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核心线索,贯穿着西方哲学的许多问题,如人和世界的关系,感性与理性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存在者和存在的关系,等等。从历史层面看,西方哲学由“主体性”开端,又因“主体性”的崩溃而开启新的发展阶段——后现代主义。
所谓“主体性”,本是个外来词,这个词对应的英文单词是subjectivity(名词),既可以翻译成“主观性”,也可以译成“主体性”。
“主观性”近似于中国文化的“心”,即人的精神、意识。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即是此意。但中国文化的“心”多指道德意义,如“良知”、“良心”、“道德心”,此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感觉”或“我思”。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的“四心”指的是道德之心,不是单纯的“思想、意识”。明代王阳明有“致良知”之说,也是道德之心。
西方哲学的“主观性”是个哲学命题,和“客观性”相对,是指人的“感性知觉”或“思想意识”,如英国哲学家洛克的“感知”论、笛卡尔的“我思”论,皆是此意。
相比较而言,中国文化的“良知”,更接近西方文化的“灵魂”。
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分为三部分,一是欲望,二是激情(意志),三是理性;“理性”既包含认识理性(思维),又包含道德理性(德性),柏拉图的“道德理性”接近中国文化的“良知”。
与“主观性”相对,西方哲学的“主体性”包含三层含义:
一,“主体性”和人有关,只有人有资格成为主体,“物”没有资格成为主体(宗教例外,如基督教)。
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有类似看法。新儒学思想家牟宗三先生认为,儒家思想最看重“道德主体”,西方哲学最看重“认识主体“,这是两者的区别(罗义俊,《理性与生命》)。"道德主体"指人的道德良心,如仁、义、礼、智、信;"认知主体"指人的理性能力,如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先验自我”。
二,"主体性"指某个处于“主导”和“优先”地位的东西,像儒家的道德"仁心",西方的理性思维,都是这种东西。
换言之,在人和世界的关系中,人处于主动、支配地位(主体);世界处于被动、被支配地位(客体)。
如孔子的道德思想。孔子认为,“天命”不可知,唯一能够掌握的是道德“仁心”:”仁者爱人”,“吾欲仁,斯仁至矣”;一个人能否做到“仁”,完全取决于自己,和他人无关。这是道德“仁心”的主体性。
西方的笛卡尔认为,“我思”可以推论出“我在”,也可以推论出外部世界之在;“我思”是认识主体,是事物“存在”的前提条件。
三,“主体性”具有普遍性,有规范作用,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条件和根据。
比如西方哲学,无论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还是胡塞尔,他们都把人的理性视为认识过程的主角,承担着认识任务的主要责任。
康德认为,人的先验理性(知性范畴)是知识经验成立的前提条件;黑格尔认为,理性即存在,存在即理性,两者完全统一。这些说法都强调了理性的普遍性和规范作用,是认识论主体最重要特点。
由此看来,“主观性”和“主体性”是两个概念,虽仅一字之差,但内涵相距甚远,需要把两者区分开来。
下面简论西方“主体性”哲学的演变史。
西方哲学的主体性问题源自希腊智者学派,如高尔吉亚、普罗泰格拉。
高尔吉亚曾提出三个惊世骇俗的命题:世上没有东西存在;即使有东西存在,人类也没法认识;即使可以认识,也无法用语言说出。这三个问题互相关联,彻底否定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可能性。
根据黑格尔的分析,高尔吉亚所说的“物”是指具体存在的物,如“这是一朵花”,“那是一块石头”,“这里有一栋房子”等。
高尔吉亚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人的思想只能思考思想的对象(观念),无法思考感性存在(感性之物在心灵之外);人类语言只能表达理性观念,无法表达言外之“物”,所以人无法认识世界。
对于高尔吉亚的观点,黑格尔分析的很透彻。他说,对于个别的感性存在,人类语言无法认识;凡是语言说出的东西,已成为普遍之物。换言之,语言无法抵达“感性个别”,语言只能表达普遍概念,这是人类语言的社会性(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手段,是一种社会现象)。
举个例子,“这是一朵花”。如果用眼睛观看,这是一朵具体存在的花,有颜色、形态,占据某个空间;如果用语言表达——“这是一朵花”,这朵花已经变成了思想之“花”(花的“观念”),而不是具体的花了。凭借花的“观念”,人们可以传达思想,交流情感;如果没有花的“观念”,人们无法理解花的存在“意义”(黑格尔认为,纯粹的感性个别不可言说)。
美国哲学家阿佩伦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西方哲学就是回答高尔吉亚提出的三个问题:希腊本体论回答第一个问题——何物存在;近代认识论回答第二个问题——如何认识“物”的存在;现代语言哲学回答第三个问题——如何表达对“物”的认识。
除高尔吉亚外,普罗泰格拉的思想也和主体性哲学有关。普罗泰格拉说,人是万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万物不存在的尺度。
根据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分析,普罗泰格拉的真实用意是,万物的存在没有统一标准,每个人的感觉都是万物的尺度;人的感觉千差万别,万物的存在尺度因人而异。
在普罗泰格拉看来,除了人的感觉外,并无一个“大写的”、抽象的普遍之“人”(普遍人性)作为万物尺度,这个“大写的”普遍之“人”即导向人的“主体性”(一种先验或超验的、具有规范作用的“人性”尺度,如康德的“先验理性”、胡塞尔的“超验理性”)。
与高尔吉亚和普罗泰格拉相对,希腊思想家巴门尼德明确肯定人类认识世界的可能性。他说,存在者存在(“是”)而不是不存在(“不是”),“存在”产生真理,“不存在”不产生知识。
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巴门尼德揭示了“存在”问题的秘密——“存在”不是“什么”(“对象”),而是“如何”(“过程”)。换言之,巴门尼德的“存在”不是康德的先验理性或笛卡尔的“我思”,而是“存在整体”,此看法对近代主体性哲学造成很大冲击。
根据希腊哲学发展史,智者学派的怀疑主义扭转了希腊哲学的发展方向,使希腊哲学从自然论转向人类学:从探寻自然存在的秘密,转向反思人类认识的条件,这是主体性哲学产生的重要背景。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可以代表上述立场——认识你自己!
希腊早期哲学主要研究自然问题,像泰勒斯(希腊哲学之父,他认为宇宙的本源是水)、赫拉克里特(他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火)、毕达哥拉斯(世界的本源是数)等哲学家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自然论思想;西方学者又把希腊早期哲学称为自然哲学或物理学。
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希腊人转向思考社会及人生问题,其中包括人的理性认识。如柏拉图(包括苏格拉底)在《法律篇》《理想国》等著作中,既思考形而上学问题(“理念”),又探讨灵魂、正义及理性认识问题。
在柏拉图看来,人的灵魂有三部分——欲望、激情、理性;知识真理和社会正义来自理性,理性是追求真理或正义的主要手段。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专门写作了《逻辑学》,分析理性思维的普遍法则(如三段论、同一律)。他认为,理性思维能够揭示外部事物的本质和属性。
比如下面一个判断:“这是一棵树”。在亚里斯多德看来,这是一个肯定命题(也是形而上学命题):“这个”代表树的“实体”(subject,事物的本体),“树”代表“本质”(属性),该命题描述了“树”的存在本质(亚里斯多德反对割裂事物的“个别”与“普遍性”,认为实体即本体即本质)。
基督教传入欧洲后,人的理性地位受到怀疑与压制,西方人从崇拜理性转向崇拜信仰,理性沦为信仰的工具。一些基督教神学家认为,理性难以接近上帝,“认识”同样背负“原罪”。
根据基督教信仰,人的灵魂包含原罪,理性能力已经败坏,无法认识上帝,由此导致理性和信仰的冲突与矛盾。这一矛盾也是中世纪思想家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其他难题还包括如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三位一体论、神的救恩与意志自由的关系等)。
关于理性和信仰的关系,中世纪神学家有两种看法:一是以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阿伯拉尔为代表。他们认为,理性可以论证信仰。如奥古斯丁用新柏拉图主义解释《圣经》,创立了“教父哲学”;托马斯.阿奎那用亚里斯多德哲学解释信仰,建构了“经院哲学”。
还有一类思想家反对用希腊理性解释上帝信仰(如德尔图良、圣伯尔纳),他们认为,理性和基督教信仰没有关系,耶路撒冷和雅典没有交集。比如圣伯尔纳反复强调,接近上帝的唯一方式是“爱”,而不是理性。
中世纪神学极大压制了人的理性认识,把理性主体贬为信仰的“奴仆”(如托马斯.阿奎那晚年把自己的著作视为毫无意义,理性无法认识上帝)。这种重压是导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产生的重要原因。
文艺复兴提倡人文主义,如希腊罗马的法律、文艺;启蒙运动倡导科学、自由、民主,随着启蒙运动的勃兴,希腊哲学的主体理性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并开始大放异彩,这是“启蒙主体性”大行其道的标志。如笛卡尔、康德、黑格尔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笛卡尔是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代表,他从怀疑着的“我思”出发,首先推论出心灵“实体”的存在,这是近代“心、物”二元论哲学的起点。
根据笛卡尔的观点,人们可以怀疑任何一样东西,但有一样东西无论如何不能怀疑——“怀疑”本身。笛卡尔认为,“怀疑”本身是“我思”主体(心灵实体),心灵“实体”与物质“实体”面面相对,不相统属。这是笛卡尔主体性哲学的认识论“支点”(像杠杆的支点)。德国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认为,笛卡尔发现了人们认识真理的端口——自我意识(胡塞尔,《笛卡尔沉思》)。
笛卡尔确认心灵“实体”存在后,又陆续推论出物质世界的存在、上帝的存在(以思维证存在)。笛卡尔强调说,上帝是“完善”观念的来源,所以是最高存在(“完善”观念来自基督教)。
笛卡尔晚年承认,他从事哲学思考的最终目的是证明上帝的存在,这是笛卡尔哲学和基督教信仰的隐秘联系。
胡塞尔认为,笛卡尔提出的“自我意识”,意义重大,为西方哲学确立了一个坚固支点——认识论主体性。人们经常提到笛卡尔的“我在”,而忽视“我思”,这是一种片面之见。
笛卡尔的“自我意识”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心灵实体(“我在”),二是“理性思维”(“纯思”)。笛卡尔重视前者——心灵实体,康德、黑格尔、胡塞尔重视后者——我思或纯思(纯粹思维)。
胡塞尔认为,笛卡尔的““我在”属于心理学范畴,和经验主义有关;“纯思”属于认识论范畴,和纯粹理性有关(康德的先验理性、胡塞尔的超验主体),这种区别蕴含着西方主体性哲学的全部秘密。
康德的先验主体性来自笛卡尔,其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奠定了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基础。
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自然科学知识)不是来自外部经验,而是来自先天理性——人人天生具有的思维形式(“纯思”)。
这种思维形式由一些知性范畴组成(如“质”、“量”、“关系”、“可能性”等),这些知性“范畴”就像认识“模型”,先行规范着认识范围和对象。这是康德先验认识论哲学的核心思想。
康德说的“先验”不是时间意义之“先”,而是逻辑意义之“先”,指“优先”、“主导”之意。换言之,先天理性是自然科学的前提和根据,是经验知识的源泉;由“时空直观”提供的感性知觉,仅仅是自然科学的“素材”。
康德否定了知识来源的客体性,把知识根源归结为先天理性,因此康德哲学又被人们称为先验哲学。从“存在”论意义上看(知识的实际存在),康德哲学把知识“内容”排除在外,这是康德哲学的特色(追求先验性和理论兴趣),也是康德哲学的局限。
正因如此,黑格尔、胡塞尔对康德哲学心存不满。他们认为,必须消除康德哲学的形式性和抽象性,把知识建立在“存在”论的基础上,这是西方主体性哲学的演进方向。
黑格尔认为,康德哲学的先天理性仅仅局限于“形式”(纯思),没有内容(认识对象),这使得”认识论“和”存在论”脱节,需要弥补和纠正。为此,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建构了一套复杂完整的哲学体系。
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既是宇宙本体,也是人的理性,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在此基础上,黑格尔把宇宙演化的过程视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源自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哲学);随着“异化”过程的进展,理性越来越多,感性越来越少,直至绝对精神的最后阶段——哲学;一旦到达哲学阶段,绝对理念实现回归,上帝意志完满实现(绝对精神即上帝)。这是黑格尔哲学的基本逻辑。
由此,通过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黑格尔消除了康德哲学的“物自体”,使“物自体”成为先验理性的认识“内容”,这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成就。
黑格尔又强调说,理性即存在,存在即理性,两者没有界限,它们是绝对精神的不同“显现”。最终,黑格尔哲学促成了”认识论“与”存在论“的合一,人与世界的合一,但这种“合一”仅仅局限于逻辑层面,无法获得经验层面的实证。
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掩盖了人性的复杂性,如本能、欲望、情感、意志、生命力、潜意识等等,这也是黑格尔遭人诟病的原因所在。
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对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均有所不满。他认为,笛卡尔的“我思”是心理学问题,不能为哲学提供科学基础(心理经验千变万化,不是客观对象);康德的先验理性局限于“形式”(“纯思”),剔除了知识内容的“存在“论,这是认知盲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把“思维与存在相统一”,缺少认识论层面的“自明性”。
为克服上述思想的局限,胡塞尔找到一条折衷之路。他从笛卡尔的“我思”中剥离出“纯思”(先验理性),又赋予康德的先验理性以”观念“内容(认识对象),两者合二为一,创立一种新的理论——意向性。
“意向性”既非康德的先验理性(先验理性没有内容),也非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包含外部事物),而是纯粹理性和”观念“对象(思想对象)的融合——“纯思”和“观念”的结合。
如此一来,“意向性”既消除了康德哲学的形式性和抽象性,又抛弃了黑格尔哲学的外部世界(胡塞尔认为,外部事物的存在应该搁置——存而不论)。胡塞尔认为,“意向性”为哲学提供了科学基础(胡塞尔,《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
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内含重大缺陷:如果认识对象仅仅局限于”思想观念“,如一朵花的“观念”,一棵树的“观念”,一所房子的“观念”,人的理性自我如何抵达外部世界?“我思”如何与”他思”相互沟通(“主体间性”)?这些问题令胡塞尔头疼不已。
为解决上述矛盾,胡塞尔提出了“生活世界”概念。他认为,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沟通人的“主体间性”,如“移情”、想象性“意识”、语言转换等;但只要“意向性”局限于内在“自我”,“我思”便始终无法走出“主观性”的泥淖,无法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
打个比方,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掌心翻筋斗,无论怎样翻腾,也无法摆脱如来佛的手掌心。胡塞尔的“意象性”对象(思想观念)就像翻筋斗的孙悟空,无论怎样翻腾,也无法走出内在自我。这一难题直至海德格尔才找到解决办法。
海德格尔认为,现象学“还原”的终点不是“意向性”,而是人的存在——“此在”(Dasein);“此在”既不是“观念”存在(胡塞尔),也不是先验自我(康德),而是“在世界之中”存在(如张三的存在,李四的存在,特指某个人)。人的存在不仅包含理性,也包含情感、愿望、意志等非理性因素,此为海德格德尔“此在”论哲学的核心思想。
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本来就“在世界之中”,和外部世界融为一体;人的存在既包含“内在性”(如理解、情绪、感受等主观因素),也包含“外在性”(和世界发生各种联系);因此,“天地神人”共处一体(源自希腊自然崇拜文化),互相关联,彼此渗透,共同构成“存在整体”——“存在”本身(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本身不是存在者,是存在者得以存在的“条件”和“背景”;这一“条件”和“背景”无法感知,不是理性认识“对象”,所以“存在”本身是“无”。
海德格尔用“此在”取代笛卡尔的“我思”、康德的“先验自我”以及胡塞尔的“意向性”,为人的存在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人的存在和自然界有关,和社会、历史有关,这是“存在整体“的秘密。
其实在海德格尔提出“存在主义”之前,西方思想家已开始反思以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主体性哲学,如卢梭的浪漫主义、叔本华、尼采的生命意志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等。他们一致反对理性主义霸权,否定“认识至上”论,用非理性、非主体元素取代人的“认识理性”,如意志、欲望、本能、生命力等等,目的是为人的存在开辟新空间。
随着“认识论”主体的坍塌,那个”大写的““人”——普遍理性,走下神坛,被其他元素取而代之,如福柯的“话语”理论(人性本质来自“话语”建构,非现成之物)、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游戏”。这些东西皆非透明之物,而是充满着欲望或需求。借用福柯、尼采的话说,“理性”背后往往隐藏着“意志”或“权力”,“理性”不是“现成之物”。这是西方后现代文化主题。
与此同时,随着“认识论”主体的解体,西方哲学兴趣逐渐发生转移:从反思人的认识条件,转向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由理论热情转向实践热情;至此,传统主体性哲学走向终结。正如德国大文豪歌德所说的一样: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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