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幕“雷雨”式的豪门恩怨惨剧，一个重病检察官的最后一案，看似是包裹在邪魅鬼祟之下的人伦惊变，却在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我杀死我自己”的科技寓言。这就是根据当代著名科幻作家江波的小说《移魂有术》改编而成的电影《缉魂》所讲述的故事。
2020年，对于中国、乃至全球电影业都是充满着魔幻色彩的年份。由于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虐，世界各国的电影业都备受打击。即便是曾经风头无两的好莱坞商业电影巨头们，在小小病毒面前也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或者转战他们一度完全不放在眼中的流媒体平台，或者雪藏起已经拍摄好的大片或者拍摄计划，苦苦等待疫情警报的最终解除。即便是那些勉强上线的大片，日子也并不好过——诺兰的《信条》曲高和寡；《X战警：新变种人》格局太小；号称“2020年唯一院线上映的超级英雄电影”的《神奇女侠1984》则把观众们期待的“动作特效大片”硬生生的演成了少女心爆棚的童话故事。而这三部广义上的好莱坞科幻大片的相继“扑街”，让曾经诚心诚意想以好莱坞为师，希望习得科幻电影精髓的中国电影人瞬间陷入了“凌乱”之中——中国科幻电影之路到底该怎么走？
其实，早在2020年8月出台的《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坚持科幻电影发展正确方向，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培根铸魂、彰显中国价值、传承中华美学，植根当代中国创新创造，把握科技前沿、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家精神，推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努力打造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中国科幻电影。简而言之，中国的科幻电影要有中国特色，中国科幻电影要走的道路就是要把中国性和科学性，艺术性和人文性有机结合起来的道路。
很显然，2019年春节档期上映的《流浪地球》和《疯狂的外星人》就是这种中国特色科幻电影的有益尝试。而且，无论是口碑还是票房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流浪地球》，不仅在国内票房长红，而且通过网飞（Netflix）平台实现全球在线播映，成为了展现当代中国软实力的一张新名片。而也是在2019年，同样顶着国产科幻大片的名头在暑期上映的《上海堡垒》却遭遇了“滑铁卢”。不仅巨额的前提投入血本无归，连带主创团队的专业能力受到质疑，主演的商业价值大幅缩水。从此，科幻片能赚大钱，但是搞不好也会血本无归，开始成为中国电影界的新共识。
然而，电影作为一个行业，在整体上必须遵循商业原则。如果中国的科幻电影只有“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这条“三高”的道路可走，那就将注定中国科幻电影会变成一个极其稀有的片种。毕竟从商业投资的角度上看，如果投资项目蕴含着高风险，同时又没有有效的风险对冲机制。那么，这样的商业投资即便可能有较高的收益前景，也注定是赌博性质的。所以，如果不想让中国的科幻电影沦为影视投资的“赌场”，就必须在关注“科幻大片”的同时，寻找低成本科幻电影的发展路径。而《缉魂》则恰恰是在这个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尝试。
与《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的原作者刘慈欣一样，《缉魂》的小说原作者江波也被认为是中国科幻文学界“硬科幻”作家的代表。但作为《缉魂》原著的《移魂有术》恰恰是江波作品中少有的非硬核作品。而提到《移魂有术》，就又不得不提到1999年出现在高考语文试卷中那道著名的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是新中国高考语文考试的作文试题中第一次科幻类试题。而彼时正处于“跨世纪20年”中的中国科幻文学也正处于向上寻求突破的转折点。大众因为这道“奇妙”的高考作文题，而对中国科幻的观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也成了日后中国科幻文学创作获得突破的重要外因——起码，老师们失去了将科幻杂志作为“闲书”没收的充分理由。
作为1996年就考入清华大学就读的高材生，江波没能在考场上与这道经典考题遭遇。但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个题目还是吸引了他，并最终促使他创作出了小说《移魂有术》，发表于《科幻世界》杂志2012年第5期。最终摘得第三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中篇小说银奖。
其实，“记忆移植”可以算是相当古典的科幻创意了。这一类型最早的一部经典作品就是俄国（前苏联）科幻小说家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的《陶威尔教授的头颅》。只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当时科幻作家的设想还是将整个头部连通大脑中的记忆一起“活体移植”。以今天的视角来看，称之为换头术更为准确。不过，随着脑科学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将人脑中的记忆信息数字化，并进行复制就成为了一项有研究意义的科学命题。而且，尽管我们对人类“意识”的本质还没有统一的看法，但不可否认的是，记忆是人类意识产生的重要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复制了记忆就约等于复制了意识。而从人的外部性，也就是“个人”是庞大复杂的社会关系的节点这个角度出发，如果A能把自己的全部记忆全部复制给B，那么B作为A的复制品，理论上是可以替代A的全部社会功能的。如果这个过程可以无限重复下去，那么这个人就可以获得社会意义上的永生——这无疑就是对所有人都充满诱惑的“生命禁果”。
笔者曾经多次提到，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拥有不同的“类型核”。而能否进行有效的类型核转换，就是科幻小说改编电影能否成功的关键。显然《缉魂》在这方面是成功的。而更难能可贵的是，《缉魂》给电影业界带来了一个“弱特效”、强剧情的低成本科幻电影的模式范本。
科幻电影的类型核是“基于科技造物的视效奇观”，而绝大部分科幻大片为了实现这种视觉奇观，都必须依赖强大视觉特效的加持。但是，如果这样机械地理解“视效奇观”，那显然对电影的理解就太过肤浅了。如果说，小说《移魂有术》的类型核是“通过改变DNA实现记忆移植”，那么到了《缉魂》中，这就变成了让整部影片的叙事逻辑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也有很多人认为，《缉魂》是穿着科幻外衣的悬疑片。但笔者更愿意称之为悬疑科幻片，其中关键就在于本片的视效奇观不是靠电影特技手段进行物理化的“硬”添加，而是靠反复的剧情打磨和人物弧光的构建进行心理化的“软”编制实现的。
准确地说，《缉魂》的类型核是伦理。这是普通电影观众都很容易理解的主题。影片的第一重悬疑是围绕着家庭展开的。王世聪是王氏集团的主席、身价不菲，却也是豪门恩怨的风暴眼。因其婚后“出轨”，令妻子唐素贞精神失常。唐素贞不得不从邪教中寻求精神慰藉，最终自杀身亡，临死前对丈夫发出了恶毒的诅咒。而王世聪自己也在妻子自杀后不久患上了绝症。王与唐的独生子王天佑本来是人人艳羡的“富二代”，但因自幼生活在扭曲的家庭关系中，养成了偏执的性格，在邪教信仰和麻醉品的刺激下，为了替母亲报酬而做出是弑父的行为。表面上看，王家就是纲常败坏“自作孽”的典型。而检察官梁文超本来正值壮年，却不幸罹患癌症，妻子阿爆身怀六甲，但丈夫却可能见不到孩子出生。这无疑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人伦悲剧——“天妒英才”。
当这两个悲剧的主角梁文超与王世聪在影片中第一次见面时，两人已经阴阳两隔。此时的梁文超自知已经时日无多，为了能给妻儿多留一点“存项”，依然拖着病体，回到检察官的工作岗位，指挥对王世聪案的刑事调查。当梁文超拨开案件的第一重迷雾时，这就是一个再单纯不过的豪门人伦凶杀案，而片中“鬼上身”等元素让人们颇有一种廉价悬疑片的既视感。但随着调查的深入，剧情开始翻转，原本看似处于案情核心之外的王世聪现任妻子张燕和王世聪的好友兼公司技术总监万博士，身上的嫌疑却越来越大。尤其是当身为刑警的梁妻阿爆在得知，万博士与张燕之间似乎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以及万博士正在研究一种用RNA作为载体的技术癌症治疗技术后。她做出了一个违背她职业伦理和操守的选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能够指证张燕才是真凶的证据，去换取万博士及王氏集团的实验团队为他的丈夫进行免费的RNA治疗。但当梁文超得知真相后，他却也陷入了两难的困境。身为检察官，与公，他理应揭发妻子，指证真凶，但与私，妻子之所以铤而走险，完全是想延续他的生命，尽管这种疗法无法让他痊愈，而由疾病带来的机体功能失调，也让他痛苦不堪，但他非常清楚，自己活着本身就是妻子和未出事的孩子最大的精神慰藉。更何况，如果他与妻子的情况对调，他说不定也会做出跟妻子同样的选择。在此，梁文超掉进了职业伦理与亲情伦理的矛盾陷阱之中。
帮助梁文超从陷阱中脱出的是整个案件的又一次翻转。梁文超在之前的调查中发现，所谓“用RNA治疗脑组织肿瘤”的技术，还有一层隐秘的应用方式，就是把一个人的记忆转移到另一个头脑之中，从而实现记忆移植。这就让在上一次翻转中形成的“生意伙伴与二婚妻子暗通款曲，上位小三儿谋害亲夫，嫁祸继子”案件叙事出现了漏洞。而突破点则是出身孤儿院的万世聪第二任妻子张燕，自从搬入王家大宅后的行为举止突变。最终，随着万博士向梁文超坦白，才让包裹在最内层的真相展现在世人面前。原来，王世聪与万博士其实是同性恋人的关系，但是因为忌惮世俗的眼光，王世聪选择了与万博士所在研究所的女研究员唐素贞“形婚”。但王与万在王婚后，仍旧保持原有的关系，并且两人都没有向唐吐露真情。这让唐疑心万世聪有外遇，逐渐走向心智失常。万博士出于愧疚以及以往的同事情谊，时常去探望唐，并听她倾诉。这让唐产生了对万博士的情感依赖。于是，王、万、唐三人之间就陷入了极其诡异的三角关系中。最终，唐在得知了王与万的真实关系后，精神彻底崩溃，并选择了自杀。此后，王身患绝症，为了能让自己继续存活在世上，他选择了让身为孤儿的张燕做自己的还魂之“尸”。而之所以要选择一个女身，是因为王竟然还不满足于侵夺张燕的躯壳，竟然想让张燕怀上自己的孩子，再利用张燕剩下的这个孩子，让孩子成为自己移魂的又一个载体。从而，获得永生。然而，王世聪忽略了一点，尽管张燕的身体承载了王世聪的全部记忆，但当王世聪和以张燕面目示人的“王世聪”同时存在后，两人便成为了两个独立存在的生命个体，纵然记忆可以复制，但王世聪是无法把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张燕脑内的“王世聪”共享的。但是，当王世聪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终结他性命的降魔杵已经重重地砸在了他脆弱的脑壳之上——“王世聪”终结了王世聪。到此，观众们也终于得知，身为科学家的万博士为了感情，突破自己作为科学家的科学伦理底线。而王世聪要挑战的是，曾经被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生命伦理”。
此时，片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都成为了身负罪孽之人。而作为涉案类商业电影的一般原则：片中角色无论正邪，只要犯罪就必须受到惩处。但是，如果生硬地把所有人的罪行公诸于世，让各个角色去领受应有的罚则。且不说，观众在情感上能不能完全接受，就算是“王世聪”杀王世聪这种超脱认知常识的事情，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也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电影通过自身的叙事逻辑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空间”，处于电影空间之内的人物有自身的认知方式和行为逻辑，是不能像电影之外的观众那样开上帝视角的。就是记忆移植技术本身一旦被公众所知，又不知道会引来多少像王世聪一样觊觎“永生”的好事者。所以，作为电影创作者来说，必须在保守秘密的同时，让所有人的罪责受到相应的惩罚。幸运的是，《缉魂》构建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叙事通道，成功地把所有故事线和情感线全部回收。在得知，张燕本人的记忆资料已经被王世聪销毁后，梁文超和万博士相互配合，制服了以张燕面目示人的“王世聪”，然后通过技术手段洗掉了王世聪的记忆，然后将梁文超的记忆植入到了张燕的脑内。随后，坐在轮椅上的梁文超向自己的上司自首，表面上是顶替妻子揽下了妨碍司法公正的罪责，实际上也是为自己的“夺舍行为”负责。而以张燕面目示人的“梁文超”，也向警方自首，主动承担下了杀害王世聪的罪责——其实，并不冤枉，因为梁文超确实等于是跟万博士合谋杀死了“王世聪”。而万博士则用毒药自杀身亡。一年后，阿爆也向警方自首。影片最后以“梁文超”和妻子阿爆在狱中另类的夫妻团圆告终。
尽管无论是片方在宣传过程中，还是影评人在评价本片的过程中，都更愿意将《缉魂》定位为由科幻元素的悬疑推理片。但如果我们抽取影片中“记忆移植”这个科幻设定，那么全片的叙事逻辑也就随之奔溃了。因此，《缉魂》毫无疑问是一部货真价实的科幻片。尽管其中也有一些貌似怪力乱神的情节内容和种种展现未来高科技的机关布景，但在底层逻辑上依然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的“纲常伦理”和道家的“道法自然”——如果影片中的角色都能坚守自己的伦理底线，所有的悲剧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而无论科学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想要突破自然规律，逆天改命，甚至借尸还魂，最终也不过是南柯一梦罢了。
而如果《缉魂》能够取得不错的票房成绩，那对于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也将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毕竟在当今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科幻大片，越来越靠烧钱堆特效营造大场面吸引观众时候，《缉魂》则是以一种更加纯粹的电影化方式来展现高科技的发展对于社会和人性的深层次冲击，或许更加贴合“Science Fiction”的经典定义。
节选版发表于《文艺报》2021年12月29日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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