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猛将，是江南小镇东山的一个传统习俗，刘猛将是当地的所供奉的神祇，在每年正月，岛上的猛将都会进行出街巡游。而如今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农村与神灵信仰被推翻，抬猛将作为一种渔民时代的活动，还能够存续多久呢？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在东山做了几年田野调查，这期间，他走遍了岛上的村落庙宇，在与当地人的交流中发现了刘猛将及其信众的另一面，由现实进入历史，写作了《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一书，并于2022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我们采访了赵世瑜和东山本地人王艺群，希望透过他们的经历重新认识刘猛将，也借此重拾被遗忘的渔民故事。
——编者按
东山的日常与狂欢
从苏州出发，向西南不过一小时车程，就能抵达洞庭东山。虽然名字里有“洞庭”二字，东山却是在江苏太湖水上的半岛。湖水与群山相映，村落散布其间，这里符合人们对江南的鱼米之乡的想象，以盛产碧螺春和白沙枇杷而闻名。问起岛上的产业风物，当地人会自豪地告诉你，东山“天天有鱼虾，季季有花果”。
初次到访，赵世瑜便沉浸于东山的静谧。尽管在做研究的几十年里，江南地区没少跑，但只有在东山，他才感受到一种近似于自然呼吸的节奏。与乌镇、周庄等经过商业化开发的古镇相比，这里保留了江南村镇更生活化的一面，古迹大多与居民生活融在一起，没有被特别区隔出来。靠近太湖边上的石桥村有一座南宋古桥，桥头的石碑已经嵌在了桥侧房屋的墙壁上，对面是一座变电箱，如果不加留意，大概会以为桥面是普通的石板盖，平日里，街坊们就坐在桥上聊天。
渡水桥与石桥村南宋古桥。©社科文献出版社提供
本来到东山只是观光旅游，从未想过要做研究，但赵世瑜觉得，眼前所见的一切“像湖风那样轻轻地吹拂，像湖水一样自然地流淌”，涟漪般地进入他的脑海，开启了他作为学者的那一面。
最吸引赵世瑜的是大大小小的猛将堂。疫情爆发前，他跑了几次东山，基本上走遍了当地的几十个自然村。他发现，几乎每个村里都有供奉刘猛将的猛将堂。按照官方说法，这是一位驱蝗神，但在东山的民间传说中，刘猛将的故事比这要丰富得多：有的说他是南宋抗金名将，有的说他曾经在太湖上抗击过倭寇，还有的说他是遭后母虐待致死、浮尸水上的小孩。当地人对刘猛将非常信仰，每逢初一十五，便到庙中祈福，希望他能保佑自己家中的婚嫁、生育等事。
抬猛将现场。©王艺群
正月间，东山因刘猛将而变得热闹起来。每年春节的初一到十三，岛上的猛将都要依次出街巡游半日，环岛一圈几乎都是抬猛将的队伍，声势颇为浩大。一大早，村民们便到庙里请神出动。冲锋帅旗打头阵，紧接着是“护国佑民”、“风调雨顺”等祝寿旗帜，百十顶大伞后，猛将神像由四人抬着出现，后面跟着舞龙舞狮等表演方阵，一路上锣鼓喧哗，队伍长得望不见尽头，比结婚还热闹。家家户户都在门前摆上供案，等待游神的队伍经过，如果猛将能在门口多停留一会儿，便是相当吉利的事。
正月间的猛将会。©王艺群
在静与动、日常与狂欢之间，赵世瑜察觉到一种历史的氛围感，古老的神明不在故纸堆上，而是继续活在现实当中。据文献记载，东山从明代起就有猛将堂，但这些古迹很多都摧毁于上世纪的政治运动中，更早之前，刘猛将也因作为民间“淫祠”（指不在国家祀典当中的神明）而不断遭到毁禁。然而，不论以什么样的名目和面貌，东山人一次次地将这位神明请回家中，就像90年代，政治的风波平息后，村民们又重新建起猛将堂，迎接刘猛将，中断了四十年的抬猛将仪式也渐渐复苏。2013年，东山“猛将会”已被列入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新建的猛将堂内，只有为数不多的旧碑刻留存，而每有神祇的名字出现的地方，就被刻意凿去。平静的生活看似古水无波，历史的风依旧在吹拂。
被忽视和遗忘的水上人
江南地区有游神传统的地方不少，在东山人看来，刘猛将于一众威严的“老爷”（民众对神佛的尊称）中显得尤其可亲。
潦里港东村猛将堂。©赵世瑜拍摄，社科文献出版社提供
王艺群是东山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他的印象里，抬猛将没有那么多规矩。不同于想象中的严肃，正月间抬猛将是许多东山人忙碌了一年后，最盼望的欢乐时光。参加抬猛将的人男女老少都有，摇花篮、扛大旗、踩高跷，小孩子受邀到队伍里敲锣，便感到很荣耀。最特别的是抬轿子的人不需要走得小心翼翼，他们可以颠，可以颤，可以左右摇晃拿猛将寻开心，中途还能随意换人来抬，越是撒得开，越是和猛将嬉戏，就越能讨到好彩头。还有的人把香烟点燃，送到猛将嘴里请他吃烟，欢声笑语不断。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只要抬得动的，都可以去抬。”在王艺群的讲述中，抬猛将仪式没什么特别的门槛，村里人只要来了就能加入。但赵世瑜的研究却给出了不同的说法。他发现，2019年，东山杨湾一带猛将堂张贴的大红纸上，新增了几户参与抬猛将的人家，他们此前从未出现在红纸上过，这并非因为他们先前不想参加，而是直到2019年，他们才获得了抬猛将的资格。
2018年，杨湾猛将堂关于抬猛将的会启（左一与左二）以及渔民村湖沙庙四亲伯出会庙贴（右一），这说明抬猛将与抬四亲伯的不是同一人群，但都贴在猛将堂外，表明整合已经开始。©赵世瑜拍摄
赵世瑜指出，刘猛将获得驱蝗神的身份是在清代，在更早的民间口述传说中，他通常是遭后母或舅母虐待，死于河中，而后成神的小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东山的一些刘猛将是孩童形象。实际上，浮尸在水上人的故事中是非常常见的主题。所谓水上人，即是指没有被官方纳入国家编户的渔民。他们以捕鱼为生，逐鱼群而居，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全在船上，如同水上的游牧民族。东山宋代时便有渔民上岸定居，但水上人变为岸上人大部分发生在晚近时期。
历史上江南地区的湖泽远比现在宽广。从地图上看，今天的东山与陆地相连，但在明代，它还和西北侧的西山一样，是太湖中的岛屿，冯梦龙在《警世恒言》中称，乘船渡水“往往还有风波之险”。直到民国时期，东山与陆地之间也还有20米左右的距离。
从左到右依次为：前山七大猛将中的诸公井阿大、殿前阿二、漾桥头阿五。©赵世瑜拍摄，社科文献出版社提供
“东山有很多土地基本上是到了清代以后才慢慢增加出来的，甚至很多地方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公社搞出来的。”赵世瑜说道。在东山做田野调查时，当地人经常向他提起“幸福大队”、“光明大队”之类的地名，一听便知是新中国成立后才有的，再仔细一问，原来以前在这生活的都是渔民。他们像前人那样，在太湖里围出一片水域，养殖鱼虾，栽种果树，渐渐将湖泊改造成陆地，他们自己也由居无定所的渔民变为了岸上人。
上岸定居时，渔民们会将原本供奉在船上的神请到陆地上来，为他们修建庙宇。东山猛将堂的分布以及各猛将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岛上围湖造田的动向与各村落形成的先后顺序。由于前山（本地人将东山沿莫厘峰分为前山和后山）潦里至渡桥一带晚建于靠近山麓的地区，每年正月抬猛将时，便由潦里附近的十位小猛将率先出动，给靠近旧村落的七大猛将“拜年”，老人们又称之为“子会”。刘猛将既是东山人关于先祖共同身份的记忆，也显示出了东山新老居民间的张力。
尽管船上渔民的生活方式变得越来越少见，但今天去东山，依旧可以看见住在水上的人。赵世瑜推测，2019年红纸上多出来的人家应该就是新近上岸的渔民，他们获准参加抬猛将仪式，意味着被岸上社区正式接纳，而接纳他们的人，不过是在更早的时候完成了水上人到岸上人的身份转变。
湖沙村下的船上人家。©赵世瑜拍摄，社科文献出版社提供
曾经有朋友打趣赵世瑜及其同行，说他们做的研究是“进村找庙，进庙读碑”。但赵世瑜觉得这句话有时候只说对了一半，他说，“没有碑读，我们也还是要做下去”。对他而言，研究刘猛将不是为了做民间信仰，而是为了弄清神明背后那群人的历史。农耕文化被长期奉为主流，有关江南水利问题的研究虽卷帙浩繁，却很少有人关注水上人生计的改变，想要从文献入手几乎不可能。这时候，田野就是进入历史的大门，是最好的素材和灵感来源。“过去是什么样我们不清楚，因为没有资料，但是我们看现在就会明白，过去大概就是这样的经历。”赵世瑜说道。
猛将何往？
2019年7月，赵世瑜又来到东山。正月看抬猛将时，他无意间听说，农历六月二十四还会抬猛将到葑山寺去“看外婆”，并且走的是水路。这一下就符合了他关于水上人的假设。之前他从未见过这种水上仪式，更觉得新鲜宝贵。尽管和过去相比，现在的仪式肯定发生了变化，但赵世瑜认为，跟着走走看看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强，“它能刺激你去想一些问题，印证一些猜想，去过现场之后再掉过头来看，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文字或许就能读出新东西”。
与正月间抬猛将不同，六月的抬猛将仪式规模没有那么大，出发时间又在夜里，外人想要参观，很难找到门路。到达东山后，赵世瑜不知道该从哪个村子上船，只好向之前认识的双湾村干部小施求助。半夜两点多，他们穿行在高田村的小巷中，最后终于来到埠头旁的猛将堂。小施把赵世瑜介绍给了组织活动的会首，他们将他安排在刘猛将乘坐的船上，站在神椅后头记录全程。
上图：2019年7月葑山荷花节。©赵世瑜拍摄，社科文献出版社提供
下图：农历六月二十四清晨葑山寺前的猛将会。©赵世瑜拍摄，社科文献出版社提供
刚到猛将堂时，只见几个妇女在庙中做准备。三点半前后，锣声传遍全村，仪式就要开始。四点左右，正式抬神上船。人们将两艘船连在一起，搭上木板，算作一个方阵。猛将打头，仪仗表演队伍与正月间的类似，几十艘船缓缓向南前行。水路两岸设有供桌，一路听得见鞭炮声，沿途有村民来拜。行至捐钱多的人家，神船就单独在河中转三圈。正是朝霞满天的时候，船队抵达了葑山寺下的码头。照例转过三圈后，人们将刘猛将留在船上，下到广场去敬香、舞龙、跳秧歌，等到太阳完全升起来时才各自散去。
因为疫情的影响，东山已经两年多没举行过抬猛将仪式了。但即便没有这个因素，赵世瑜也很怀疑，六月二十四走水路抬猛将的盛况还能持续多久。2017年起，太湖沿岸开始对水上养殖和捕捞行业进行清退，许多渔民被迫转业，进入工厂后，他们的起居作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做渔民，出工时间相对自由，但在工厂就得严格遵照工作时间表来安排一切，六月抬猛将起得早，以前还能回家补觉，现在要是去参加，只能请假。2019年抬猛将，赵世瑜明显感到来的人少了，最初只有妇女和老人在张罗，等到快出发时才有壮年男性出现。2020年元旦，《长江十年禁渔计划》正式生效。
湖沙庙中的神像和祖先像。©赵世瑜拍摄，社科文献出版社提供
对于刘猛将的未来，赵世瑜不太乐观。尽管抬猛将已经被列入市一级的非遗，但它在历史上屡次遭到毁禁，与水上人的关系也在不断弱化。清朝康熙年间，朝廷大臣汤斌和宋荦在江南大毁淫祠，刘猛将未能幸免。三十年后，出生于浙江嘉兴秀水的官员李维钧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刘猛将是元朝灭亡后自沉于水的将领刘承忠，能保佑农人免于蝗灾，奇迹般地让他一下从黑名单进入白名单，一跃成为朝廷敕封的驱蝗神。而在更早的明代，江南文人口中的刘猛将还是抗金名将刘锜（一说是刘锜的弟弟刘锐）。
不论这些故事多么离奇、多么自相矛盾，编造故事的人总是希望借此为刘猛将争取一个合法地位，让他延续下去，这是民间在与国家博弈时展现出的智慧。赵世瑜称之为“拉大旗作虎皮”，本地人对外一套说法，用以保护神明，但他们自己心里未必是这么想的。在东山调查的这些年，他听到了各式各样有别于官方的说法，三十年前第一次接触刘猛将时，自己完全相信了文献上所说的驱蝗神，全然没有想到背后还有一段水上人的历史。
如今渔民转业，将来人们如何记忆刘猛将，还很难说清。“现在你去江南，还能看到一些类似刘猛将的水上人的声音，但我相信，（这些）十年之内就会全没了。”赵世瑜感叹道。
抬猛将现场。©王艺群
比起江南地区其他的民间神祇，今天的刘猛将似乎还算幸运。2020年11月，赵世瑜趁着到常熟开会，借机去了一趟梅李的吉祥寺。吉祥寺是佛教寺院，近年院中却辟出了一处“万神殿”。周边村落拆迁，各村社庙中供奉的神像无家可归，只好暂时迁到寺内专门辟出的院落，按阿拉伯数字编号，放进一排长长的玻璃橱窗中，有的人甚至把神船送来吊在房梁上。神像下方不注明名字来源，如果不是本村人，断然不晓得这些神像姓甚名谁。
城市化推倒了自然村落，人和神同时被连根拔起。吉祥寺别院里的神像远不如正殿里的如来精美，有的做工相当粗糙，但赵世瑜解释道，这些丑丑的神像对老百姓来说恰恰是最亲近的，“越高大上就离人越远，越丑就越像家里人，谁会嫌弃自己的父母长什么样呢？”在他看来，现在将无家可归的神集中到吉祥寺，当然是大时代下谋生存的权宜之计，但这种趋势“令人悲哀又无可奈何”，毕竟谁也不知道这种妥协还能维持多久。如果真的走到那一天，诸多的刘猛将又该何去何从呢？
书籍简介
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
赵世瑜 著
社科文献·鸣沙
2022年2月出版/118元
ISBN 978-7-5201-8905-7
《故乡与世界》读者免费领书福利：
读者可自愿在留言区撰写读后感，截至2022年5月2日中午12点留言点赞数最高的3位将分别获得《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赠书1册。我们将通过留言回复通知并联系获奖读者，以邮寄的方式赠出书籍。若获奖读者未在通知后48小时内提供地址及收件人信息，名额将按点赞量依次顺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