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核心线索，贯穿着西方哲学的许多问题，如人和世界的关系，感性与理性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存在者和存在的关系，等等。从历史层面看，西方哲学由“主体性”开端，又因“主体性”的崩溃而开启新的发展阶段——后现代主义。
所谓“主体性”，本是个外来词，这个词对应的英文单词是subjectivity（名词），既可以翻译成“主观性”，也可以译成“主体性”。
“主观性”近似于中国文化的“心”，即人的精神、意识。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即是此意。但中国文化的“心”多指道德意义，如“良知”、“良心”、“道德心”，此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感觉”或“我思”。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的“四心”指的是道德之心，不是单纯的“思想、意识”。明代王阳明有“致良知”之说，也是道德之心。
西方哲学的“主观性”是个哲学命题，和“客观性”相对，是指人的“感性知觉”或“思想意识”，如英国哲学家洛克的“感知”论、笛卡尔的“我思”论，皆是此意。
相比较而言，中国文化的“良知”，更接近西方文化的“灵魂”。
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分为三部分，一是欲望，二是激情（意志），三是理性；“理性”既包含认识理性（思维），又包含道德理性（德性），柏拉图的“道德理性”接近中国文化的“良知”。
与“主观性”相对，西方哲学的“主体性”包含三层含义：
一，“主体性”和人有关，只有人有资格成为主体，“物”没有资格成为主体（宗教例外，如基督教）。
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有类似看法。新儒学思想家牟宗三先生认为，儒家思想最看重“道德主体”，西方哲学最看重“认识主体“，这是两者的区别（罗义俊，《理性与生命》）。"道德主体"指人的道德良心，如仁、义、礼、智、信；"认知主体"指人的理性能力，如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先验自我”。
二，"主体性"指某个处于“主导”和“优先”地位的东西，像儒家的道德"仁心"，西方的理性思维，都是这种东西。
换言之，在人和世界的关系中，人处于主动、支配地位（主体）；世界处于被动、被支配地位（客体）。
如孔子的道德思想。孔子认为，“天命”不可知，唯一能够掌握的是道德“仁心”：”仁者爱人”，“吾欲仁，斯仁至矣”；一个人能否做到“仁”，完全取决于自己，和他人无关。这是道德“仁心”的主体性。
西方的笛卡尔认为，“我思”可以推论出“我在”，也可以推论出外部世界之在；“我思”是认识主体，是事物“存在”的前提条件。
三，“主体性”具有普遍性，有规范作用，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条件和根据。
比如西方哲学，无论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还是胡塞尔，他们都把人的理性视为认识过程的主角，承担着认识任务的主要责任。
康德认为，人的先验理性（知性范畴）是知识经验成立的前提条件；黑格尔认为，理性即存在，存在即理性，两者完全统一。这些说法都强调了理性的普遍性和规范作用，是认识论主体最重要特点。
由此看来，“主观性”和“主体性”是两个概念，虽仅一字之差，但内涵相距甚远，需要把两者区分开来。
下面简论西方“主体性”哲学的演变史。
西方哲学的主体性问题源自希腊智者学派，如高尔吉亚、普罗泰格拉。
高尔吉亚曾提出三个惊世骇俗的命题：世上没有东西存在；即使有东西存在，人类也没法认识；即使可以认识，也无法用语言说出。这三个问题互相关联，彻底否定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可能性。
根据黑格尔的分析，高尔吉亚所说的“物”是指具体存在的物，如“这是一朵花”，“那是一块石头”，“这里有一栋房子”等。
高尔吉亚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人的思想只能思考思想的对象（观念），无法思考感性存在（感性之物在心灵之外）；人类语言只能表达理性观念，无法表达言外之“物”，所以人无法认识世界。
对于高尔吉亚的观点，黑格尔分析的很透彻。他说，对于个别的感性存在，人类语言无法认识；凡是语言说出的东西，已成为普遍之物。换言之，语言无法抵达“感性个别”，语言只能表达普遍概念，这是人类语言的社会性（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手段，是一种社会现象）。
举个例子，“这是一朵花”。如果用眼睛观看，这是一朵具体存在的花，有颜色、形态，占据某个空间；如果用语言表达——“这是一朵花”，这朵花已经变成了思想之“花”（花的“观念”），而不是具体的花了。凭借花的“观念”，人们可以传达思想，交流情感；如果没有花的“观念”，人们无法理解花的存在“意义”（黑格尔认为，纯粹的感性个别不可言说）。
美国哲学家阿佩伦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西方哲学就是回答高尔吉亚提出的三个问题：希腊本体论回答第一个问题——何物存在；近代认识论回答第二个问题——如何认识“物”的存在；现代语言哲学回答第三个问题——如何表达对“物”的认识。
除高尔吉亚外，普罗泰格拉的思想也和主体性哲学有关。普罗泰格拉说，人是万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万物不存在的尺度。
根据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分析，普罗泰格拉的真实用意是，万物的存在没有统一标准，每个人的感觉都是万物的尺度；人的感觉千差万别，万物的存在尺度因人而异。
在普罗泰格拉看来，除了人的感觉外，并无一个“大写的”、抽象的普遍之“人”（普遍人性）作为万物尺度，这个“大写的”普遍之“人”即导向人的“主体性”（一种先验或超验的、具有规范作用的“人性”尺度，如康德的“先验理性”、胡塞尔的“超验理性”）。
与高尔吉亚和普罗泰格拉相对，希腊思想家巴门尼德明确肯定人类认识世界的可能性。他说，存在者存在（“是”）而不是不存在（“不是”），“存在”产生真理，“不存在”不产生知识。
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巴门尼德揭示了“存在”问题的秘密——“存在”不是“什么”（“对象”），而是“如何”（“过程”）。换言之，巴门尼德的“存在”不是康德的先验理性或笛卡尔的“我思”，而是“存在整体”，此看法对近代主体性哲学造成很大冲击。
根据希腊哲学发展史，智者学派的怀疑主义扭转了希腊哲学的发展方向，使希腊哲学从自然论转向人类学：从探寻自然存在的秘密，转向反思人类认识的条件，这是主体性哲学产生的重要背景。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可以代表上述立场——认识你自己！
希腊早期哲学主要研究自然问题，像泰勒斯（希腊哲学之父，他认为宇宙的本源是水）、赫拉克里特（他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火）、毕达哥拉斯（世界的本源是数）等哲学家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自然论思想；西方学者又把希腊早期哲学称为自然哲学或物理学。
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希腊人转向思考社会及人生问题，其中包括人的理性认识。如柏拉图（包括苏格拉底）在《法律篇》《理想国》等著作中，既思考形而上学问题（“理念”），又探讨灵魂、正义及理性认识问题。
在柏拉图看来，人的灵魂有三部分——欲望、激情、理性；知识真理和社会正义来自理性，理性是追求真理或正义的主要手段。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专门写作了《逻辑学》，分析理性思维的普遍法则（如三段论、同一律）。他认为，理性思维能够揭示外部事物的本质和属性。
比如下面一个判断：“这是一棵树”。在亚里斯多德看来，这是一个肯定命题（也是形而上学命题）：“这个”代表树的“实体”（subject，事物的本体），“树”代表“本质”（属性），该命题描述了“树”的存在本质（亚里斯多德反对割裂事物的“个别”与“普遍性”，认为实体即本体即本质）。
基督教传入欧洲后，人的理性地位受到怀疑与压制，西方人从崇拜理性转向崇拜信仰，理性沦为信仰的工具。一些基督教神学家认为，理性难以接近上帝，“认识”同样背负“原罪”。
根据基督教信仰，人的灵魂包含原罪，理性能力已经败坏，无法认识上帝，由此导致理性和信仰的冲突与矛盾。这一矛盾也是中世纪思想家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其他难题还包括如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三位一体论、神的救恩与意志自由的关系等）。
关于理性和信仰的关系，中世纪神学家有两种看法：一是以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阿伯拉尔为代表。他们认为，理性可以论证信仰。如奥古斯丁用新柏拉图主义解释《圣经》，创立了“教父哲学”；托马斯.阿奎那用亚里斯多德哲学解释信仰，建构了“经院哲学”。
还有一类思想家反对用希腊理性解释上帝信仰（如德尔图良、圣伯尔纳），他们认为，理性和基督教信仰没有关系，耶路撒冷和雅典没有交集。比如圣伯尔纳反复强调，接近上帝的唯一方式是“爱”，而不是理性。
中世纪神学极大压制了人的理性认识，把理性主体贬为信仰的“奴仆”（如托马斯.阿奎那晚年把自己的著作视为毫无意义，理性无法认识上帝）。这种重压是导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产生的重要原因。
文艺复兴提倡人文主义，如希腊罗马的法律、文艺；启蒙运动倡导科学、自由、民主，随着启蒙运动的勃兴，希腊哲学的主体理性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并开始大放异彩，这是“启蒙主体性”大行其道的标志。如笛卡尔、康德、黑格尔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笛卡尔是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代表，他从怀疑着的“我思”出发，首先推论出心灵“实体”的存在，这是近代“心、物”二元论哲学的起点。
根据笛卡尔的观点，人们可以怀疑任何一样东西，但有一样东西无论如何不能怀疑——“怀疑”本身。笛卡尔认为，“怀疑”本身是“我思”主体（心灵实体），心灵“实体”与物质“实体”面面相对，不相统属。这是笛卡尔主体性哲学的认识论“支点”（像杠杆的支点）。德国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认为，笛卡尔发现了人们认识真理的端口——自我意识（胡塞尔，《笛卡尔沉思》）。
笛卡尔确认心灵“实体”存在后，又陆续推论出物质世界的存在、上帝的存在（以思维证存在）。笛卡尔强调说，上帝是“完善”观念的来源，所以是最高存在（“完善”观念来自基督教）。
笛卡尔晚年承认，他从事哲学思考的最终目的是证明上帝的存在，这是笛卡尔哲学和基督教信仰的隐秘联系。
胡塞尔认为，笛卡尔提出的“自我意识”，意义重大，为西方哲学确立了一个坚固支点——认识论主体性。人们经常提到笛卡尔的“我在”，而忽视“我思”，这是一种片面之见。
笛卡尔的“自我意识”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心灵实体（“我在”），二是“理性思维”（“纯思”）。笛卡尔重视前者——心灵实体，康德、黑格尔、胡塞尔重视后者——我思或纯思（纯粹思维）。
胡塞尔认为，笛卡尔的““我在”属于心理学范畴，和经验主义有关；“纯思”属于认识论范畴，和纯粹理性有关（康德的先验理性、胡塞尔的超验主体），这种区别蕴含着西方主体性哲学的全部秘密。
康德的先验主体性来自笛卡尔，其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奠定了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基础。
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自然科学知识）不是来自外部经验，而是来自先天理性——人人天生具有的思维形式（“纯思”）。
这种思维形式由一些知性范畴组成（如“质”、“量”、“关系”、“可能性”等），这些知性“范畴”就像认识“模型”，先行规范着认识范围和对象。这是康德先验认识论哲学的核心思想。
康德说的“先验”不是时间意义之“先”，而是逻辑意义之“先”，指“优先”、“主导”之意。换言之，先天理性是自然科学的前提和根据，是经验知识的源泉；由“时空直观”提供的感性知觉，仅仅是自然科学的“素材”。
康德否定了知识来源的客体性，把知识根源归结为先天理性，因此康德哲学又被人们称为先验哲学。从“存在”论意义上看（知识的实际存在），康德哲学把知识“内容”排除在外，这是康德哲学的特色（追求先验性和理论兴趣），也是康德哲学的局限。
正因如此，黑格尔、胡塞尔对康德哲学心存不满。他们认为，必须消除康德哲学的形式性和抽象性，把知识建立在“存在”论的基础上，这是西方主体性哲学的演进方向。
黑格尔认为，康德哲学的先天理性仅仅局限于“形式”（纯思），没有内容（认识对象），这使得”认识论“和”存在论”脱节，需要弥补和纠正。为此，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建构了一套复杂完整的哲学体系。
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既是宇宙本体，也是人的理性，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在此基础上，黑格尔把宇宙演化的过程视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源自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哲学）；随着“异化”过程的进展，理性越来越多，感性越来越少，直至绝对精神的最后阶段——哲学；一旦到达哲学阶段，绝对理念实现回归，上帝意志完满实现（绝对精神即上帝）。这是黑格尔哲学的基本逻辑。
由此，通过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黑格尔消除了康德哲学的“物自体”，使“物自体”成为先验理性的认识“内容”，这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成就。
黑格尔又强调说，理性即存在，存在即理性，两者没有界限，它们是绝对精神的不同“显现”。最终，黑格尔哲学促成了”认识论“与”存在论“的合一，人与世界的合一，但这种“合一”仅仅局限于逻辑层面，无法获得经验层面的实证。
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掩盖了人性的复杂性，如本能、欲望、情感、意志、生命力、潜意识等等，这也是黑格尔遭人诟病的原因所在。
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对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均有所不满。他认为，笛卡尔的“我思”是心理学问题，不能为哲学提供科学基础（心理经验千变万化，不是客观对象）；康德的先验理性局限于“形式”（“纯思”），剔除了知识内容的“存在“论，这是认知盲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把“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缺少认识论层面的“自明性”。
为克服上述思想的局限，胡塞尔找到一条折衷之路。他从笛卡尔的“我思”中剥离出“纯思”（先验理性），又赋予康德的先验理性以”观念“内容（认识对象），两者合二为一，创立一种新的理论——意向性。
“意向性”既非康德的先验理性（先验理性没有内容），也非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包含外部事物），而是纯粹理性和”观念“对象（思想对象）的融合——“纯思”和“观念”的结合。
如此一来，“意向性”既消除了康德哲学的形式性和抽象性，又抛弃了黑格尔哲学的外部世界（胡塞尔认为，外部事物的存在应该搁置——存而不论）。胡塞尔认为，“意向性”为哲学提供了科学基础（胡塞尔，《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
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内含重大缺陷：如果认识对象仅仅局限于”思想观念“，如一朵花的“观念”，一棵树的“观念”，一所房子的“观念”，人的理性自我如何抵达外部世界？“我思”如何与”他思”相互沟通（“主体间性”）？这些问题令胡塞尔头疼不已。
为解决上述矛盾，胡塞尔提出了“生活世界”概念。他认为，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沟通人的“主体间性”，如“移情”、想象性“意识”、语言转换等；但只要“意向性”局限于内在“自我”，“我思”便始终无法走出“主观性”的泥淖，无法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
打个比方，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掌心翻筋斗，无论怎样翻腾，也无法摆脱如来佛的手掌心。胡塞尔的“意象性”对象（思想观念）就像翻筋斗的孙悟空，无论怎样翻腾，也无法走出内在自我。这一难题直至海德格尔才找到解决办法。
海德格尔认为，现象学“还原”的终点不是“意向性”，而是人的存在——“此在”（Dasein）；“此在”既不是“观念”存在（胡塞尔），也不是先验自我（康德），而是“在世界之中”存在（如张三的存在，李四的存在，特指某个人）。人的存在不仅包含理性，也包含情感、愿望、意志等非理性因素，此为海德格德尔“此在”论哲学的核心思想。
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本来就“在世界之中”，和外部世界融为一体；人的存在既包含“内在性”（如理解、情绪、感受等主观因素），也包含“外在性”（和世界发生各种联系）；因此，“天地神人”共处一体（源自希腊自然崇拜文化），互相关联，彼此渗透，共同构成“存在整体”——“存在”本身（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本身不是存在者，是存在者得以存在的“条件”和“背景”；这一“条件”和“背景”无法感知，不是理性认识“对象”，所以“存在”本身是“无”。
海德格尔用“此在”取代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先验自我”以及胡塞尔的“意向性”，为人的存在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人的存在和自然界有关，和社会、历史有关，这是“存在整体“的秘密。
其实在海德格尔提出“存在主义”之前，西方思想家已开始反思以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主体性哲学，如卢梭的浪漫主义、叔本华、尼采的生命意志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等。他们一致反对理性主义霸权，否定“认识至上”论，用非理性、非主体元素取代人的“认识理性”，如意志、欲望、本能、生命力等等，目的是为人的存在开辟新空间。
随着“认识论”主体的坍塌，那个”大写的““人”——普遍理性，走下神坛，被其他元素取而代之，如福柯的“话语”理论（人性本质来自“话语”建构，非现成之物）、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游戏”。这些东西皆非透明之物，而是充满着欲望或需求。借用福柯、尼采的话说，“理性”背后往往隐藏着“意志”或“权力”，“理性”不是“现成之物”。这是西方后现代文化主题。
与此同时，随着“认识论”主体的解体，西方哲学兴趣逐渐发生转移：从反思人的认识条件，转向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由理论热情转向实践热情；至此，传统主体性哲学走向终结。正如德国大文豪歌德所说的一样：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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