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曾发布过一份《中国运动员创业现状及需求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显示，退役运动员的创业热情和尝试超过了一般的社会群体：有五分之一的退役运动员在创业，创业人数高于就业。同时超过80%的运动员认为自己退役后会选择创业。
创业成功从来都是个小概率事件。一些经济学家、投资专家曾做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国内的个人创业者成功率在1%-5%，失败的概率则在95%-99%。不夸张地说，创业是一场九死一生的冒险。对于一个初入社会的退役运动员，创业会遇到的困难不亚于拿到一个冠军。
7岁进老家当地体校，14岁入省体校，16岁去了省队，17岁特招进入八一体工大队跆拳道队，其间获得过数个省级、全国青少年锦标赛的冠军和前几名。在22岁那年，因为半月板受伤，在运动生涯的黄金年龄里，百般纠结下最终无奈地选择了退役。
这是一个普通运动员徐耀欣的“前半生”。
说“普通”是因为他未曾参与过规格更高的运动赛事、取得耀眼亚洲甚至世界的成绩，他的名字也鲜少为公众所知。
如成千上万个默默无闻的运动员一样，徐耀欣在22岁退役之后就开启自己人生的后半场，体育生涯的欢笑鲜花和汗水苦痛都远去，迎面向他扑个满怀的是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
2007年退役后，徐耀欣并没有立刻去创业。跟很多退役运动员一样，当时他去做了跆拳道队教练，带着运动员参加比赛。只是后来这个队伍解散，他也不得不考虑接下来的生计。
“当时不甘心，觉得自己在封闭的环境里憋了十几年，人生还很长，想出去历练一下。”揣着退役时拿到的3万多块安置费，徐耀欣回到河南新郑老家，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旅。
20岁时，参加比赛的徐耀欣（左一）
最开始他想着办个跆拳道的暑期班，但很快便陷入了困境。
“那会儿觉得自己像傻子一样，说句不好听的，跟蹲了几年监狱突然放出来一样，跟时代有点脱轨，说话办事、对任何东西都是很茫然的。”
他完全不知道如何开馆、找什么样的房子、怎么谈房租，甚至不知道宣传单要去哪里做、广告牌要做多大、垫子从哪里买，“很怵，什么都不知道。”
他把自己闷在家不出门，不想面对。父亲看他迟迟不行动，跟他较劲，激他：“有什么难的？你八一队下来的开个馆还难吗？”徐耀欣这才终于鼓起勇气，踏出房门开始置办起来。
真的行动后，徐耀欣发现开个班没想象中那么难，多问多打听，倒是一桩桩办成了。最后他的暑期班有几十个人报名，刨去成本还能赚点。只是，暑期班终归是短期季节性的，攒了点自信的徐耀欣想再做点什么。
徐耀欣决定承包大学食堂窗口，而这次尝试却让他吃了不小亏。
当时他想承包一个做面食的窗口，但出租方不同意，要他必须连着把另一个快餐窗口一起承租。一个窗口每月租金2500元，两个窗口一年就是6万元。在十几年前，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徐耀欣不懂谈判和斡旋，顶着压力，他还是同意一起租下两个窗口。
很快现实就给他上了一课。
食堂大锅菜拼的是成本，徐耀欣那时候不懂。“我每天早上五点多去菜市场买菜，买的全是新鲜的好菜，成本非常高，后来才知道别人都是下午去买菜，质量不好但便宜。”徐耀欣从大酒店找来的厨师也跟别的窗口风格不一样，他做土豆牛肉，会先把土豆炸一遍，再把牛肉炸一遍，工序很繁琐，用料很实在，味道非常好吃，但价格却贵了不少，学生根本吃不起。
开了两三个月，面食窗口还能赚上钱，但快餐套餐完全卖不动。趁还没有亏损太多，徐耀欣选择赶快撤退。
回家后又踌躇了一段时间，徐耀欣又开了宾馆。装修好之后第一年生意非常火爆，结果带动了当地的装修潮。“整个镇上的酒店都开始装修了，迎来了内卷，而且宾馆这行业需要三年一装修，不然就很快没竞争力了。”后来他的宾馆又勉力维持了几年，最后眼看着亏损越来越大，才终于决定转让出去了。
这段在老家无疾而终的创业史，让徐耀欣感触颇深。这也为之后徐耀欣到北京创业，开跆拳道馆攒下了经验。
回想起来，徐耀欣总结，自己虽能吃苦，但刚退役时候鲜少接触外界，什么都不懂。在承包食堂窗口时不考虑学生的消费能力，以为只要饭好吃就能干好；而在宾馆创业里，则忘记了及时止损。
创业成功从来都是个小概率事件。一些经济学家、投资专家曾做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国内的个人创业者成功率在1%-5%，失败的概率则在95%-99%。不夸张地说，创业是一场九死一生的冒险。对于一个初入社会的退役运动员，创业的“凶险”更是可想而知。
当徐耀欣退役后正站在人生的岔路口迷茫时，范军已经是个在“商海”中浮沉多年的“老水手”了。
作为中国第一代国家队花样滑冰运动员，范军的运动员生涯和创业经历跟冰雪运动在国内的发展紧密相关。
受在吉林省冰球队当教练的舅舅的影响，范军7岁便进入长春市业余体校，开始训练花样滑冰。
1986年，中国第一支花样滑冰国家队在北京首都体育馆成立，21岁的范军成为中国第一批花样滑冰国家队队员，比他大8岁的姚滨成为他的教练。1987年，范军代表国家队出征捷克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获得了双人滑第四名。
1987年北京，范军（右一）参加国家滑联培训
个人命运摆脱不开时代的浮沉。好景不长，1988年花样滑冰国家队精简队伍，除了成绩较好的冰上舞蹈，单人滑、双人滑解散，回到地方训练，范军也由此回到吉林。尽管回到省队后，范军仍然取得过两次全国冠军，但他却感觉找不到最佳的状态了。“没有国家队了，觉得好像没有奔头了”。
更重要的背景是，当时国内花样滑冰比赛非常少，中国花滑的水平在世界排名中也是中下的。考虑再三后，24岁那年范军选择主动退役。
那个年代退役时，作为优秀运动员和全国冠军，范军可以选择去当教练，也可以走行政干部培养路径，“但我还是自己想开冰场”，范军说。
于是，范军只身一人去了广州，那里有中国第一个冰场——广州鹿湖路冰场。但一考察，范军发现开冰场没那么容易。
一方面开冰场是很复杂的，设备和造价都很高，技术、场馆改造也很难。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当时时机不成熟。
90年代初，滑冰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消费需求。广州的鹿湖路冰场虽然眼下生意火爆，但是主要是靠“新鲜”吸引没怎么见过冰雪的南方人。况且它的盈利模式单一，是纯娱乐型的，既没有培训，也不承办比赛赛事，所以时间一长，冰场很难活得好。
尽管冰场老板挽留范军，让他留下在每天人多的时候去冰上演上两场。但“当个表演者，这不是我想要的。”在广州待了半年后，范军又回到了东北老家。
与搭档训练的范军
回到吉林后，范军当过导游、开过饭店、酒店、游戏机店、酒吧。由于以前常去国外比赛，开过眼界，再加上做导游结识了更多人，范军后续这些生意都做的有声有色。而这些成功的创业给范军后来到北京开冰场攒下了第一桶金。
21世纪到来的前夕，1999年范军和发小、队友杨晖再次来到北京。在首都体育馆，他跟姚滨促膝长谈。姚滨告诉他：“现在花样滑冰在国内开始有了些影响，如果你想做冰场，现在是时候了。”
1998年申雪和赵宏博在长野冬奥会上，双人滑取得了第五名；1999年世锦赛上，两人又拿到了银牌。两名运动员在世界舞台上取得这样的好成绩，也让国内开始关注花样滑冰。正是在1998年，北京的国贸商城成立了北京首家商业冰场。
几乎没有犹豫，范军和杨晖放下老家的生意来了北京。
实际上，滑冰的普及度也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乐观，“市场还是零”。范军回忆当时跑去工商局注册时，说要成立滑冰俱乐部 ，工作人员告诉他没这个名字注册不了。
“我们知道国外有俱乐部，但是国内跟国外那种大俱乐部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俱乐部实际上应该是个培训班。最后我们在后面加上了‘有限公司’，就这样注册成了。”
公司成立起来了，范军和杨晖又叫回来好几个已经退役的老队员，组成了一个由全国冠军和国家集训队名将为班底的教练团队。其中有获得过男子单人滑全国前三的优秀运动员安龙鹤，当时他退役后被安排在一家工厂的安全科工作；也有拿过女单全国冠军的芦美嘉，曾经优秀的花滑选手黄峰、赵国娜、田莹，还有刚退休的著名国际级裁判长杨家声等人。
“参与高雅健身运动，培养冰坛世纪明星”，这是当年范军和自己的伙伴们提出的创办宗旨。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范军和杨晖及创始团队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不论是曾经“屡战屡败”的徐耀欣，还是看似一路顺利创业的范军，退役后他们要面对的，都是一辆疾驶而过的时代列车，能否抓住时机上车，既靠人为，也依赖天时和地利。
作为一家5A级滑冰俱乐部的创始人，范军很谦虚，他说关键是赶上了时代的机遇。
范军告诉我们，国内滑冰俱乐部的发展有两个关键节点。
第一个是2000年初，当时很多商业综合体里开设冰场，跟影院、超市共同成为重要的主力业态。而商业综合体多的地方，冰场就多，南方多于北方。当时世纪星这样的滑冰俱乐部也成为了这些冰场的重要招商对象，从而带动了俱乐部的发展。
第二个节点是2015年冬奥会申办成功。“在申办成功之前，我们还是小众，有点像传教士一样，东北的教练员去到南方，从零开始把市场做起来，教会更多人滑冰、打冰球。”但在冬奥申办下来后，市场开始井喷，尤其是北京。
范军介绍，2015年之前，北京只有不到10块冰场，而在申奥成功后，目前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80块。
在利好信号下，范军的世纪星滑冰俱乐部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俱乐部还培养了一批创业者，他们在之后也开办起滑冰俱乐部，为整个产业的发展添了一份力。
而商业的快速发展必将惠及整条产业链上的从业者，其中包括退役运动员。
“现在最大的瓶颈就是教练员，市场相对大，但人才储备太少。”范军坦言。
范军称，滑冰项目退役运动员现在不愁出路，尤其是花滑项目的，甚至会遭到各家俱乐部和商业冰场的“抢夺”。“全中国超过10年专业经历的专业运动员只有400个左右，而全国冰场有600多个，你想想。”因此，有专业背景的教练员薪资收入也非常亮眼，在北京生活也不用有太多后顾之忧。
在北京开了跆拳道馆的徐耀欣，也感受到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各界的关注，运动员退役后不再像以前那么孤立无助。
开跆拳道馆的前两年，徐耀欣跟在老家做生意时采取的策略差不多。那时候他会背着书包，带着玩具跑到学校门口做地推，不管天冷天热都在校门口守着，给家长发传单去卖体验课，发一张传单送一个玩具。靠着原始的地推方法，徐耀欣招到了三四十个学员。
直到2019年一个退役运动员朋友叫徐耀欣跟自己一起去参加创业培训，改变才发生。后来徐耀欣了解到，那是奥运冠军杨扬发起的基金会，名为冠军基金，关注运动员退役后面临的问题。
徐耀欣参加创业培训
那次培训中，从营销、公司管理到法律问题，都有所涉及。这徐耀欣对创业的方方面面有了更深的认识。培训结束后，徐耀欣将馆里的装修和招牌重新设计了一番，又尝试在美团和抖音上做线上推广。
一番“折腾”后，徐耀欣的跆拳道馆招生规模扩大了一倍。
更关键的是，徐耀欣也看到这一代家长对于孩子从事运动观念的改变，而这也为自己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现在的家长不是苦大仇深的，或者觉得说一定走专业运动员才能从小学这些，他们是想让孩子更健康、更快乐。”
2017年，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曾发布过一份《中国运动员创业现状及需求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显示，退役运动员的创业热情和尝试超过了一般的社会群体。有五分之一的退役运动员在创业，创业人数高于就业。同时超过80%的运动员认为自己退役后会选择创业。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还称，近八成的运动员认为缺乏启动资金是阻碍运动员创业的重要阻碍，此外，缺乏社会关系和专业知识也是阻碍创业的因素。
这也是为什么，往往是那些“明星运动员”在退役后，能更顺利地进行创业。比如李宁、邓亚萍、刘璇、还有近日因解说冬奥比赛爆火的王濛等，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奥运冠军，顶尖的成绩给他们带来名气和资源，这样为其创业初期扫清了一些障碍。
而对于普通运动员来说，选择创业需要做更为充足的准备。
“过来人”徐耀欣认为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在役的时候尽可能好好训练，取得好成绩，“拿到你该拿到的，名次和证书将会是你的财富”。他认为，如果没有伤病，在队里还不拼的话，那么又为什么要耗在那里呢。
名次给运动员带来的直接利好除了名气、口碑这些看不见的资源外，最直观的就是奖金。以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的安置费标准来看，其中有一项就是成绩奖励费。各省市标准虽然不同，但共同点是取得奥运会、冬奥会名次的奖金最高，以赛事规格和名次的降序依次递减。
而退役进入社会后，角色的转变下，学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实不只是退役运动员，对于任何人想要创业成功，都要意识到终身学习的重要性。行业知识、创业经验都是在学习和交流中不断累积。很重要的一点是，借助一切外力和平台，为自己赢得学习创业的资源。
不过，运动员创业并非都是要补齐短板，他们也有一些独特的优势。
比如范军表示，运动员是长期处于一个波动起伏的成长经历中。他解释，一个运动员想要当冠军，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可能要经历3年、5年、10年才能走到这个高度。拿到冠军，可能第二年就被打下来了，又得重新再来。
“所以说运动员的心脏很强大，能熬得住，每个人都想争冠军，所以抗挫能力也强。”
近年来，国家在退役运动员创业扶持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推出“繁星计划”，意图通过建设运动员就业创业实习见习平台，引导运动员参与各类社会就业实践活动。2020年初年国家体育总局在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下正式设立了退役运动员就业创业扶持基金，并推出使用暂行办法。
这些举措和目光说明，退役运动员的创业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未来可能会涌现出更多退役运动员加入创业大潮，开启人生下半场。
作者丨迟文
责任编辑丨周周&二水
排版编辑丨s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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