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航路开辟之前，中东城市在经济方面非常活跃，手工行业兴盛，商业贸易繁荣，贸易中心与货币体系都已形成，并且他们还试图建立属于自己的世界经济圈。新航路开辟后，则影响了中东城市原本的发展方向。虽然新航路开辟后，中东城市暂时没有立即衰败，统一的奥斯曼帝国和地中海商路还在继续为中东城市的繁荣发展发挥着作用。但新航路的开辟破坏了中东传统的贸易体系与贸易模式，出现了专门为西方人服务生产的农副产品区域，中东城市的贸易模式渐趋接近西方，两者贸易在相互靠拢的情况下差距却越来越大。从长远看来，新航路的开辟确确实实导致了中东城市的衰败。
第一，打乱了亚洲传统的贸易体系，葡萄牙人从根本上打破了亚洲贸易体系组织。自从达伽马开辟新航线和哥伦布发现美洲后，他们和在他们之后的人们在广阔的土地上纷纷建立一些相似的制度。尽管16世纪的时候，地中海商路在东西方贸易过程中仍然还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是，亚洲人却逐渐丧失了对交易要道的掌控。16世纪近代资本主义悄然发芽时，东方就注定落伍了，技术、资本、物资以及对于航线的控制全然换了主人，西方正在逐步崛起。在黎凡特地区，物价低廉，但西方的白银今日这里却能自动升值，购买力得以放大。因此东西方两个区域的生活水平逐渐拉大。
第二，出现了依附性的、专门为西方人服务生产的农副产品区域。克劳德指出，在伊斯兰世界中，他们对于剩余生产缺乏兴趣，因其本身在撒哈拉商路上获取黄金的是便捷的，这个巨大的经济来源使得他们对于发展本地的生产失去了动力。而西方商人在经济上从不处于优势地位，经济来源、经济获取都更加的困难，所以他们更具有冒险精神和探求精神。16世纪，西方逐步建立殖民据点，亚洲商人也逐渐顺从他们。在政府的支持下，西方商人是比亚洲商人更具有优势的。借助新航路的开辟，资本家们携带资本建立殖民据点，寻找市场、原料等，整个欧洲都沉浸在财富的积累中。中东城市在这种环境下，逐渐成为欧洲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
第三，新航路的开辟改变了传统的贸易模式，使几个世纪以来的中东贸易转向了欧洲方向。穆斯林商人虽然善于经商，但对于新路的探求并不像西方人那样有着强烈的渴望，他们一直满足于自己所经营的路线与成就，因而他们自我超越意识不强烈，并且朝着固步自封的状态发展。
伊斯兰地方主义的缺乏使得城市在商业上没有侵略性。与11世纪狂热圣城的比萨人相比是遥不可及的。地方主义缺乏另一个体现是政府对于商业的干预政策，马穆鲁克人是因为经营贸易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收而对贸易是有点兴趣的，但是他们缺乏建设性的计划去支持长远贸易的发展。伊斯兰地区的城市处于相对被动中，他们缺乏良好的自治与武装，在与其他欧洲城市争夺贸易的时候，是完全处于下风的。如开罗在17、18世纪贸易仅仅局限在红海附近，因而海上活动的主动权就拱手让人了，对于从海外获得原料、资本、市场等就不可能，而这种所或缺或缺的又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必不可少。与此同时，欧洲的外贸有了变化，新航路开辟使得欧洲国家走出去并建立殖民据点，贸易方向发生了转移，从中非转移到欧洲与大西洋，西非的金粉贸易也在逃离穆斯林，奴隶贸易也从北非转移带了美洲。从这看来，地中海地区与欧洲大西洋沿岸地区相比，地位明显下降，欧洲正在形成以大西洋为中心或者以欧洲为中心的新的贸易。
新航路开辟引发的商业革命导致世界贸易内涵发生了变化。16世纪之前，香料是东方运往西方最主要的商品，西方则把黄金白银运往东方。但之后的海外贸易产品如可可、咖啡、多多果等新物品传入西方，不仅成为主要的消费品还提高了其商业价值。在国内市场继续扩大的前提下，商业价格能使各阶级发生一定的变化。手工业者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商人、企业家，然后他们在继续壮大事业，中产阶级的财富则越来越多。同时，贸易量也随着商业革命的产生有所提升，1698年到1775年，进出口产品量都增加了4到5倍。毫无疑问，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左右，西方社会的技术、思想、社会变化对于近东社会都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第四，中东城市越来越靠近现代商业网。地理大发现造成了第一次国际分工，全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整体，南北美洲、非洲和亚洲在西欧的掌控下分别提供原料、人力和奢侈品，正逐渐成为他们的经济附庸。在这之前，穆斯林世界一向可以自由穿梭在欧亚大陆，但是，新航路开辟后，欧洲尤指西欧可以将南北美洲、非洲以及穆斯林地区等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纳入同一个经济圈中，欧洲取代穆斯林世界形成了一个新的、范围更大的中心世界。
地理大发现将世界贸易中心从传统的地中海转移带了大西洋沿岸。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贸易网正在悄然崛起，这种贸易借助更为广大的消费市场，能够将消费品多多出售。
在现代商业网中。远程贸易是资本积累和资本、商品流通的重要手段，在正常法律框架下，商人在广大的市场内获取更多的利润。在拥有足够实力（资本）的情况下，能够在当地获得更多的信用贷款与接收更多的商业消息，在远程贸易途中能够有第三方合作伙伴。由于中东城市缺乏着向外探求的精神与失去了贸易中心的地位，在欧洲形成的现代商业网中，并不能成为主导地位，只是正在靠近或者被纳入进去。
第五，中东城市与欧洲贸易存在半殖民性质。产生这种情况是有以下几个原因的：首先，欧洲人是更具有向外探求的欲望与精神的，他们不断更新制造更为方便、安全、快捷的船只以及更为实用的武器，在新航路开辟后，就带着这些东西去探求更为广大的世界，寻找更大的市场和获取更多的资本。其次欧洲商人在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更具有优势。1535年，苏里曼一世与弗朗西斯科一世签订条约，法国商人从中得到许多特权。这些签订的条约大部分都具有不平等性，在关税方面尤为体现，欧洲商人只需交4%，而本地商人关税却高达10%，所以生意竞争上，本地商人是完全处于下风的。最后，在与欧洲贸易途中，无论是海上还是陆上，都会经常遭受到抢劫，由于没有统一的经商标准，所以当实力更落的一方去实力更强的一方，总是会有更重苛刻的规定。这些都对中东的贸易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阻碍，正如1625年奥斯曼帝国的一位官员记载：欧洲人控制着整个贸易环节，以前印度、中国货物都是经过穆斯林城市再转往欧洲其他国家的，现在欧洲国家的船只直接将货物运上船，然后销往其他地区。他们将货物价格提高再卖给穆斯林国家以获取黄金白银。
我们知道，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就预示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新航路的开辟，使资产阶级能够更有效的到达目的地，他们携带的资本、经验、货物使当地的交易方式和交易内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殖民地地区，这种新变化正在渐渐地使封建内部的革命悄然发芽。西欧城市对于市场开辟的渴望要远远大于中东城市，从新航路开辟时，他们就牢牢将这些新航线掌握在自己手中，去寻找新的更广大的市场。而中东城市却不尽相同，他们在面对新航路开辟时，还沉浸在自己的成功中，还在为自己掌握的传统商路而欣喜，商业范围还在原有的商业圈中，没有扩大。在17、18世纪，他们的船甚至还没完全到达印度洋，自负与信心的不足，使他们的商业活动范围主要停留在港口，海上远程贸易一直没有他们的身影，因而这些使的在资本主义萌芽到发展的过程中，缺失了广大的海外市场，资本主义发展缓慢且内力不足。西方势力逐渐取代了东方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强势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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