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家骏
马克·吐温的著名短篇小说《竞选州长》，是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一面镜子，对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颇有意义的。
十九世纪美国批判现实主义进步作家马克·吐温，原名塞莫尔·朗荷恩·克列门斯，1835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肯尼波尔城一个地方法官的家里。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未受过正式教育，十二岁便被送到报馆印刷厂当学徒，以后，又当过排字工人、水手、领航人、金矿工人和新闻记者，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
1867年，克列门斯用笔名马克·吐温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显示了他以幽默笔调揭露美国社会的才能。七十年代，又接连写了《竞选州长》等许多短篇和几部长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半叶，美国向帝国主义过渡，社会矛盾加剧，马克·吐温作品中对资本主义现实生活的批判性也随之增强。他的代表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通过游浪儿自述颠沛流亡中的见闻，描写了美国贫困悲凉的一面，戳穿了美国“幸福生活”的神话，因而曾被列为禁书 1893年后，马克·吐温访问了非、欧、亚、澳各洲，写了许多随笔，揭露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屠杀和掠夺。这样的题材，也是他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许多作品的内容。在《使用私刑的合众国》、《沙皇的独白》等作品中，他控诉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抗议了老沙皇的暴行。1900年8月12日，即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前一天，他在一封信中说:“现在全中国都起来了，我同情中国人”，还预言“中国终究会获得自由”。同年十一月，他在一次讲演中公开宣称“我就是义和团”,表示了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同情。但是，由于世界观的局限，马克·吐温对人类前途表现了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的观点。直到1910年逝世.他仍然是列宁所说的“最后一批代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人士。”
《竞选州长》发表于1870年，它是1861-1865年美国内战后社会现实的产物。当时，代表北方工业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从内战中攫得全国政权后，继续推行歧视黑人、压迫工人的政策。原来代表南方方蓄奴主义者的政党民主党，随着庄园主们的发展资本主义，也成了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当垄断资本主义出现在美国以后，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成了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于是，在每四年一次所谓“竞选”中，这两党用蛊惑、欺骗、收买来拉选票；开动一切宣传机器，造谣污蔑，互相攻击。《竞选州长》就是通过竞选这个侧面，揭露了美国社会的所谓“民主政治”的真相的。
小说一开始介绍了三个竞选州长的候选人：一方面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伍德福和霍夫曼，另一个是独立党的“马克·吐温”。当时并不存在什么独立党，马克·吐温也从未参加过竞选州长。作者虚拟“我”凭“声望还好”去“竞选”，然后，通过民主党和共和党报纸造谣污蔑，妄加罪名，使“我”身败名裂，指出“竞选”的条件不是“声望”，而是看谁的手段卑鄙，行径更无耻。 民主党和共和党给“我”捏造的许多罪状，其是“伪证罪”。惯于撒谎的资产阶级报纸说:“我”于1863年，在交趾支那瓦卡瓦克，被三十四个证人证实过犯了伪证罪，而那次做伪证的意图是要夺取孤儿寡妇的唯一生活来源的香蕉园。这个谣造的非常逼真，有时间、有地点、有证人，犯罪情节恶劣，而且使公众无法查对。其实，就根本不存在瓦卡瓦克那个地方。作为美国人的“我”，既没有去过交趾支那，也没听过瓦卡瓦克，更不知道什么香蕉园，所谓“伪证罪”纯属无耻诽谤。然而，报纸的造谣惑众，可以激起公众义愤而避开证实，又可以使“我”欲辩不得。正在“我”不知所措之际，反动报纸又用“耐人寻味”的短文，说“保持缄默，似有隐衷”，就轻意落实了“我”的“伪证罪”，也等于剥夺了“我”的竞选资格。 以下，接连几个“从此以后”，栽在“我”头上的罪名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新闻报》十分露骨地诬蔑“我”犯过“小偷罪”，竟说“一辈子没有到过蒙大拿”的“我”，却在蒙大拿偷了“和他同住在一间小房子里的伙伴们”的“贵重物品”，被搜出赃物，还被浑身涂满柏油，粘上羽毛吃过“坐木杠”游街示众的苦头。除了事情编造得活灵活现，而且还暗示以可怕的威胁：小心再吃一回“坐木杠”苦头!
又一个罪名说“我”是个“盗尸犯”，这远比小偷罪严重得多。明明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一再诬陷别人，而现在人倒捏造“我”曾造谣中伤竞选对手。它企图证明：一、诽谤死人，可见“我”的下流无耻；二、诋毁霍夫曼的祖父，可见“我”是想搞倒竞选对手以取得政治上的成功。进而，报纸鼓动“受了污蔑和侮辱的公众”“采取断然行动，对诽谤者施行非法的报复”。不但造了舆论，两党还确实组织了一群“公众”，夜里闯入“我”家，进行了抢夺。尽管“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霍夫曼的祖父，更不用说去议论他，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颠倒黑白可以栽赃得逞，收买暴徒可以非法横行。暗中袭击加以人身伤害，同造谣一样，也是为摧垮对手而使用的“竞选”手段。 然而事情还没有到此为止。反动报纸加给“我”还有第四个罪名即“酒疯子”，尽管“我”整整三年没有尝过任何一种酒，但仍被污蔑为“醉得不成样子”。这个罪名加得很恶毒：一是说在南北战争后粮食奇缺，政府禁止造酒，而“我”却犯禁酗酒，可见没资格竞选；二是说“我”品行不端、花天酒地，欺骗了独立党的党员；三是进而煽动独立党人起来反对自己的候选人。
小说详写了加给“我”的这些种种罪名之后，接着又写那些谣言的影响，以及反动派对付“我”的一些手法。概括起来就是，栽赃陷害，敲诈勒索的匿名信逐渐成为“我”收到的邮件的重要成分。民主党和共和党报纸又宣判了“我”犯有“舞弊”、“讹诈”二罪。在“舆论鼎沸”以致连独立党的领袖和报纸主笔都逼“我”回答真相的时候，民主党和共和党又趁机公然怂恿独立党的党员，不投“我”的票。两党报纸肆无忌惮地进一步造谣，而且越发离奇的惊人：“我烧毁了一个病人院，连里面所有的病人也给烧死了，为的是它妨碍我的住宅的视线”；说“我”曾经为了夺取财产而毒死了自己的叔父；说“我”用人唯亲。而放火要受审判，毒死亲人要开坟验尸。“我”是不得安宁的。正当“我”开始动摇，准备退出竞选之际，党派相争的仇恨加到“我”身上的迫害达到了高潮，小说的情节也发展到高潮。“九个刚学走路的小孩，包括各种肤色，带着各种穷形怪相，被教唆着在一个公开的集会上闯到讲台上来，抱住我的腿，叫我爸爸!”这个荒唐而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从私生活上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使“我”当众出丑，名誉扫地。 小说的结局很清楚:“我”自认的长处“声望还好”，在“竞选”中丧失殆尽。在愈演愈烈的迫害中，只好怀着懊恼的心情，以自嘲的幽默宣布放弃竞选。 马克·吐温通过小说告诉读者：在美国社会里，凭声誉是不能参加“竞选”的。相反，有条件和资格的，倒是像伍德福和霍夫曼那样“对各式各样可耻的罪行都习以为常”的“正人君子”。至于“竞选”手段，则是动员舆论工具造谣，诽谤，进行威吓，挑拨，甚至指使人袭击，陷害。美国上层社会的流氓政客，为窃取政治地位可以如此不择手段，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民主政治”的真正内容。
马克·吐温揭露美国“自由竞选”的黑幕，截穿资本主义世界引以自豪的“民主政治”，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但是，由于马克·吐温受自己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限制，尽管他批判了美国社会的某个侧面，但并没有从根本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其批判的出发点仍是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他的同情全在假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一边，是不能同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否定同日而语的。
《竞选州长》是一篇独具艺术特点的讽刺小说。
在叙述方式上，它用了第一人称。作者把假设人物冠的自己的笔名马克·吐温，把小说主人公和作者融为一体。这样就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使人感到“我”的遭遇确实可信。同时，也便于刻划人物心理，使它象自我内心活动的剖析一般，增加了亲切的“现身说法”的感觉。如开一边写“我”不愿与伍德福之流并提时说：“正当我还在赞美自己的长处，并暗自因此得意的时候，却有一股不愉快的浑浊潜流‘搅浑’我那快乐心情的深处，那就是——不得不听到我的名字动辄被人家拿来与那些人相提并论地到处传播。我心里越来越烦乱。”这就把“洁身自好”、内心矛盾的“我”的性格浮现出来了。再如“我”一再被加上各种罪名时说:“我简直弄得神经错乱，不知所措。我只好把那一天混过去”，“我渐渐对报纸有了戒心，一拿起来就觉得提心吊胆”，“当真把我的名字牵连到这个不名誉的嫌疑上面，一时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绝对难以置信”；“这简直把我吓得几乎要发疯” ……这就有力地感染着读者，使之同情和关心主人公的命运。
在结构上，小说摘引了大量报纸、信件的原文。尽管这些报纸，信件的文字是作者虚构的，但一经引入小说，就显得确有其事一般。这些引文同作者的描写与叙述穿插起来，构成了全篇完整的情节，使得小说富有政论性，即它不但反映政治斗争，而且用引文摆出对方的论点(捏造的罪名)，然后说明事实真相（如没有去过交趾支那、蒙大拿)作为论据反驳，最后用实际结果(获得罪名)和主人公自己的结论(它自认是清白无辜的)相对照，辛辣地讽刺了美国的所谓“民主政治” 在风格和手法上，小说充满了讽刺和幽默。作者选了一个“声望还好”本来似乎应当取胜的“我”，去同“对各式各样可耻的罪行都习以为常”的流氓政客“竞选”。而“我”又受到步步升级的诽谤，最后被迫退出“竞选”，这种人物和情节的安排具有深刻的讽刺意味和幽默感，如果“竞选”双方都是流氓政客，情节发展到结局仍拚命“竞选”，那只是一种抨击，而不是辛辣的讽刺了。在语言上，作者的讽刺与幽默表现为：一、委婉含蓄的嘲弄,如说伍德福之流，则是“即令他们曾经知道保持名誉的好处，那个时候也已经过去了”，实际是说他们专干不名誉的事。又如写到被暴徒袭击，则说是“受了污蔑和侮辱的公众”“满腔义愤”来惩治“盗尸犯”，不过“走的时候把能带走的财物都拿去了”。实际上这是一群打家劫舍的强盗，不直接指责而婉曲挖苦，显得风趣而又有力量。二、夸张。如所引报纸捏造的话中的“三十四个证人”，“烧毁了一个疯人院，连里面所有的病人也给烧死了，为的是它妨碍了我的住宅的视线”，“九个刚学走路的小孩子，包括各种肤色……叫我爸爸”，这些用夸张的语言所揭露的离奇怪诞的捏造，突出地显示了捏造者的无耻下流，他们可以无耻到不顾常识，卑鄙到不择手段的地步。又如把两种不相干的事物联系来起：“至于香蕉园，我简直就不知道它和一只袋鼠有什么区别”，“很象一个人想睡觉的时候去揭开床毯，可是脑子里却担心那底下会有一条响尾蛇似的。”这种联系也是一种夸张。前者是极力渲染 “我”不知道香蕉园，突出地显示了反动报纸的造谣污蔑。后者是极力渲染“我”提心吊胆的恐惧心理，突出地显示了反动报纸恶意中伤的阴险毒辣。三、“控告者” 庄严地揭露受害者，以形成自我暴露，从而讽刺“控告者”。如“谣言被揭穿了”一节，明明是自己造谣，却反说对方造谣，还振振有词地说:“象这样毁谤九泉之下的死者并以谰言玷污他们的令名的无耻手段……这实在叫正人君子看了寒心。”说得越庄严，越是自称“正人君子”，就越显得“控告者”的流氓嘴脸的可憎。
马克 .吐温的小说简洁、干练，富有风趣，写得引人入胜。这些特色，值得借鉴。
刊于《陕西教育》1978年第2期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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