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上午，北大教授林语堂，来找校长找蔡元培，办公室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众人心中儒雅君子蔡校长，座椅后的玻璃柜里，摆放的全是各种炸弹和手榴弹。
蔡元培，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中华民国的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他做了十年的北大校长，对北大的教育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指导方针，奠定了北大的学术精神，北大得以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他本人更是被世人喻之为“北大之父”。
然而世人眼中伟大学者和教育家蔡元培，还有让人一时难以接受的另一面：热血的革命者和铁血的暗杀战士。
1868年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一个富裕家庭的蔡元培，原本就是江南水乡的一名书生。他23岁中举， 25岁中进士，27岁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帝师翁同龢称赞他为“年少通经、文极古藻”。少年得志、才学横溢的蔡元培，如果生在盛世，一定是仕途青云，前途大好。
但是，蔡元培先生所在的朝廷，是腐朽的晚清政府，内有腐败无能的顽固势力，外有虎视眈眈的各国列强，使得像蔡先生这样的青年才俊，竟然无意于仕途、无意官场。
1895年底，被甲午战争惨败深深刺痛的蔡元培，怒斥清廷“不自强而恃人，开门揖盗，真无策之尤也”，从别人眼中大有前途的翰林院辞职回家，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与他曾经效命的朝廷彻底决裂，从此全身心地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伟大革命事业。
“百日维新”失败后，维新派人物遭到顽固派的残酷镇压，维新力量遭受重大损失，使蔡元培感觉到，需要培养一大批年轻人，使此成为新生力量和新鲜血液，才能与清廷作最坚决的斗争。基于此种理念，弃官回乡的他，一头扎进教育青年学生的事业里。他先后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1900年夏天，蔡元培离开故乡前往上海，担任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4月，蔡元培又与蒋观云、章太炎等创办了中国教育会，并亲自担任会长。出于对当局的不满，蔡元培愤然退出了南洋公学之后，又着手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积极开展爱国教育和反帝革命活动。
一手大力发展教育，以教育救国，为革命积蓄力量，一手主动参加革命党，亲身冲锋陷阵。他秘密创立光复会，并主动加入同盟会，以武装革命推翻腐朽的清政府。1904年冬天，蔡元培与同乡陶成章等人，将原来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改组扩大为光复会，他当选为光复会会长，并吸收徐锡麟、秋瑾等志士为光复会骨干，此后又吸收朱瑞、吕公望等一批进步人士为光复会会员，不断壮光复会的组织和力量。1905年10月，孙中山接见并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他在江浙沪一带声望崇高，为光复会、同盟会组织的建设，以及开展一系列革命活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蔡元培曾经说，“自36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为有效开展刺杀清廷王公大臣的工作，他参与组建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将爱国女校作为联络革命党人的据点和组织暗杀敌人开展革命暴动的首脑机关。他还亲自向高年级学生讲授法、俄近代史和暗杀知识，并与陈独秀、章士钊等革命者，自己动手在密室中学习制造炸药等暗杀武器。
为反对沙俄入侵东三省，他与上海反清人士以“对俄同志会”的名义，创办了《俄事警闻》(后改《警钟日报》)，声讨俄、日霸占东三省的罪行。与此同时，爱国学社还组建了抗俄义勇队，蔡元培更是剪去长辫，身穿制服，天天与学生们在一起开展军事操练。蔡元培这些活动，很快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当局下令对其侦讯，只好辗转青岛、绍兴、上海等地，最终出走日本，继续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多年以后，北大校园里发生了一起反对收取讲义费的学生“风波”，几百名学生包围了红楼，北大校长蔡元培出面制止，有学生说他倚老卖老，这位五十多岁的忠厚师长，居然拉开架势，装出一付愤怒的表情：“我是从明枪暗箭里历练来的，你们要是有手枪和炸弹，只管拿出来对付我，我跟你们决斗！”这些学生，自然是知道自己的老校长原来是干什么的，看着老校长动了真格，也就起起哄便散开了。
抗日战争爆发，他去南京向国民政府高层表明支持抗战的坚决态度，同时也为规劝持有亲日立场的汪精卫。他当着那位曾经同盟会老朋友的面慷慨呈辞：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话没说完，眼泪夺眶而出，滴进了酒中，他端起掺和泪水的酒杯，仰头一饮而尽。汪精卫神情尴尬，旁观者无不肃然起敬！热血战士的本色不改！
蔡元培先生一生不为官、不为钱，只为国家民族、只为教育事业。曾经做过国民政府教育总长、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和北大校长等要职的蔡元培，原本薪酬丰厚，仅是任北大校长期间，一个月的薪水就有600元，收入已经非常之多，但是先生到最后却连一处产业都没有，始终“居无定所”。步入老年后，更是长期过着租房子住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可不谓晚景凄惨。相比无钱买房，更让世人心痛的是，先生生病期间，竟然无法给付医药费。先生的贫困潦倒，是因为将自己的薪资，大都用在资助青年学生和爱国教育事业上了。
1940年，73的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曾任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的王世杰回忆说：“蔡先生为公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物以处丧事，就连入殓时的衣衾棺木，还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民国狂人辜鸿铭，一辈子眼高于天，永远是老子天下第一，但他从心底里佩服蔡元培，“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我。蔡元培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一直保皇，到现在还是保皇。”一个保皇派，一个革命党，居然惺惺相惜，足见生先是真革命，真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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