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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与萧珊的爱情故事书籍,老作家巴金两篇怀念妻子萧珊的文章感人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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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梦见萧珊,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安慰她:‘我不要紧。’她哭起来。我心里难过,就醒了。……我听见她在骨灰盒里哭泣。”——巴金《再忆萧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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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1904—2005年),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无党派人士。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另有佩竿、余一、王文慧等,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代表作为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及《憩园》、《寒夜》,散文随笔集《随想录》、《真话集》等,还有大量译作。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2003年国务院授予其“人民作家”荣誉称号。曾获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苏联“人民友谊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称号等。首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

穿越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刻画历史巨变,一个生命竟如此厚重。他可能没有鲁迅的忧愤深广,没有茅盾的鞭辟入里,没有郭沫若的广博学养,没有徐志摩、朱自清的绮丽文采,也没有沈从文、老舍的鲜明风格;但他强烈的激情、强烈的对于青春冲力的渴望,却让他成为“五四”青春精神的最好象征。他在字里行间燃烧的情感,点亮了多少人灵魂的灯塔;他在人生中真诚的行走,叩响了多少人心灵的大门;他贯穿于文字和生命中的热情、忧患、良知,将在文学史册中永远闪耀璀璨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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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相识于1936年的大上海。那时,年仅32岁的巴金,已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年轻一代对幸福爱情和美好生活的追求。于是巴金收到了许多书信,不少是追求他的女性写来的。一天他又拆开了一封信,里面一个女孩子的照片掉了出来。他很诧异地拾起照片看了看,这女孩剪着一头短发,戴着花边草帽,有着和善的笑容。他下意识地翻过背面,上面写着“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巴金微笑了一下,阅读了那封信。原来,这个女孩的来信一直最多,笔迹娟秀,言词不多,落款总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她的信给巴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们通信了大半年之久,却从未见过面。她就是萧珊。最后还是萧珊在信中写道:“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能答应我的请求……”巴金深感这是位开朗、细心的女中学生,因为信中不仅约定了时间、地点,还夹着她的一张照片。显然她是怕巴金认错了人。

按照信中的约定,巴金来到新亚饭店。一会儿,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的女生出现了。还没等巴金回过神来,她就像熟人一样欢快地叫起来:“哎呀,李先生,您早来啦!”巴金谦逊地一笑:“唉,你也早啊!”说着请萧珊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萧珊望着巴金,快活地笑道:“李先生,您比我想象的可年轻多了。”不善言辞的巴金一下子少了许多拘束,开心地说道:“你比我想象的还像个娃娃呢!”萧珊笑着说:“我可不愿李先生也把我当小孩看哟!”

看着萧珊稚气的样子,巴金觉得很有趣,便追问她:“哦,还有人和我看法相同?”巴金这么一问,萧珊一股脑儿托出了这次找他的真正缘由来:“我恨我爸爸,他老说我小,一直不允许我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其实我是学校有名的干将。我不但经常演进步话剧,如《雷雨》中的四凤,还结识了上海许多从事话剧的进步人士,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

巴金说:“我相信。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家里还有些什么人?”萧珊叹了口气:“我爸爸是上海泰康食品厂的股东,还在南市城隍庙开了家咖啡馆。他总是处处限制我,虽然妈妈有知识、懂文学艺术、倾向‘五四’新潮,弟弟也与我志同道合,但还是抗不过爸爸。李先生,我真想离开这个古板的家庭,去闯荡江湖。”巴金一听,忙说:“千万不要这样,我前段时间还写信劝过一个17岁的女孩子不要逃离家庭。像你这样的少年,还是一只羽翼未丰的小鸟,很难远走高飞的。现在社会纷繁复杂,决不可冲动行事。你现在应该多读书、多思考,再行动啊。”巴金语重心长的话语,打消了萧珊离家的念头。一位大作家和一位少女的心渐渐拉近了距离。

这次见面以后,他们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萧珊更多地给巴金去信,她坦率、热情地在信中说:“我永远忘不了从你那里得来的勇气。”巴金每次复信都称她为“小友”。萧珊常到巴金工作的出版社去找他,以求思想上得到更多的启蒙。巴金一直避免把萧珊当作“另一半”的设想。

1936年底,巴金的朋友要去桂林半年,家里无人照料,便请他去帮助照看居所。于是萧珊常常去看巴金,并开始关心他的起居生活。萧珊的来访和关心,使从成都出走十几年很少与女性接触的巴金感觉到了生活丰富多彩、充满诗情画意的另一面。

他们的感情沟通和对生活的认识、计划渐渐成熟。1937年他们正式订婚,爱情又得到了新的升华。1938年7月,萧珊去广州看望巴金,他俩同住在出版社里,各有各的房间。他们一道上街,一起吃饭。巴金工作时,萧珊则料理杂事,互相尊重,十分和谐,像朋友一样。不久巴金应邀去武汉,她也随同前往。10月日军进攻广州,巴金带着萧珊和出版社同行,急忙包船去桂林。途中换船等船、防敌机、躲警报,一共9天。后来,巴金根据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写下了《从广州出来》等一系列文章:“这些通讯写了我爱情生活中一段经历,没有修饰,也没有诗意,我们就是那样生活,没有半点虚假。”

几个月后萧珊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巴金又投入到了忘我的写作之中。1939年巴金从桂林去昆明,两人约定第二年再相见。之后巴金回到上海,写完了《秋》。1940年夏,巴金跑到昆明和萧珊见面,她还是那么活泼开朗、丰姿绰约、光彩照人。巴金的心情非常欢愉。暑假期间,他们每天都在一起,一同游玩,一起接待亲朋好友。晚上巴金送萧珊去女生宿舍,自己回到住处伏案写作。

3个月后巴金去了重庆,一住就是一年。1941年暑假,他去昆明看望萧珊后回到桂林。萧珊非常想念巴金,怕他只顾忘我地工作,不顾吃饭和休息。她一封接一封地给他写信,关心他的身体和生活。巴金每次收到萧珊的信,都是一读再读,感动之余,也及时回信互相鼓励,增进情感。

1942年,因抗战吃紧,巴金的一些同事陆续离开了桂林。他顿感悲寂,不知所措。体贴入微的萧珊深深惦念着他,不等大学毕业就来到他身边,并意味深长地说:“你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永远在你身边。”巴金的眼睛湿润了,他颤抖地说:“萧珊,我不知道怎么感激你,再等我一年,好吗?”萧珊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她清楚地知道,巴金有一大家子人,原由三哥承担的生活费用,现在只能靠他了。于是巴金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挣了些钱,侄儿、侄女的学费没问题了,自己结婚成家的费用也有了。

1944年5月,萧珊和巴金决定结婚。此时巴金已经40岁了,而萧珊只有26岁。从相识到结婚,他们的恋曲进行了8年。这8年中,他们在烽火连天中几度离散、几度相聚,天南地北,两情依依。患难与共的岁月,早已把他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如今终于要结婚了,萧珊清澈的大眼睛里盛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渴望。巴金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朋友一间屋做新房,没有添置一丝一绵、一凳一桌,只有他4岁时与母亲的合影作为祖传家产。也没什么可安排的,只委托弟弟以双方家长的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

一个星期后,巴金和萧珊去贵阳郊外风景如画的花溪度蜜月。是夜,两人依偎在一把长长的藤椅上,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萧珊转动着一双明如秋水的大眼睛,兴致勃勃地谈着,用温柔的目光凝视着她的如意郎君。她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从今天起我是您的妻子了,再不许叫我小女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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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巴金在文学界有了较高的地位和较多的工作,社会活动日渐增多,十分繁忙,一年总有好几个月不在家。家里的一切都由萧珊操持,夫人是他们家真正的“顶梁柱”。好在他们在此之前就曾有过几年聚少离多的日子,两人早已习惯了温馨的笔谈。

1960年冬,全国正陷于严重的饥荒危机,上海家中全靠萧珊料理安排。她既要照顾儿女又要侍奉婆母,自己还在杂志社上班。由于粮食紧张,家中三餐已改为二稀一干,稍后又被迫改为一天三稀。每人每天只能吃到2分钱的菜,给孩子们订的牛奶只能3天供应一次。孩子生病想吃挂面,还非得有医生证明才能买到。煤也短缺,限量供应。萧珊尽量节省用煤,惟恐到急需时供不上。巴金当时在成都,饮食尚可。当他联想到家中瞪大眼睛的儿女、不胜羡慕的爱妻,他们快要“三月不知肉味了”,甚至处在半饥饿状态,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和痛苦。他在给萧珊的信中屡屡说道:“我每顿饭都想到你们,我要是能分一半给你们就好了。关于你来不来的事,我有时也矛盾,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希望你来分享‘盛馔’,在黄昏时分,希望有你对坐谈谈……”

“文革”中,巴金不知向萧珊隐瞒了多少次自己所遭受的待遇,而萧珊也替巴金承受了很多罪。在巴金遭批斗的那些年,作为他的妻子,萧珊也被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纸牌,并被派去扫大街,受到周围不明事理的人辱骂和折磨。为保护巴金,她还被红卫兵的铜头皮带打过。不过萧珊一直默默忍受,就是为了不让巴金难过。她经常一大早便陪着巴金从家里走到车站,从后面将他推上公共汽车,努力不让他摔下来;还要不断叮嘱他,不要忘了将小红书带在身边。这时巴金便十分自责,认为正是自己的写作害苦了妻子。

1972年6月,巴金从干校回来度假。萧珊卧床不起已有好些日子了,见丈夫回来,她发灰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巴金见妻子的病越来越重,有时烧到摄氏39度以上,多次看医生都弄不清到底是什么病,便要求延长假期,留在家里照顾她,但没有得到“工宣队”的批准。

7月中旬,家人托朋友想了不少办法,给萧珊拍了两次X光片,才查出她患的是肠癌。后来,在亲戚的帮助下,萧珊才住进了医院,这时大夫发现她的癌细胞已扩散到了肝部。在这种情况下,巴金方获准留家照顾萧珊。他每天去医院陪妻子大半天。

8月8日,萧珊进手术室开刀。手术前,她生平唯一一次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巴金用手轻轻捂住她的嘴,低下了头。两人的泪水相互交融,肝胆欲碎。

手术后,巴金默默地守在萧珊的床榻前。到悲极时,他几乎想高声大喊:“一切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萧珊努力克制住自己的疼痛,不叫不喊;除了迷糊中几次要求开床边的氧气筒,和担心输血太多付不起医药费外,她从不抱怨什么。她含泪望着形容憔悴的丈夫说:“我不愿丢开你。没有我,谁来照顾你啊?!”望着妻子那双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巴金心中充满了酸楚,惟一的希望就是她能尽快恢复健康。

8月13日中午,巴金在家刚端起饭碗,突然接到传呼电话说萧珊去世了。真是晴天霹雳!全家人立即赶到医院。萧珊的尸体已用白床罩包好,停在太平间的担架上。巴金弯下身子,隔着白布拍着她的遗体,无声地哭喊:“蕴珍,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心中涌出千言万语,却一句也说不出来。萧珊临终前一直念叨着“叫‘医生’来”,她当时习惯称巴金为“医生”。巴金悔恨妻子临终时没有守在她身旁,悔恨没有听到她留下遗言,悔恨有许多话没有向她倾吐。

后来,巴金回忆到这段经历时写道:“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着两只眼睛。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

萧珊故去后,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床头则放着她的译作。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他写下的《怀念萧珊》等文章,文字平静而沉痛,每次自己读来都不禁隐隐作痛。

友人考虑到巴金的生活和写作,认为他应当有个伴侣来照顾他,便婉转地向他表示了这个意思。巴金给了他最简洁明快的回答:“不想找老伴,没有兴致和劲头。”巴金心中的那个位置永远交给了萧珊,没有任何人再能占据它!

[李子迟著:《问世间情为何物:中国历代名人情感解读》,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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