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香港四大家族之一郭得胜，心脏病发作去世。
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霍英东、邵逸夫、包玉刚等商业大佬出席他的葬礼。
有人说，这6位扶灵者一手掌握了半个香港的经济命脉。
与其他5人相比，包玉刚的名声远没有他们大，但财富实力却丝毫不差。
生前，包玉刚拥有15645套房产，靠着当包租公，每年就能有300亿入账。
名下的房子，就算一天住一套，也要花上42年的时间。
这种“痛苦”，普通人无法体会。
他的投资项目遍布全球，业务涉及地产、金融、运输、酒店等领域，家产达5000亿。
这一切，包玉刚是如何做到的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扒一扒这位商业奇才。
（包玉刚）
1918年11月，包玉刚出生在浙江宁波镇海上的钟包村。
父亲包兆龙在湖北汉口经营着一家鞋铺，经常往返于浙江、湖北。
包兆龙在外工作，妻子陈赛琴就在家照顾孩子，孝敬婆婆。
在包玉刚出生之前，包家已有一子一女，长子玉书、长女爱菊。
之后，陈赛琴的肚子就没消停过，陆陆续续又有了儿子、女儿。
最后，加上包玉刚，包家一共有7个孩子，子孙满堂。
（包玉刚一家）
母亲陈赛琴出身名门闺秀，经常跟孩子们讲包家祖先的创业史，包玉刚深受震撼。
包兆龙虽然常年在外，但对几个孩子的教育，丝毫不敢松懈。
很早的时候，他就将两个小儿子送去叶氏中兴小学学习。
当时，叶氏中兴小学是宁波有名的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学风浓郁。
在这里，包玉刚遇到了自己的启蒙老师。
丁伯荣老师成立了“中兴学生自治会”，下设多个部门，选出为大家服务的“小公仆”，由学生管理学生。
老师操办《钟声》墙报，并选择包玉刚为墙报的“小公仆”。
借此机会，包玉刚露了一手，墙报文章写得生动、精彩，让大家叹为观止。
因此，大家追捧包玉刚为“秀才”，包玉刚也被老师引荐给学校，成为学校的撰稿人。
在大家眼里，包玉刚学习名列前茅，又有才华，妥妥的学霸，因此人缘特别好。
几个孩子中，包兆龙也最喜欢包玉刚，对他疼爱有加。
当然，他也有私心。
儿子远比他聪明，他虽希望儿子能继承他的衣钵，可他又不想儿子仅局限于一个小小的鞋铺。
包玉刚初中毕业后，包兆龙觉得是时候送儿子去社会闯一闯了。
可是，包玉刚还是想继续读书。
他明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没有高学历，再厉害都白搭。
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只能各退一步，包玉刚白天在汉口开燕梳行当学徒，晚上上夜校。
然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即使努力，也无济于事。
1937年7月，卢沟桥炮火打响，汉口很快就要沦陷。
当下，小命要紧，哪还顾得上学业？
包玉刚与70多个同事连夜逃到上海，在上海暂时落脚安家。
凭借着在开燕梳行积累的经验，包玉刚成功应聘上中央信托局，进入保险部。
在中央信托局，包玉刚工作认真，而且头脑灵活，很快就掌握了信托、保险各个环节的业务。
最有意思的是，因为他那正宗的宁波口音，平时大家都要礼让他三分。
在当时，流传着一句玩笑话，“宁愿听两个苏州人吵架，也不愿意听两个宁波人谈情说爱。”
于是，在与客户谈判时，对方都懒得跟包玉刚争论，甘拜下风。
就这样，包玉刚一举成为“十三太保”的30个业务骨干之一。
此后，包玉刚平步青云，一路高升。
1939年秋初，包玉刚被外派到昆明，表现出色。
没过多久，他又被调往衡阳，任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保险部主任。
24岁那年，包玉刚再次升职，调至工矿银行衡阳分行，担任副经理。
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包玉刚连升两级，出任工矿银行副行长。
换作一般人，这已经是人生的巅峰。
可对包玉刚来说，自己刚到达一座小山头，更大的舞台还在前面。
1945年，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三教九流齐聚一堂。
当时，经过战乱，生活物资紧缺，买东西成了“抢东西”，全拼手速。
加上当时法币滥印，直接导致通货膨胀，市场一片混乱。
有人调侃道，去餐厅消费，一定要先付钱，否则很可能吃完，价钱又翻了一倍。
为了重整市场秩序，镇住鱼龙混杂的上海，政府派钱大钧出任上海市长。
钱大钧一上任，就重拳出击，开始整顿金融业，急需一个得力干将帮忙。
早在先前，他对包玉刚的能力就略有耳闻，亲自三顾茅庐，邀请包玉刚出任上海银行业务部经理。
除了处理一般银行业务，包玉刚还负责收税、给公务员发工资。
当时，由于通货膨胀，为了稳住大局，当地政府决定给公务员发日薪。
于是，包玉刚每天天还没亮，就要赶到银行，监督职员们将一叠叠钞票装上押款车，分别送往各个机关单位。
可有时候，现金周转困难，包玉刚很难在一天之内凑齐所有的钞票。
大家领不到工资，只能向包玉刚施压。
有一天，日薪还没发放，一群J察揣着荷枪实弹，迅速将银行包围。
头儿不顾阻拦，直接闯进包玉刚的办公室，一屁股坐在他对面，掏出兜里的枪，往桌上一扔。
“听好了，马上给我们发工资！不然，后果自负！”
桌上的手枪口直直对准包玉刚，只需要扳动手枪，包玉刚恐怕小命呜呼。
包玉刚强装镇定，例行地问：“请问你凭什么来提款呢？有提款书或者市长的批文吗？”
对方一边玩弄手枪，一边恶狠狠回答：
“不凭什么，老子什么也没有，是我们局长让我来的。”
“是这样的，我们都得执行政府定下的法规。
既然您是奉局长之命来的，想必局长已经先征得了市长的同意了？
那这样吧，弟兄们既然都来了，能办我就马上给你们办。
现在呢，我们向市长核实一下，如果市长同意了，我们立即就付款。
好不好？”
在对方的注视下，包玉刚当着他的面，拨通了钱大钧的电话。
听到电话那头是市长，对方吓破胆，气焰早就灭了一大半，马上揣着手枪，灰溜溜离开了。
虽然逃过一劫，但包玉刚也就此得罪了他们，日子不太好过。
鸡蛋裂开一大道缝隙，自然会引来一群苍蝇啃咬。
在混乱的金融市场，一群“苍蝇”也在绞尽脑汁，希望能博得更多好处。
他们钻着贬值的空子，开始走起了歪门邪道、发国难财。
他们先找借口向银行借钱，拿去买卖黄金、美钞，等到钞票贬值，他们再拿黄金换回钞票，还清银行的债务，以此牟利。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们的小心思，包玉刚自然明了。
于是，他对每笔贷款严格审查，一旦发现问题，就停止放贷，甚至拒绝兑换流通的纸币。
包玉刚硬生生断了他们的财路，对方也不是善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有人挡自己的道，他们自然不会让他好过。
就这样，包玉刚摊上大事了，甚至为此赔上自己一条阑尾……
当时，上海有个有权有势的人，被称为“无冕市长”。
他经常带着大批保镖，到处惹事，百姓们敢怒不敢言。
一天傍晚，无冕市长的两位手下找上门，开门见山就说：
“包行长，我们老板想请您帮忙周转一笔钱。老板说了，请您明天到家中商量一下这件事。”
对方人多势众，包玉刚只好硬着头皮先答应下来。
“既然你们老板这么看得起包某，我岂敢不识相？
回去告诉你们老板，我明天一定去府上拜访。”
结果，一回到家，包玉刚就跟妻子说，自己阑尾炎发作。
（包玉刚与妻子）
妻子吓得马上给医生打电话，医生从里到外检查了一番，愣是没发现阑尾有啥问题。
可包玉刚一口咬定，就是阑尾炎犯了，希望明天医生马上为他手术，割掉阑尾。
医生搞不懂，但只好照做，就这样，包玉刚搭上一条阑尾，躲过了无冕市长的邀约。
起初，包玉刚确实一腔热血，企图努力挽救上海金融市场局面。
可这岂是一个人能改变的事？
随着通货膨胀和挤兑风潮变本加厉，银行成了大家的出气筒。
1948年，新的货币方案出世，废除法币发行金圆券，搜聚民间金银。
包玉刚敏锐察觉到，此时的上海已经不是他的容身之地了，得立即转移地方。
1949年3月，包玉刚辞职，带着一家老小逃往香港。
当时的香港，各大行业已被英资企业垄断，银行也成了汇丰、渣打、大通三大银行的地盘。
要想进入他们的地盘，堪比登天。
汇丰银行有不成文的规定，外国人进来，可以光明正大走正门，但中国人只能走后门。
甚至，他们不屑于与中国人做生意。
中国人要向汇丰借钱，得一波三折，先通过洋行，再由洋行转借给中国人。
剩下的一部分银行，掌握在广东人手中，但也是家族企业，外人根本很难打入。
包玉刚四面楚歌，无法再啃老本行，只好转业生存。
正巧，这时候，包玉刚的两个前同事也到香港谋生，大家志向相同，于是一起联合开了家公司。
当时，公司从事中国土产的薄利经营，赚的并不多，只能勉强养活自己。
但很快，包玉刚就迎来了第一个春天。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撺掇西方国家，对中国限制出口。
而那时，中国的机器、化学品和原材料，主要依赖进口，这一操作，直接断了中国的后路。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也使得包玉刚的公司举步维艰，只能另寻出路。
然而，要想富，走险路。
包玉刚趁着乱世，从欧洲购买化学品等物资，再通过中间商在中国出售。
靠着这一买卖，包玉刚成功赚得一笔巨款。
但这始终是短期买卖，只能趁机赚快钱，要想靠着它长期牟利，几乎不可能。
包玉刚开始谋划新的出路。
当时，日本作为美军的后方阵营，航运需求暴涨，可在战火之中，日本船只破坏严重，很难承担如此大的需求。
于是，很多日本商人跑到香港租船，借此，香港的航运业发展如日中天。
包玉刚自然也想参与其中，分得一杯羹，可父亲却坚决反对。
在包兆龙看来，当时香港未开发的土地居多，比起航运，投身房地产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可包玉刚不这么看，房地产是固定资产，一旦局势风向一转，很快就遭殃。
而航运就是行走的资产，发展潜力更大。
“在太平盛世，可以运货赚钱；遇到时势动荡，则可乘船远走。”
最后，包玉刚成功说服父亲，1955年，正式进军航运行业。
然而，有梦想虽好，但没有钱，说再多也只是纸上谈兵。
进军航运业，就得先买船，可一艘船动辄上百万美元，包玉刚哪有那么多钱。
没钱就只能向银行贷款，可向银行贷款就需要担保人。
没有大佬撑腰，哪家银行愿意把钱借给一个无名之辈？
而先前在做生意时，包玉刚曾结识了会德丰马登集团的首脑乔治·马登。
眼下，包玉刚只好拉下脸，求助人家。
包玉刚漂洋过海，赶到英国伦敦求见马登，在马登面前侃侃而谈自己的宏图伟业。
马登翘着二郎腿，惬意地抽着雪茄，看着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生吹嘘，他全没放在心上。
“年轻人，航运业是一个危险的行业，弄不好，你会输掉你最后一件衬衫。”
包玉刚软磨硬泡，苦苦哀求，最后马登同意，提供他60%～70%的贷款，买一艘‘格兰斯顿勋爵号’船。
包玉刚欣喜若狂，可当他接过合约一看，脸色大变。
那分明就是一艘旧船，没有任何航运价值，马登这哪是做生意，分明就是想趁机敲诈他一笔。
马登的算盘被看破，只好以干咳两声，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既然被看穿，那只好摊出自己的底牌，马登警告包玉刚：
“东方人若是没有西方人的提携，怎可能在航运业分得一杯羹，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还没等马登说完，包玉刚直接摔门而出，两手空空回到香港。
既然别人靠不住，只能靠自己，包玉刚东拼西凑，从亲戚朋友借来了20万英镑。
碰巧此时，英国威廉逊公司正准备出售一艘旧船，要价22万英镑。
为了筹到2万英镑，包玉刚只好变卖家产，可还是筹不足。
钱不够，包玉刚只能想些旁门左道。
这时，他突然意识到，22万英镑是由船舶经纪公司开的。
如果直接通过威廉逊公司购买，是不是能便宜些？
于是，他带着一箱现金，跑了一趟伦敦，跟威廉逊公司直接交涉。
就这样，包玉刚成功买下这艘船，并为它命名为“金安号”。
然而，这时的香港航运业，已经是大佬们的天下，背靠优渥的资源，驰骋航海市场。
而包玉刚啥都没有，只有一艘破船，显得十分寒酸。
当时，大佬们打赌，如果包玉刚真的混出名堂，那他在香港码头倒爬几个来回。
他们过他们的嘴瘾，包玉刚就认真干自己的事。
拿下金安号后，他立马将它短租给日本山下汽船公司。
1956年，埃及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并派遣军队占领了运河的两端。
非友好国家的船只，都不得经过这里。
这也就是说，如果要走欧亚航线，船只必须绕道好望角。
这样一来，就增加了运费成本，船只变得紧缺。
而刚好，包玉刚与日本山下公司的租期到期，山下公司只好续租，续租的价格也翻了一倍。
靠着这笔租金，包玉刚又买下了第二艘二手船，并将它租给一家货运公司，租期4年。
就这样，包玉刚一边收钱，一边买船。
几年间，包玉刚已经手握7艘二手船，租金收入可观。
可在同行看来，包玉刚依旧就是不开窍的愣头青，不是做生意的料。
当时，行业内普遍采用船只行程计算租金。
尤其在苏伊士运河事件过后，许多商人更是坐地起价，企图狠狠敲他们一笔。
那时的航运业大亨，如美国船王路德威克，香港船王董浩云等，都是这么做。
可包玉刚却不走寻常路，坚持采用低租金、长合同的规矩。
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与信用良好的公司签订长期合作合同。
既不短期高价租出去，也不趁机提高租金，甚至还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租，包玉刚是搭错哪根筋了吗？
大家对他嗤之以鼻，开始笑话他，甚至有人以前辈的姿态，当面劝告他，早点主动出局，别在这里耗费精力。
“你就是一个专门做航运生意的银行家，吃不了这碗饭。”
可事实上，包玉刚有自己的考虑，他不是地主家的傻大儿，他这是放长线钓大鱼。
他认为，与其一个劲追逐短期高利润，不如先稳定收入。
如果短租，就有淡季、旺季的忧虑，但一旦长租，他就可以避免淡季的损失，做到收入稳定。
要想蛋生蛋，鸡蛋就不能全放在一个篮子里。
为了分散亏损的风险，包玉刚每买一艘船，就单设一家公司运营。
另外，财务核算全部集中于一家独立公司，减少成本。
虽然业内人士瞧不起包玉刚，但包玉刚此举却赢得不少租户的信任。
那时候，包玉刚面向的客户大多都是日本人。
当时，日本经过战争的摧残，造船业损失惨重。
之后，为了扶持本国造船业，日本只能想尽办法薅别国的羊毛。
日本银行向外国船商提供优惠，放低购船贷款利息，利息远低于本国商人。
日本商人算盘一打，买船还不如租船便宜。
于是，香港公司到日本买船，再将船只租给日本商人，包玉刚也是这么干的。
兜了一圈，羊毛出在羊身上，日本商人被两头薅了一把又一把羊毛。
有日本商人的捧场，此时的包玉刚已经今非昔比，手握巨资。
有了钱，包玉刚也更加敢做梦了，二手船商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野心，他开始希望能有自己的一艘船。
那时，买进一艘巨船最少需要100万美元，包玉刚自然掏得出来。
可要是一股脑将资产全花在买船上，那就等于将资金套牢，无法让它流动起来。
只有流动的资金，才能钱生钱。
于是，包玉刚与汇丰银行谈了笔生意，他将一艘旧船抵押给汇丰，获取小额贷款。
之后，他找到汇丰信贷部主管桑达士，打算向他借75万美元。
可当时，银行业有个默认的规矩，不投资风险大的行业，如船运业、航空业和电影业。
而且，考虑到这笔钱回报周期长，银行需要承担风险，桑达士有些犹豫。
桑达士不好明着拒绝，只好兜个圈，说，“如果你想贷款，就必须找个担保人。”
可包玉刚上哪找个担保人，他心生一计，试探道：
“如果有一家日本银行开出信用卡，汇丰银行是否愿意借钱给我？”
在某种程度上，信用卡与担保人效用差不多。
但桑达士也明白，要想从日本银行拿到信用卡，区区一个包玉刚，根本做不到。
如果包玉刚拿不到信用卡，这不正好遂了他的心愿吗？
想到这，桑达士爽快地答应了，嘴上说着“包先生，我等您”，桑达士早已在心里暗暗窃喜。
此行，按照日本商人精明、刁钻的习性，包玉刚肯定不能如愿。
但桑达士高估了日本商人，更是低估了包玉刚的决心。
有钱能使鬼推磨，更何况是商人呢？
为了得到日本银行的信用卡，包玉刚承诺，如果船只失事，保险赔偿金全归于日本商人，他一分不取。
当时，海运保险保费昂贵，一出意外，投保人可以得到一大笔赔偿金。
如果包玉刚放弃赔偿金，那就等于他主动斩断了自己所有的后路。
如果船只真的出事，他将血本无归。
看着包玉刚做出这么大的让步，日本商人也就答应了。
包玉刚成功拿到信用卡，从桑达士拿到75万美元贷款。
当然，这是一场双赢的交易，桑达士也不吃亏。
包玉刚借鸡生蛋，买到第一艘船，也逐步建立自己的航运帝国。
而桑达士首创先河，支持航运业，很快被提拔为汇丰银行的首脑。
两年后，桑达士再度与包玉刚合作，汇丰银行投资包玉刚的公司。
有了汇丰的权威背书，包玉刚一路高歌猛进。
七年间手上的船只达到50艘，总价值3亿美元。
1971年，包玉刚顺势进入汇丰，成为进入汇丰银行董事会的第一个中国人。
在包玉刚的指点下，汇丰势头强劲，开始走多元化投资路线，逐渐将渣打、有利甩在身后。
有了汇丰撑腰，包玉刚大量购买船只，几年间便拥有40多艘巨型远洋货轮。
手上的资产也如滚雪球，越滚越大，此时的包玉刚，终于有资格与行业大亨董浩云分庭抗衡。
航运业内，包玉刚与董浩云，到底谁是第一，大家一直争论不休。
1977年，吉普逊船舶公司公布世界船王排名，包玉刚坐上船王头把交椅，而董浩云位居第三。
（董浩云）
这么一搞，董浩云可就坐不住了，他立即上书质疑对方，称评估计算方式错误。
最后，谁也没分出胜负，董浩云也在心里暗自与包玉刚较劲。
1978年，包玉刚又攀上事业的高峰，打造一支200多艘船、2000万吨位的船队。
这时，航运业发展火热，其他几位大佬也一头扎进去，大肆扩大规模，谁也不让谁。
可这时，包玉刚却突然退出竞争，对手们一脸懵。
包玉刚预测，世界航运业发展已经达到天花板，没有发展的空间了。
于是他决定，减少船只登陆，低价出售大批邮轮。
其他大佬纷纷笑话包玉刚，以为他发财昏了头，在做傻事。
少了个竞争对手，董浩云暗自窃喜，开始大肆扩张，过了一把世界第一的瘾。
结果，就在扩张之际，董浩云因为操劳过度，突发疾病去世，业内一片哗然。
（董浩云）
不久过后，世界船灾来临，所过之境一片狼籍，破产的破产，负债的负债。
董氏刚失去当家人，结果又被这船灾冲击，背上14亿美元巨债。
这下，大家才发现，原来只有自己在裸泳。
包玉刚早已将船只开进避风港，逃过一劫，毫发无损。
从航运业全身而退后，包玉刚又瞄准了另一个黄金市场。
百年来，英资企业凭借权势，在香港大肆抢占大量廉价土地。
二战后，一大批华商进入地产业，涌现了张祝珊、霍英东等大亨。
（霍英东）
后来，香港爆发银行危机，乱世出枭雄，香港地产业重新洗牌。
在此期间，许多地产低价贱卖，华商趁机大量吸纳。
借此，英资地盘上冒出一大批华资企业，“华资地产五虎将”横空出世。
李嘉诚便是五虎将的将军，但与英资企业相比，当时的李嘉诚还是小透明。
但长江后浪推前浪，1977年，长江实业超越置地，拿下香港地铁公司物业兴建权。
李嘉诚一举成名，在地产业小有名气。
然而，这只是小肉，没人瞧上眼，大家都惦记着更大的肥肉。
九龙仓是香港最大的码头，九龙仓集团手握香港一大笔陆地资产。
可以说，谁拿下九龙仓，谁就得到了香港大部分装运业务。
华资财团个个虎视眈眈，都想将九龙仓占为己有，李嘉诚也是如此。
可他那会，正在与英国人切磋，准备收购和记黄埔。
对于九龙仓这块肥肉，李嘉诚分身乏术。
此时，九龙仓正由怡和洋行控制，但怡和所占股份不到20%。
也就是说，如果李嘉诚能设法吞并九龙仓20%股份，那就能与怡和一较高下。
于是，李嘉诚暗中通过散户，吸纳九龙仓股票，几天内，他就买下2000万股九龙仓。
李嘉诚一出击，怡和开始急了，只好帮救兵，向汇丰求助。
本来与一个怡和较量，李嘉诚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再加入强大的汇丰，李嘉诚哪打得过？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李嘉诚立即鸣金收兵。
既然拿下九龙仓已经无望，但和记黄埔，他决不能让它落空。
但舍弃九龙仓，李嘉诚也要让它发挥最大的作用。
李嘉诚寻思，如果能以手头上的九龙仓股票，去换取赢得和记黄埔的筹码，这也不失为一次好交易。
李嘉诚明白，要打赢这场战也不难，只需找好支点。
只要找好支点，他就能撬动整盘棋，赢得最后胜利。
而这时，包玉刚就落在了李嘉诚这盘棋上。
某一天，李嘉诚一通电话，约包玉刚见面。
在香港中环文华阁的高级客房里，李嘉诚与包玉刚谈了一笔生意。
李嘉诚承诺，愿意将手头上的2000万九龙仓全数让给包玉刚，希望包玉刚能帮忙从中斡旋。
碰巧，这时包玉刚正准备在地产摩拳擦掌，苦于无路可走。
李嘉诚的到来，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包玉刚果断答应。
通过包玉刚的牵线，李嘉诚成功从汇丰承接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完成收购。
李嘉诚的退出，让怡和松了口气，以为就此可以高枕无忧，然而在战场上，轻敌就是致命弱点。
怡和没想到，前脚走了个李嘉诚，后脚来了个包玉刚。
包玉刚悄悄买入九龙仓1000万股，加上之前的2000万股，手头上共有3000万股。
包玉刚已有九龙仓30%股份，已经远远超过怡和。
包玉刚生性谨慎，做事总会给自己留足余地，以防万一，他将手头上的股票转入隆丰国际。
顺带提一嘴，隆丰国际也是包玉刚控制的企业。
说是股权转让，但都是自家公司，名转实不转，也没什么差别。
如果收购计划失败，包玉刚顶多折了隆丰国际，不至于让自己输得一败涂地。
等到怡和大梦初醒，包玉刚已经带着自己的二女婿入驻九龙仓董事会。
可怡和老板纽壁坚不会就此放过包玉刚，他正在憋大招，企图一招制敌。
有一次，趁包玉刚出国参加重要活动，怡和内部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开始谋划“九龙仓股票反购战”。
纽壁坚第一步棋，就是股票占有份额，他提出将把怡和财团增购的份额确定在49%。
他这招走得很奸诈，一下子将包玉刚推入进退两难的局面。
把收购界线定为49%，包玉刚如果跟进，那他的持股量必须超过49%。
一旦突破50%，包玉刚就属于全面收购，这样一来，势必牵动百亿资金。
纽壁坚第二步棋，瞄准价格。
当时，包玉刚将股票转入隆丰国际，是以每股55港元转入。
那么，如果怡和要收购，就必须要高于55港元。
为此，纽壁坚拟定一份广告认购书。
认购书内容是，怡和以两股作价，12.2港元置地股票，加一张抵押债券，面值75.6港元，共100港元，换购一股70港元的九龙仓股票。
纽壁坚将这份认购书传至各大港媒，煽动媒体舆论，弄得包玉刚骑虎难下。
而他的最后一步棋，就是时间。
纽壁坚抓住包玉刚外出的空子，策划这场战役，就是想打包玉刚一个措手不及。
他特意让媒体在周六一大早发布此消息，又假惺惺打电话通知吴光正，包玉刚的二女婿。
周六上午放出消息，接下来周末两天，正好休市。
两天内，包玉刚要赶回香港，又要抓紧时间筹集资金收购，就算他是天王老子，他也做不到。
然而，纽壁坚低估了包玉刚的能力。
包玉刚接到女婿电话，开始盘算起来，怡和手头有20%股份，而他有30%。
如果包玉刚也将收购临界点定在49%，那他只需要再收购19%即可。
可包玉刚手头上只有5亿港元，要想收购19%，必须再筹集15亿港元。
而且，必须赶在周一之前筹到。
眼下，要去变现家产、债务已经来不及，包玉刚左思右想，只好请外援。
包玉刚向汇丰总经理沈弼求救，沈弼当场拍板，将15亿港元直接汇入包玉刚账户。
（沈弼）
资金解决后，包玉刚通知女婿，赶紧与律师商讨收购方案。
而他自己买了两张苏黎世飞往香港的机票，再买了一张飞往瑞士苏黎世的机票。
害怕引起纽壁坚的察觉，他必须假装全然不知情，继续按原计划办事。
于是，他来了一场声东击西，先飞到苏黎世，再从苏黎世偷偷飞回香港。
星期日早上9点，包玉刚抵达香港机场。
晚上，他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以105港元一股的高价，现金收购九龙仓股票2000万股，并将股份提高至49%。
收购期限定在周一周二两天。
包玉刚这一下，打了纽壁坚一闷棍，半天缓不过神来。
他们原先计划是现金加债券收购，而包玉刚以现金收购，而且每股还高出他们5港元。
这下，势力悬殊太大，他们必输无疑。
股民们一看，这么优渥的条件，过了这个村，恐怕就没这个店了，于是纷纷抛售股票。
从正式开始到收购结束，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包玉刚就收购了49%股份，一跃成为九龙仓第一位华人董事长。
而怡和财团元气大伤，输得心服口服，只好拱手让出九龙仓。
吞下九龙仓之后，包玉刚又拿下会德丰，成为会德丰主席。
包玉刚成为继李嘉诚入主和记黄埔之后，拿下英资四大洋行的第二个香港人。
华资财团的崛起，逐渐挤兑英资地盘，英资企业逐渐退出竞争圈。
1988年，包玉刚宣布退休，包玉刚没有儿子，有4个女儿。
因此，只能将庞大的包氏集团转由女婿们掌管。
但其实上，包玉刚退而不休，因为他还有一桩心愿未了。
1991年9月，包玉刚向怡和凯瑟克沟通，表示九龙仓想作价每股10.25港元收购怡和手头的33%的置地股权。
包玉刚什么心思，他们自然清楚，如果收购置地股权，那么包氏集团就可以控制置地。
而且，包玉刚刚从怡和手里抢走九龙仓，无论如何，这次他们都不能让包玉刚如愿。
为此，怡和立马改组，并修改置地章程，规定怡和大班是置地的永远主席。
这样一来，即使包玉刚有多大的能耐，都无法将置地收购。
中秋节这天，包玉刚与二女婿吴光正乘船出海赏月，两人看着头顶上的圆月，商讨此事。
（包玉刚二女儿、二女婿）
讲到激动之处，包玉刚还站起来，对着大海振臂高呼，坚信自己一定能啃下置地这块硬骨头。
结果，没成想，这将成为包玉刚终身的遗憾。
第二天，9月23日清晨，包玉刚呼吸系统疾病发作，抢救无效去世，享年73岁。
一代商业巨子就此落幕，而包氏势头不减，财富与日俱增。
2015年，女婿吴光正退休，千亿家产由外孙吴宗权接任。
就算吴宗权不投资别的，每年光靠收租，都有160亿的收入。
包玉刚曾说过，他宁愿少赚钱，也不去冒险。
比起短期赚快钱，他更考虑未来的长远利益，就是这一点，打稳了包氏集团的根基。
正因为有他的掌舵，包氏这艘船才能越驶越远，直达繁华彼岸。
作者：朱小畅&罗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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