以平复。他曾经说过，人人都有过爱情，然而他当年爱的是谁，却从未讲过。这已成为杨朔的终生之谜了。
（从左至右赵树理老舍杨朔）
04
1968年8月2日凌晨一两点钟。据学者资中筠回忆，杨朔当时被隔离审查。
到了半夜，资中筠忽听有人喊杨朔出事了，猛地醒了过来。“一个姓姚的隔离对象的床与杨朔挨着，他起来上厕所，发现杨朔的样子不对劲，推他不醒，才感到有问题。”
杨朔被紧急送往北京医院，终于不治。
关于杨朔的死，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因感染肺炎去世。另一种说法是，被迫害致死。还有一种说法是，自杀身亡。
资中筠一直觉得杨朔很“无辜”，因为他是个思想上力求进步，十分注意自我改造的人。
尽管如此忠诚保持一致，杨朔也没能逃脱挨整的宿命。
杨朔一直单身，胞弟杨玉玮的女儿杨渡不满一岁时就过继给杨朔作养女。杨朔去世时，杨渡仅是十岁出头的小姑娘，此后她跟着生父杨玉玮一直为给杨朔平反奔走。
（左为杨朔）
杨朔的外甥女韩毓丽多年后，在朋友帮助下，得到了杨朔的病历。从北京医院的病历看，8月1日这一天，杨朔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
资中筠说，当时大家都知道杨朔有严重的失眠症，离不开安眠药，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有机会储备了足够致命的安眠药。
1979年，外交部最终做出杨朔“被迫害致死”的结论。1980年，为杨朔举行了追悼会。
（本文图片为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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