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红薯这种普通的农作物，在很长一个时期，曾是普通民众的主要口粮。中国清代中期出现了康乾盛世，人口大量增长，这一方面是土地政策的调整，康熙时规定永不加赋，雍正时又实行了摊丁入亩。另一方面和甘薯的兴起有密切关系，我们就来说说红薯的历史。
据清代陈世元《金薯传习录》载，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福建商人陈振龙在菲律宾群岛的吕宋岛发现当地朱薯产量高耐旱，容易成活。他躲过边境检查，秘密带回红薯的藤条，并试栽成功，经经巡抚金学曾支持，在福建大力推广，救活很多饥民，所以人们将朱薯改称金薯。一般认为这是红薯就是在此时传入中国的。因为这种红薯从国外引进，又称番薯。
红薯由中美洲或南美洲人驯化，玛雅人曾经种植。西班牙航海家哥伦布航海到中美洲群岛时，发现了红薯，并带回国内献给女王，而菲律宾的红薯正是西班牙殖民者带入的。
《说文解字》中并无薯字，这不奇怪，因为红薯从明代万历年间才传入中国的。《说文解字》有薯的异体字“藷”，读为zhū，释为：藷蔗。根据《说文解字注》即今天的甘蔗。按《正字通》藷有另音，读shū，即薯蓣。指今天的山药。《正字通》蓣字条下特别指出，薯蓣笼统的来说指山药，但具体又有分别，这就不能不到西晋稽含的《草木状》。
他中第一次提到甘藷（shu）一词，并指出这种植物根如芋头，可以蒸食，暴晒后可以作为干粮储备，主要生产在珠崖地区（今海南岛地区）。
其实，最早的记载还见于东汉杨孚的《异物志》，记述了海南境内，少数民族的生活情况。在头皮上雕刻花纹，把耳廓镂刻成条状，连在脸上，一直下垂到肩膀上。说他们“食藷，纺绩为业。”根据贾思勰《齐民要术》所引：杨孚在《异物志》中说过：甘藷似芋，亦有巨魁，剥去皮，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专食以为米谷。明确指出，这是的藷与芋头是不一样。
文豪苏东坡曾贬居海南，他有诗道：红薯与紫芋，远插墙四周。（《和陶酬刘柴桑》）他的弟弟苏辙在《追和陶渊明诗引》中提到：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度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可见这里的薯蓣的确不是芋头，并且也有了红薯的称呼。
再往前推，文献中还有更早的记载，这可以追溯到山海经。《山海经·海内南经》：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郁水出湘陵、南海。一曰相虑。”郭璞注：“锼离其耳，分令下垂以为饰，即儋耳也。在朱崖海渚中，不食五穀，噉蚌及藷藇也。这和杨孚的记载何其相似。
《山海经·北山经》：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南望盐贩之泽，北望少泽，其上多草、藷、藇。”郭璞注：“根似羊蹄，可食；曙豫二音。今江南单呼为储，语有轻重耳。” 清代郝懿行疏：即今之山药也。郭注告诉我们藷就是藷藇。我们可以推想，也就是薯蓣，形声字声旁写法不同而已。
红薯种植推广开后，引起了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关注，他在家守制期间，恰遇当地出现了洪涝灾害，出现饥荒，他立即上书皇帝，请求赈济灾民。恰在此时，他了解到南方福建地区有红薯这种农作物，他托福建商人为他带来薯种，经他试种，在家乡上海成功。为此，他特别写了《甘薯疏》，这是徐光启研究农学的第一部作品。由此，红薯的种植区域又得到了扩大。
红薯又叫苕，或红苕。
《诗经·小雅·苕之华》里说：
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
苕之华，其叶青青。知我如此，不如无生。
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以饱。
不过，这里的苕，并不是红薯。《毛诗故训传》：苕，陵苕也，將落則黃。郑玄注：陵苕，今谓之凌霄花。本草谓之紫葳。蔓生，依缘树木，皆黄花，少见有白花者。依《尔雅》：苕，黄华称蔈，白华称茇。这样我们就明白原来诗经中的苕是凌霄花。就是现代诗人舒婷《致橡树》中提到那种植物。
红薯是除稻米麦子玉米外，在我国居于第四位的粮食作物，它可以加工成红薯粉，红薯干，红薯粉条，红薯果酱等食品。不过随着人们口粮的丰富，早已不靠高产的红薯填饱肚子啦。土豆有望赶超红薯，坐上第四位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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