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广西河池市 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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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越南胡志明主席的一封绝密电报说起
1966年3月中旬的一天。中南海。
三月的春风,轻柔地吹拂着中南海湖畔低垂的柳枝，随着阵阵春风的掠过，杨柳树上的枝叶便在空中轻轻地飘舞起来，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忽缓忽急，袅袅飘逸。
中南海菊香书屋一片安静。毛泽东主席手上夹着一支香烟，正在认真地批阅秘书送来的文件……
“滴滴滴、嗒嘀嗒……”此时，一封紧急密电的电波，从位于中南半岛东部,北纬8°10'-23°24'、102°09'-109°30'之间的地标处,穿云破雾,向北京飞驰而去……
突然，一阵敲门声响起，伴随其后的是一道洪亮的声音：“报告主席，有紧急密电呈报您阅批！”
毛泽东主席把烟头放到烟灰缸里摁灭，接过密电仔细地看了起来，不一会儿，他紧锁眉头，又重新看了一遍……
那是越南政府主席兼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发给毛泽东主席的急电。
电文大意为：由于美国空军对越南北方实施狂轰滥炸，越南军民死伤甚重。由于缺乏血浆，救治不及时，许多伤员失去了生命。之前，越南政府曾向苏联政府提出过援助血浆的要求，但遭婉言拒绝。处于危及之际，越南政府向中国政府紧急求援鲜血100万毫升以及一批医疗器械和药品。
毛泽东主席又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沉思片刻后，然后用手轻轻地把那份电报纸抹平，在上面批了 “人命关天，拟援助200万毫升。”几个字。
然后，毛泽东主席按响桌面上的电铃，派人将那封电报直接送到西花厅，请周恩来总理具体处理。
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批示的电报送到西花厅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
由于当天周恩来总理有外事活动，一直忙到晚上10点钟左右，才乘那辆黑色的红旗轿车回到中南海西花厅。
当秘书们看到周恩来总理回来后，各自匆匆忙忙地从自己办公室里拿着文件、电报，三步并作两步地朝总理办公室赶去。他们手头的那些材料都是周恩来总理外出活动期间，收到的有关国内外大事的文件、电报，这些都急等周恩来总理批示。
“同志们，都把你们手中的材料放到我的办公桌上吧。”周恩来总理说。
然后周恩来总理脱去外衣，松了松领口，坐下开始批阅文件。
这些文件材料秘书们都根据内容事先列出了概要，以方便周恩来总理阅批。
周恩来总理在阅批了黑龙江等几个省的报告后，突然想起什么，问身边的秘书：“有没有主席的批件——先把主席的批件拿给我。”
“这里有一份主席的批件。”秘书递上毛泽东主席批示的那份电报。
周恩来总理认真地看了电报后，抬手看了一下手表，问道：“主席的批件是几点送来的？”
“下午3时。”
“这么重要的批件你们怎么拖了近7个小时才拿给我？你们是怎么搞的？！”周恩来总理显得十分不高兴。
“总理，您一直在外忙着，我们不好打扰您。”秘书神色紧张地解释道。
“你们不能这样办事的！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收到主席的批件要立刻报告。不管任何时候——我是在休息还是在忙。这次要吸取教训。”
接下来，周恩来总理又看了胡志明主席发来的那封电报，仔细揣摩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他在心里想，胡志明发来的电报只提出要求中方援助100万毫升的血浆，而毛泽东主席却批示援助200万毫升，说明毛泽东主席对支援越南抗击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十分重视。此事必须快办、办好。
于是，周恩来总理挥笔在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下面写道：“即转卫生部钱信忠部长，速照主席指示办。具体事宜，可与铁道部商议、协调。周恩来。”
周恩来总理把电报递给秘书，神情严肃地说：“你马山把这份电报送给钱信忠部长，交代卫生部一定要迅速、安全地完成主席下达的任务。”
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接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批示的电报后，觉得事关重大，于是亲自找当时的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商量。
钱信忠、吕正操两位部长都是老革命，他们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加入了共产党。抗战时期钱信忠任八路军总部野战卫生部部长，吕正操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司令员。1955年，钱信忠、吕正操分别被授予上将、少将军衔，可说即是战友又是老熟人了。
吕正操听说主席和总理对越南胡志明主席援助血浆的请求都分别作了批示，于是就向钱信忠提出马上召集两个部的相关部门会商，以便尽快制定出采血、储存、消毒、运输及安全保卫的方案，保证高质量、安全地完成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交办的任务。
在两部的会商会议上，钱信忠在介绍越南胡志明主席关于请求中方援助血浆的情况，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后，说道：“同志们，这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交办的任务，是关系到抗美援越及中越两国关系的一项政治性极强的任务。
“我们卫生部、铁道部所属各部门要通力协作，尽快制定出采血、储存、消毒及运输的方案。”
吕正操接着说：“老钱，你是专家，看来你心里对这件事早就有底了，你就先提出个方案吧。”
钱信忠这位历任八路军第129师卫生部部长、华北军区卫生部部长、西南军区卫生部部长，1951年赴苏联学习并获医学副博士学位的部长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我是这样想的，我们向越南提供的血浆必须保证全部是新鲜的、经过特殊仪器消毒杀菌处理和严格检验的。目前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江苏、浙江、上海——因为这三个省市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因此，我认为把任务交给三地卫生厅，让他们迅速地组织健康指标合格者献血，必须在随后指定的时间内采集到符合规定指标的血浆。”
说到这里，钱信忠调头看了看吕正操，然后接着说道：“老吕，采血的问题落实后，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如何运输了。
“保存血液是一项技术性极强的工作。血液从人体内采集出来后，要做好血液的安全性检测和消毒。处理后的血液短时间内很容易凝固，因此需要加入抗凝剂。此外，保存、运输还需要保持稳定的低温状态。温度高了或低了都会导致血浆变质。这就需要保证运送血浆的列车必须具备恒温条件。”
吕正操听钱信忠说运输血浆要有能保持恒温的列车车厢后，顿时眉头紧锁，他思忖片刻，道：“我们铁路现在没有专门运送血浆的冷藏车厢。唯一一个办法就是在现有食品冷藏车厢的基础上，按照运输血浆的技术要求对其进行改装。”
在钱信忠、吕正操两位部长的亲自主持下，这次卫生部和铁道部的会商很快就达成了共识：采集血浆的任务交由江、浙、沪三地负责；铁道部负责对现有食品冷藏车厢进行技术改装，使其达到运输血浆的技术要求；这次行动要严格保密，并制定相应的保密措施。
会后，钱信忠、吕正操两位部长亲自到朝阳区建外大街光华路32号，越南驻中国大使馆联系落实运输相关事宜。
越南驻中国大使馆即刻向河内请示，河内表示血浆交接地最好定在与中国云南省河口县接壤的越南老街。河内是基于这样考虑的：越南老街紧挨红河，一旦通往首都河内的铁路被炸断，则可以通过水运方式把血浆运往河内。
铁道部根据越南方面的这个要求和鲜血采集地的地理位置，决定把这批血浆的始发站定在杭州，并将转运这批血浆的车厢定为“663”，把改装车厢的工作定为“663工程”。
铁道部计划在血浆收集好后，就将代号为“663”的车厢挂在上海开往昆明的79次列车上，发往昆明，然后转往河口中越边境站。
为督促江、浙、沪三地不折不扣地完成这批特殊援助物资的工作，卫生部、铁道部各抽出3名干部组成联合工作组飞赴杭州，进行具体指导“663工程”。
二、“663工程”开工第二天却发生钳工诸志岱突然上吊自杀的离奇事件
北京联合工作组抵达杭州后，立即向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汇报这次工作任务：15天内完成代号为“663”车厢的改装任务，调试合格后，立刻通知江、浙、沪三地卫生部门采集鲜血，按规定的时间运到杭州站装车，并及时送往越南。
为此，浙江省人民委员会立即召开相关部门会议，调集技术力量，全力做好“663”车厢的改装工作。浙江省政府相关部门也即刻从各工厂抽调了数名技术拔尖的技工组成技术班子，并由铁路机务段抽调一名技术骨干负责“663”车厢的改装技术工作。
“663”车厢在杭州东郊一个机车编组站进行。由于任务涉及到抗美援越的军事机密，为防止敌特的破坏，铁路部门与当地公安部门一起制定了严格的安保措施。
为此，杭州市公安部门抽调20名干警，派出徐晚群科长带队，负责安保工作。
徐晚群科长他们在机车编组站所有岔道口设立隔离带，只留下一个出入口；规定除施工人员外，任何人不得出入。20多名干警分成两班， 24小时守护在施工现场。
主持“663”车厢改装技术工作的负责人是机务段老钳工诸志岱。
诸志岱在机械方面的技术，在整个上海铁路局可是出了名的。五十年代已被评为技师，为钳工顶级职称。
诸志岱除技术拔尖外，为人老实且政治可靠，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每次来杭州，所乘的专列都由诸志岱负责主持检修，他的政治可靠程度和技术水平可见一斑。
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这样一位政治可靠的老工人，在 “663工程”开工的第二天，竟蜕变成了一个“小偷”，并离奇地上吊自杀了。
情况经过是这样的：
3月16日，“663工程”正式开工。为了保证15天内完成工作任务，施工人员两班倒，日夜轮流干。诸志岱是工程技术负责人，责任重大，他除了跟班工作外，吃、睡都在工地上。
3月17日下午3时，诸志岱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架上夹着一个帆布工具包，驶出工地。
车行至工地关卡时，担任警戒的两个干警朝他挥挥手：“诸师傅，忙呀。”
由于诸志岱是工程负责人，待在现场的时间最长，因此与负责警卫的警察熟络。
诸志岱跨腿下车，一面推着自行车，一面微笑道：“不忙，到库房领取一些油漆。”
过了关卡，诸志岱又重新跨上自行车，准备往库房方向驶去。
突然诸志岱听到右侧响起一阵急促的“叮当、叮当——”自行车铃声，没等诸志岱反应过来，一辆自行车“咣当”一声，撞了上来。接着，两人连人带车都倒在地上。
“你怎么这样鲁莽——你是干什么的？”诸志岱从地下站起来，一面拍打身上的尘土，一面嘟囔道。
“对不起，老师傅，我的自行车车闸坏了——你伤到哪了？”撞倒诸志岱的那人一面搀扶他，一面惊慌失措地问道。
“这不是食堂的炊事员小王吗？怎么这样不小心，把诸志岱师傅给撞倒了。”这时在卡口值班的警察立刻跑过来，帮助搀扶诸志岱。
“没事、没事，警察同志。”诸志岱连声对警察说道。
警察接着躬身帮诸志岱捡起摔在地上的工具包。当警察捡起地上那个工具包时，只听到“哗”的一声，工具包里掉出一束银色东西，在太阳光映照下显得银灿灿的。
那位警察顿时警惕起来，问：“诸师傅，这是什么东西？”
小王抢先上前看了看，用不确定的口气说道：“这东西有些像银制品。”
诸志岱转身走过来认真地瞅了瞅，顿时被吓得脸都变绿了。他两手直愣愣地垂着，面红耳赤，舌桥不下，嘴唇翕动着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诸志岱师傅，我问你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警察口气变得严厉起来。
诸志岱面现难堪，支支吾吾道：“是、是……是那个银焊条。”说罢，诸志岱双手抱着头，懊丧地蹲在地上。
这时，撞倒诸志岱的小王弯腰拾起银焊条，用手掂了掂，说道：“不轻，估计有一斤重。”然后把银焊条递给那位警察。
警察接过银焊条，在诸志岱眼前晃了晃，说：“诸师傅，你不是说去仓库领油漆吗，怎么把这个东西从工地给顺出来了？”
诸志岱百口莫辩，吭哧半晌，才喃喃道：“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些白银焊条，当时的市场价格约在200元左右。1966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仅为583元，20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
根据六十年代刑事立案标准，盗窃公私财物的，城市超过25元、农村超过15元，公安机关即应立案侦查。
负责“663工程”安保工作的杭州市公安局徐晚群科长，亲自询问了诸志岱，但诸志岱不承认自己偷盗白银焊条，始终咬定白银焊条是有人故意放到他工具包里的。
注重证据的徐晚群科长，综合诸志岱历来的工作及思想表现情况，也觉得眼前这事不能百分之百肯定就是诸志岱干的，还得进一步调查。于是，徐晚群科长决定把银焊条留下，让诸志岱回家等候处理。
徐晚群科长即刻将此情况向联合工作组领导汇报。联合工作组领导听说这事后，认为负责“663工程”的技术组负责人诸志岱存在盗窃公物嫌疑，是政治不纯的表现，而 “663工程”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程，政治不纯的人是不再适宜参与“663工程”了。于是，联合工作组决定将诸志岱调出“663工程”。
机务段领导把联合工作组这个决定告诉诸志岱，诸志岱听后一脸茫然和委屈，他想：自己从参加工作那天开始，到成为整个上海铁路局技术拔尖的骨干，全凭自己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工作争取得来的，如今被诬良为盗，开除出“663工程”，自己今后还怎么有脸见家人和同事？
诸志岱是个看面子大于生命的人，他越想越觉得措颜无地，于是他决定以死明志。
诸志岱回家后，紧闭房门，写下了 “我不是小偷！诸志岱绝笔。”的遗书，把它放在桌子上。
当天晚上，诸志岱换上一身干净的唐装，在自己家里上吊自尽了。
三、诸志岱自杀牵出蹊跷事
诸志岱的自杀，像晴天霹雳，使整个铁路机务段的人们感到震惊，大家纷纷议论：这样一个老实且技术拔尖的老工人怎么会莫名其妙地走上绝路呢？
同时感到震惊的当然还有联合工作组。在实施“663工程”期间，工程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发生这样的事，不得不引起联合工作组的高度关切和警觉。
联合工作组为此召开了特别紧急会议，分析诸志岱的自杀原因。与会者通过对诸志岱的家庭出身、历史、一贯工作表现及人际关系等各方面综合分析，认为诸志岱不会去盗窃银焊条的；他之所以自杀，实际上就是以死明志，用生命向人们证实他的清白。
“既然是这样，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不能解释了。”徐晚群科长困惑不解的说道，“既然诸志岱未偷银焊条，那么银焊条是怎么进到他的工具包呢？”
“会不会是有人诬陷？”与会者中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那么，为什么要制造这起诬陷呢？他的目的又是什么？是不是与‘663工程’有某些联系呢？”徐晚群科长连续几个反问。
然而，对这些疑问谁都说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来，它成了一个谜。
但由于事情发生在“663工程”技术骨干身上，联合工作组还是决定由徐晚群科长主持对此事件的侦查工作。
但徐晚群科长是去年刚从部队转业到公安部门工作的，在部队他一直搞军事，到地方公安局工作后，主要是负责内勤，从没有接触过刑事侦察工作。
为了保证“663工程”的绝对安全，查清诸志岱自杀与“663工程”是否有关联这个问题，徐晚群科长找到联合工作组的领导，说明了自己不能胜任调查诸志岱自杀案件的原因，并建议联合工作组调一位精通刑侦工作的侦查员来主持侦查工作，并表示自己保证全力配合。
联合工作组立刻将这一情况反馈回卫生部和铁道部。铁道部长吕正操亲自与浙江公安厅吕剑光厅长联系。
吕剑光厅长决定派副处级侦察员牛仲水主持案件侦查工作。
只有37岁的牛仲水，江苏镇江人，19岁那年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并打入国民党江苏省警察厅，当了刑警。解放后在公安部门搞刑事侦察工作。他已经在刑事侦察战线上干了整整20个年头，参与或主持侦破了多起大案、要案，是公安战线上一名资深的侦查员。
牛仲水一到“663工程”工地，就召集会议，听取诸志岱案件的情况汇报。
徐晚群在会上首先向牛仲水详细地介绍了诸志岱涉嫌盗窃银焊条的情况及自杀经过。
牛仲水仔细地听完徐晚群的汇报后，问道：“有尸检报告吗？”
“有。”徐晚群从公文包里拿出诸志岱的尸检报告递给牛仲水。
牛仲水详细地看了尸检报告后，他几乎整整沉默了一刻钟。然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刚才听了关于诸志岱涉嫌盗窃银焊条的情况汇报，查看了诸志岱的尸检报告，我认为，我们调查这起事件应该树立这样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必须把它与‘663工程’联系起来考虑——不管这个案件是否与‘663工程’有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防患于未然，保证‘663工程’的绝对安全。
“我们首先要搞清诸志岱是不是真的盗窃银焊条——如果是诸志岱盗窃银焊条，那这就是一件普通的盗窃案件；如果银焊条不是诸志岱盗窃的，那么一定是有人加害于他，我们就要搞清楚加害他的人是谁及加害他的动机。”
“我们打算从哪里入手呢？”徐晚群虚心地问道。
“从查阅档案和走访群众入手。”牛仲水说，“查阅档案和走访群众往往是许多案件的突破口——我们这样做，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第二天一大早，牛仲水带着徐晚群及几名警察，用了足足2天时间，查阅了诸志岱的档案及银行存款，走访了诸志岱的单位领导、同事及亲朋好友。
牛仲水很快就条理化地把调查结果整理出来：
第一，诸志岱的家庭经济条件很好，生活殷实，几个子女都已成家立业，他没有什么经济负担。在当时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仅为583元的情况下，他每个月工资就达136元，他妻子月薪也有73元，家庭银行存款高达7000元，属于高收入家庭；
第二，诸志岱品行很好，不占单位便宜。平时他工作用的钳子、扳手等工具，都是他自己掏钱买的；
第三，诸志岱经常资助生活困难的职工。有几位跟他一起工作的工友因孩子上学、母亲患病缺钱，他都解囊相助；
第四，诸志岱拾金不昧。他捡到过一个钱包，里面有1000多元钱，交给警察后拒绝留名。后经警察多方查找，才知道是他。
牛仲水根据以上整理出来的走访情况，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虽然银焊条是从诸志岱的工具包里掉出来的，但不能证明就是他偷的，因为他不具备作案的动机。
“基于这个判断，就必须考虑是谁要栽赃诸志岱了。”牛仲水向联合工作组领导汇报调查结果时提出了这个问题。
联合工作组的领导提出：按要求，单位材料进出都有登记的，你们何不去查查银焊条的进出库登记表，看看他们是什么时候进的货，用没用过或是谁领的。
“对呀！”牛仲水猛地一拍大腿，“我马上去库房查阅材料进出库登记表。”
在机务段库房，牛仲水询问了保管员，领用银焊条是否办登记手续。保管员拿出那本《材料进出库登记明细表》递给牛仲水，说道：“你可以看看，我们机务段领用任何材料都须登记、签名的，这是基本的制度。
“白银焊条平时仓库里是没有的，因‘663工程’需要用，领导才派人专门去采购回3盒，前两天都全部由该工程电焊工袁海鸣师傅领去了——你看，上面还有他的签字呢。”
“袁海鸣？是你们段的工人吗？”牛仲水一面翻看那本《材料进出库登记明细表》，一面问道。
“不是，听说他在制冷设备厂工作，因此这次‘663工程’需要，他们厂领导选派他到这里参加这项工程。”
说话间，牛仲水看到那本《材料进出库登记明细表》第14页上有这样一行记载：领货日期：3月16日下午；品名：白银电焊条；数量：3盒；领取人签字：袁海鸣。
为了进一步对袁海鸣基本情况的了解，牛仲水打电话到制冷设备厂人事科了解袁海鸣的情况。
“你别看袁海鸣是个只有三十来岁的小伙子，长得矮小，但他精灵能干，他的一手电焊技术却闻名浙江全省。1959年曾代表浙江省参加华东地区青年技工大比武，获得电焊综合项目第四名。正是他的技术过硬，才被选派参加‘663工程’的。”制冷设备厂人事科一位姓江的科长在电话里介绍道。
“政治思想表现怎么样？”牛仲水接着问道。
“表现不错，我们准备把他列为党员培养对象呢。”
牛仲水放下电话，立即与徐晚群科长到“663工程”工地找袁海鸣核实情况。
在工地，袁海鸣戴着电焊面罩正在焊接部件，牛仲水并没有打扰他，而是等他把那根焊条烧完后，才与其打招呼。
牛仲水是一位侦查经验十分丰富的老公安，他没有马上切入正题，而是掏出一支香烟递给袁海鸣，然后给他点上，说：“袁师傅，辛苦了。”
袁海鸣显得十分淡定，深深地吸了一口，说：“这烟味道还蛮正的呀。”
“好抽就送给你。”牛仲水笑眯眯地将那盒香烟放到袁海鸣的手中。
牛仲水与袁海鸣盘腿坐在一排枕木上，聊了几句家常后，牛仲水似乎很不经意地问道：“诸师傅的事听说了吗？”
袁海鸣掐灭手中的香烟，双手拍打着大腿，面现怜悯之情道：“唉，诸志岱师傅不但技术好，人品也好——我觉得他是受了冤枉的。”
“哦，你怎么知道他是受冤枉的？”
“这么跟你说吧，说诸师傅偷银焊条我不信，是因为我这里银焊条一根都没少！”袁海鸣说完，眼睛偷偷地瞟了牛仲水一眼。
“什么？”没等袁海鸣的话落音，牛仲水倏地站了起来，愕然道：“一根没少？”
袁海鸣口气肯定地说：“是的。昨夜我到的工地接班，听工友说诸师傅偷了公物，被叫到机务段去了。
“我以前不认识他，所以也不关心他的事。今天上午听人说诸志岱师傅因盗窃银焊条被发现后自杀了。此时我才大吃一惊——因为工地上用的银焊条是我领的，由我保管。我马上查看，才知道一根没少。
“说诸志岱师傅偷银焊条无非是偷工地上的，可我这里保管的银焊条却一根都没少呀——你说这不是冤枉诸志岱师傅吗？
“我本想等会儿下班后找公安同志反映这个情况的，正好你来找我了。”
“能带我去看看你领回的那些银焊条吗？”
“当然可以。”
袁海鸣保管银焊条的地方是一节废车厢。废车厢中放着一个锁着的铁柜。
袁海鸣打开铁柜，指着里面三盒焊条：“你看吧，我从仓库领来的银焊条一直放在这里，由于工程还没用，所以连封口都没启。”
牛仲水拿过那三盒焊条逐盒认真地观察了一番，确实盒口的封贴条都没有打开过，上面还盖着铁路机务段仓库入库日期的骑缝章。
牛仲水问袁海鸣：“可以拆开看看吗？”
“拆吧，没事的。”
牛仲水开封查看，确认三盒银焊条一根都没少。
眼前的情况让牛仲水陷入了沉思中：银焊条一根没少，那么，银焊条是怎么进到诸志岱师傅包里的？根据牛仲水多年办案经验判断，这个案件比原先想象的要复杂，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牛仲水认为：这个蹊跷的案件发生在“663工程”工地，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工程有关。为确保“663工程”万无一失，必须尽快解开诸志岱自杀之谜。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牛仲水决定从两方面着手调查诸志岱自杀案：一方面是重点调查现场施工人员，因为他们有接触诸志岱的机会；另一方面是调查那个撞倒诸志岱自行车的小王，因为他最有可能把银焊条放到诸志岱的工具包中。
四、调查发现袁海鸣说谎，并牵出案中案
骑自行车撞倒诸志岱的那个食堂炊事员小王，名叫王升笠，20来岁，3年前由劳动局介绍到机务段食堂做炊事员。
牛仲水在与王升笠正式接触前，决定先在外围调查了解他的基本情况。
根据走访机务段领导和职工获得的情况，牛仲水勾画出了这个王升笠的“画像”：此人平时表现较差，工作吊儿郎当，油腔滑调，还染上了好吃懒做、酗酒、赌博等不良习气；生活作风放荡，乱搞男女关系，甚至还跟一个比自己大20多岁的有夫之妇长期鬼混。
最令牛仲水怀疑的是，在调查中有一位工人反映，案发前王升笠表现十分异常，他早早就骑着自行车在编组站里转悠，像在寻找什么目标似的。
那位工人还反映，当时他在与王升笠聊天，王升笠显得心神不宁，眼珠四处乱瞟。后来王升笠看到诸志岱过来后，忽然对那位工人说，有一件很急的事需要去办，然后就骑着自行车行色匆匆地离开了。
王升笠的嫌疑陡升。于是，牛仲水决定正面接触王升笠。
当牛仲水去找王升笠时，却得知他不在食堂，他与另一个炊事员换了班。这让牛仲水心情不免有些紧张起来：是不是他察觉了什么？
牛仲水立刻驾着吉普车带上徐晚群科长，赶往王升笠的家。
“老人家，您知道您的儿子小王去哪了吗？单位有重要工作要安排他去做。”
“听说他去旅游了，但到哪旅游他不跟我们父母说——这个逆子，我们也管不了他。”
牛仲水的心咯噔一下：王升笠会不会逃跑了？
牛仲水回到机务段后，立即从徐晚群那里调来十来个干警，分头找到平时和王升笠比较接近的人了解情况，摸排与王升笠来往密切的人员名单和他们的单位、地址。
根据摸排到的与王升笠经常来往的人员名单及地址，牛仲水、徐晚群他们分为两个组，分头去查找王升笠的下落。
然而，令牛仲水他们失望的是，一直折腾到后半夜，却没有获得有关王升笠行踪的任何线索。
王升笠去哪里了？苦苦思索中的牛仲水，突然灵光一闪，喊出了一个名字：“朱乃峨！”
朱乃峨就是和王升笠长期鬼混的那个41岁的女人。牛仲水在查阅王升笠的档案知道，两人一个多月前被人捉奸，虽朱乃峨表示痛改前非，今后要与王升笠断绝关系。但牛仲水知道，男女私情并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会不会两个人又勾搭到一块儿去了？”牛仲水暗想。于是他决定连夜去查一查朱乃峨。
“朱乃峨住在哪，我们并不知道呀。”徐晚群说。
牛仲水说：“这个事没问题。我记得我们在调查王升笠情况时，编组站保卫科曾提到过，王升笠被捉奸后是保卫科把他从武林派出所领回来的。我想，派出所在问话笔录中一定有朱乃峨的住址。我们马上赶往派出所——查！”
在派出所，牛仲水他们查到了朱乃娥的住址。
可是，当牛仲水他们赶到朱乃娥住处时，她丈夫却说她去苏州出差一个多星期了。她丈夫还说，她出差期间还打来过一次电话，说住在拙政园附近的春风旅社。
“春风旅社，这是个至关重要的信息。”牛仲水对徐晚群说。
牛仲水立刻给苏州火车站派出所值班室打去电话，要求他们即刻派人去拙政园附近的春风旅社查房，如果发现一个叫王升笠的小伙子立即扣下。
不得不佩服牛仲水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公安，他的分析与判断是那么的准确。一小时不到，苏州火车站派出所来电，说从朱乃娥的客房里发现了王升笠，并把他扣留了。
王升笠被接回后，牛仲水立即对他进行询问。
为提高审讯效果，牛仲水一面对王升笠进行询问，一面让徐晚群科长带部分警员去食堂询问王升笠最近生活中发生的大小事情，收集他制造撞车事故的相关证据，以便在询问中快速地突破王升笠的心理防线。
不出牛仲水的预料，开始对王升笠询问时，王升笠油腔滑调地东扯一句西扯一句，说他撞诸志岱就是一次机缘巧合。
接着，王升笠做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索性闭上眼睛不说话了。
询问进入了僵持状态。正好这时徐晚群科长送来了一份在走访中刚刚获得的，关于王升笠在 “663工程”开工的前一天晚上，和一个人在“楼外楼菜馆”喝酒，次日，与王喝酒的那个人出现在“663工程”工地的情况。
“我问你，3月15日晚上6点半，你在楼外楼餐馆和谁一起吃饭？”牛仲水突然抛出了这个证据。
听到牛仲水这么一问，王升笠不禁一惊，他翕动嘴唇，结结巴巴地说道：“这、这个你们也知道了？”
“我们不但知道这些，还知道诸志岱被你撞倒的那天，你事先到现场踩点的情况。”
听到牛仲水这么一说，王升笠知道无法隐瞒事情的真相了，他耷拉着脑袋，坦白道：“用自行车撞倒诸志岱是参加‘663工程’的电焊工袁海鸣让我帮忙干的。”
“详细说说具体经过！”牛仲水用威严的眼神盯着王升笠。
王升笠说：“3月15日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他叫袁海呜，和我已故的伯父是老熟人，因他将被抽调到‘663工程’干活，所以想和我认识一下。他说当晚请我在楼外楼饭店喝酒。本来我就好那么一口，很高兴地答应了。
“喝到微醺时，袁海鸣提出托我办一件事。他说让我骑自行车和诸志岱开一个‘玩笑’，把诸志岱的自行车撞翻。他还说办妥这件事，就给我500元钱作报酬。我一听，有这好事，何乐而不为？于是慨然允诺了。
“当我把诸志岱撞倒后，在第二天上班时，袁海鸣付给我500元，他一再叮嘱我要对这事守口如瓶——情况就是这样。”
经牛仲水等人分析，认为王升笠的交代内容基本可信。于是决定传讯袁海鸣。
然而，此时一件蹊跷的事发生了。正当牛仲水他们决定传讯袁海鸣时，袁海鸣驻地所在地派出所打来电话，说袁海鸣到派出所投案自首了，袁海鸣称自己对诸志岱之死负有责任。
五、查案中案却意外发现间谍身影
袁海鸣到案后直言不讳地交代，是他趁诸志岱不注意将银焊条偷偷放入他的工具包中的，目的是栽赃诸志岱。
袁海鸣交代道：“实际上， 早在1957 年，在浙江省修建新安江水库中，我和诸志岱就认识了。当年我俩都作为技术骨干参加了新安江水库建设，在工地共事了3个多月。在此期间，我俩都是水电站技术组的成员，并且同住一间宿舍里。
“在工地共事中，我发现，诸志岱是个多面手，他不仅熟练地掌握电焊、刨工、磨工、车工等技术，而且还会干泥瓦工的活儿。我是个要强的人，1959年曾代表浙江省参加华东地区青年技工大比武大赛，获得电焊综合项目第四名。现在发现有人超过了我，大受刺激，十分嫉妒。我曾对与我要好的同事说过，杭州市有这样的技术人才，我袁海鸣永远出不了头！
“为了在浙江技工圈内独占鳌头，我暗暗下决心，要和诸志岱在技术上决一雌雄。从此，我认真学习机械理论知识，苦练车、钳、刨等技术。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的技术理论及实操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和进步。并担任了钱塘江冷冻设备厂电焊班班长。因此，工厂领导还派我到江苏主持建造一个市级机械项目，曾一度被当地工人称为‘专家’。”
“这次杭州启动“663工程”，要抽调技术过硬的技术工组成技术小组，我理所当然地被钱塘江冷冻设备厂选派参加‘663工程’。我想，凭自己过硬的技术，自己肯定能当上‘663工程’的技术总负责人。我当时心里为此美滋滋的。
“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到‘663工程’报到后，才获知‘663工程’的技术负责人由诸志岱担任。这对我来说刺激太大了，心里出现极度不平衡。”
“一山容不得二虎。于是，我就想起用栽赃的办法，把诸志岱挤出技术组。只要人们发现诸志岱偷盗银焊条，组织就会把他从技工组里撤出来，到时候我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技术组负责人。”
牛仲水眼里里透出犀利的迫人目光：“说说你栽赃的具体过程！”
袁海鸣偷偷地瞟了一眼牛仲水，眸子里闪过一丝让人不易察觉的狡黠眼神，说道：“我认识在食堂做炊事员的王升笠的伯父，更知道王升笠是个见钱眼开的混混。因此，我决定利用王升笠实施栽赃计划。我对王升笠说，我要跟诸志岱开个玩笑，因此让他想办法用自行车撞倒诸志岱，把他自行车后的工具包撞开，并答应事成后给他500元。没想到这个愣小子，什么也不问就爽快的答应下来了。
“于是，我用自己的钱去五金店买了一盒白银焊条，然后我去找了杂工小陈，让他编个理由引开诸志岱，我乘机把那盒白银焊条塞进诸志岱工具包里。
“原以为我设计的栽赃计划天衣无缝，但出乎我的预料，诸志岱竟然自杀了——我把事情玩大了。”
说到此，袁海鸣故意挤出几滴鳄鱼般的眼泪，面现忏愧之情道：“唉——这都是虚荣心惹的祸，我对不起诸志岱师傅。我愿接受政府的处罚。”
牛仲水是个行事严谨的人，他决定对袁海鸣的坦白交代情况做一次彻底核查，以断定他的坦白是否真实可信。
调查有了结论：袁海鸣当时确实参加了新安江水电站的建设，他回来后也的确对同事说过“杭州市有诸志岱这样的技术人才，我袁海鸣永远出不了头”的话；作为技术员，袁海鸣近些年确实刻苦钻研技术，成绩非常突出；3月17日，袁海鸣确实去过四海五金店购买3盒白银焊条，那家五金店营业员证实了；调查那个无意间配合袁海鸣支走诸志岱的杂工陈某，证明确有其事。
虽然调查结果与袁海鸣交代的情况一致，但侦查经验丰富，行事老道的牛仲水始终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但一时又找不到原因所在。
牛仲水连夜召开案情分析会议，集思广益，分析袁海鸣供词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经过大家几乎一整夜的充分讨论及仔细分析，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袁海鸣的供词存在诸多疑点：
第一，在牛仲水第一次去找袁海鸣了解情况时，袁海鸣在明知道诸志岱自杀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说了谎？第二，在传讯食堂的炊事员王升笠后，袁海鸣为何马上就自首？难道是要刻意掩盖什么？第三，袁海鸣用银焊条栽赃诸志岱本是一件见不得人的阴谋，应该秘密行事才对，为何袁海鸣还要到他供职的工厂附近的五金店去购买银焊条？袁海鸣这么精明的人，应该去一家陌生的五金店购买才合常理。
这些事情很反常，然而事出反常必有妖。
“应该顺着这些疑点继续深挖下去！”牛仲水捏紧拳头往桌面一砸，“不查个水落石出决不罢休！”
六、袁海鸣突然跳楼自杀，苏联克格勃精心策划的阴谋终于彻底暴露
牛仲水决定先从袁海鸣去五金店购白银焊条的全部细节查起。
“你们去四海五金材料商店查一查，尽量详细地了解袁海鸣去该店购白银焊条的全部细节——记住是全部细节。”牛仲水对徐晚群强调道。
不出牛仲水所料，徐晚群他们在四海五金材料商店调查中发现了一个疑点：袁海鸣购买银焊条的320元钱全部都是新钞票，且还是连号的。
“营业员不会记错吧？”牛仲水慎重地问。
“不会的——这个店有两位营业员，她们两人说法是一致的。”徐晚群口气十分肯定。
牛仲水顿时觉得这件事太蹊跷了：袁海鸣给王升笠的500元也是崭新的连号钞票，王升笠已经交出来了。袁海鸣给五金店的钱也是新的、连号的，他哪来这么多新钞票呢？
牛仲水决定把调查方向转向袁海鸣的家庭收入及新钞票的来源这两个问题上。
牛仲水立即派人去询问了袁海鸣的妻子，了解袁海鸣家庭经济来源情况。
袁海鸣的妻姓张，是一名护士。在调查谈话中，他妻子说了这样一个细节：丈夫每月工资收入都交给她，自己每个月只给袁海鸣10元作零花钱，两个人的工资安排一个月的开销后，多余的存入银行，到现在他们家已经积蓄了4600多元钱。
调查人员查看了袁海鸣家庭的银行账户，他家的积蓄余额确有4064元，但未发现近期其账户有过取款记录。
袁海鸣家中的银行账户近期没有取款的记录，那么袁海鸣给王升笠的500元及购买银焊条的320元这么一大笔现金是从何而来的？
“这绝对是一个疑点，也是个突破口！”牛仲水敏锐地发现了突破这起案件的希望所在。
牛仲水决定对袁海鸣展开全方位的调查。他首先亲自到袁海鸣的工作单位——制冷设备厂，对袁海鸣的基本情况进行详细的了解。
工夫不负有心人。牛仲水在与门卫老梁的交谈中获悉了这样一个关键情况：门卫老梁说，他曾经见袁海鸣和一个女人搂搂抱抱，关系暧昧，那女人就住在门卫老梁家的那条巷子里。
门卫老梁还说，那个女人是个寡妇，也许是自己的传统观念较重的缘故，总觉得那个女人不正经。
“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牛仲水十分感兴趣地问道。
“我只知道她姓杜，住在23号。”
于是，牛仲水立刻带上两名侦查员到门卫老梁所在地的派出所了解那个姓杜的女人的情况。
这一了解，牛仲水竟然发现了一个令他愕然的严重问题。
原来，这个姓杜的寡妇名叫杜伟丽，30来岁。1957年毕业于上海一所大学，后来被国家选派到苏联留学。回国后分配在一家机械研究所工作。她的丈夫是她大学同学，但是1965年的一天，她丈夫突然在家中死亡。公安局对其丈夫尸体解剖后，认为是即像心肌梗塞，又像是中毒，但一时下不了结论。
由于她丈夫死因过于蹊跷，疑点很多，当地警方对杜伟丽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秘密监控和调查，结果在她身上发现了许多问题：杜伟丽与苏联人有频繁的联系，曾多次往莫斯科的一所大学寄过东西，也多次接收苏联方面寄来的包裹；杜伟丽经常陪同来杭州旅游的苏联游客活动，行踪诡秘。
杜伟丽的这些表现，在当时中苏矛盾不断升级的敏感形势下，引起杭州警方的高度警觉，并正在对她严密监视。
牛仲水听到派出所对杜伟丽情况介绍后，一种荡魂摄魄之感涌上心头：如果杜伟丽是苏联特务，而袁海鸣又是“663工程”的参与者，那么“663工程”会不会被苏联特务盯上了？如果是这样，那问题就太大了！
想到此，牛仲水这个老公安顿时冒出了一身冷汗。
牛仲水深深地吸了口气，纾缓一下紧张心情，思忖片刻后，做了这样一个决定：深查袁海鸣与杜伟丽接触的情况，以获得更多线索和证据，保证“663工程”的绝对安全。
牛仲水把侦查员分成三路，分赴袁海鸣所在的单位、街道及家庭开展调查。
然而，让牛仲水意想不到的是，所有调查小组在调查中，竟没有发现袁海鸣与杜伟丽有过接触的线索。
“不可能，既然有群众反映袁海鸣与杜伟丽关系暧昧，这就不是空穴来风，应该查得到他们接触线索的。”牛仲水坚信自己的判断。
但摆在牛仲水面前的事实是，确实没有查出袁海鸣与杜伟丽接触的任何线索。
“这是怎么回事呢？”牛仲水心里嘀咕道，“是不是还有那些调查的死角？”
牛仲水皱眉思忖了片刻，突然灵光一闪，对徐晚群说：“查袁海鸣与杜伟丽的档案，也许他们的档案中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果不其然，牛仲水将袁海鸣和杜伟丽的档案进行比对后，发现了问题：袁海鸣的档案中记录有1964年8月至10月间，其被单位派往杭州东方宾馆主持安装该宾馆冷暖及通风设备的记录，而杜伟丽的档案里也有1964年5月至7月，被单位安排在杭州东方宾馆参加审核一个部级重大项目活动的记录。
“袁海鸣和杜伟丽会不会在东方宾馆这段时间里有过接触呢？”牛仲水对徐晚群说。
“有这个可能，我们要马上到东方宾馆调查他俩这段历史。”徐晚群赞同牛仲水的判断。
东方宾馆里的服务员对杜伟丽和袁海鸣仍有着深刻的记忆。因为，在东方宾馆期间，杜伟丽与袁海鸣来往十分密切，有一次他俩在宾馆房内亲热时被服务员撞个正着，因此有服务员议论袁海鸣在“轧姘头”。
“这是杜伟丽与袁海鸣密切接触的重要证据。”牛仲水十分兴奋。他抬手看看手表，此时的时间是晚上9点一刻。他决定马上回去提审袁海鸣。
“你给四海五金材料店和王升笠的820元现金从哪里来的？怎么都是连号的？你解释一下。”牛仲水对袁海鸣说。
“哪里来的？是从银行取的。”
“从谁的存折里取的？”
“我的。”
“哼哼。”牛仲水冷笑一声，接着厉声厉色道，“你还是放老实些！我们调查过，你家的存折写的是你妻子的名，而且一年来从没有取出过钱。请问你的存折在哪里？”
袁海鸣顿时全身一颤，支支吾吾道：“这……”
牛仲水不等袁海鸣解释，接着用严厉的眼神盯住袁海鸣：“我给你个提示，我们经过调查，有一个神秘女人与你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就点到这里，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
牛仲水从审讯桌后的那张凳子起身，用手拍了拍袁海鸣的肩膀，说：“给你半小时的时间考虑，考虑好了就告诉我。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你应该是懂得的。”
牛仲水刚转身要出审讯室，袁海鸣猛地站起身来，推开身边的警察，用肩膀撞开窗户，纵身从三层楼跳了下去。
牛仲水让人火速将袁海鸣送往医院，在医院的抢救下，袁海鸣总算是保住了命，但处在昏迷状态之中。
当牵涉到与苏联有联系的杜伟丽问题时，袁海鸣不惜跳楼自杀，让原先只是推测的问题，反而得到了这样的证实： “663工程” 在很大程度上被苏联特务给盯上了，他们正在实施破坏阴谋。
牛仲水、徐晚群不敢怠慢，连夜向联合工作组汇报了情况。联合工作组随即向浙江省公安厅吕剑光厅长及杭州市公安局有关部门负责人汇报、通报案情，紧急商议对策。
经过浙江公安厅的协调，最后决定：杭州警方即时起加强对杜伟丽的监控，必要时采取措施予以留置审查；杭州公安局派出警力与铁路公安部门成立联合专案组，全力侦办袁海鸣、杜伟丽案，在3天内查清案情，彻底消除隐患，确保“663工程”的顺利实施。
专案组组长由牛仲水担任，副组长是杭州市公安局的李夏科长，专案组共由20名侦察员组成。
在袁海鸣跳搂7个多小时后，专案组举行了有“663工程”技术骨干参加的案情分析会。会议认为，袁海鸣之所以栽赃诸志岱，一个明显的目的就是把诸志岱排挤出“663工程”技术小组，让自己取而代之，方便在车厢里做手脚。
牛仲水在会上说了自己的判断和意见：“从目前情况分析，我判断，车厢里很可能已经被袁海鸣安放了破坏装置。为以防万一，我们有必要拆开车厢，进行安全检查。”
但是，联合工作组的负责同志却提出，中央要求的期限日渐临近，如果全部拆开车厢的话，时间就会来不及的。
这时，接替诸志岱工作的杭州铁路机务段高级工程师史济光提出了这样一个办法：不必全部拆解车厢，只重点检查袁海鸣所负责施工的部位，因为他要做手脚，也只能在他所负责施工的部位进行。
史济光的建议，让专案组喜出望外。于是，专案组马上决定由史济光主持此项工作。
史济光顾不上身患多种疾病，亲自上阵，凡是袁海鸣施工的部位他都拆开认真查看，经过将近10多小时的工作，结果在车厢的前、中、后两侧内壁夹层里发现了6个肥皂大小的密封金属盒子。
经爆炸专家检验，这6个金属盒并非定时炸弹一类的爆炸物。那么这东西是什么呢？爆炸专家一时也说不上来。
联合工作组当即向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求援，第二天该所就派一位专家飞抵杭州。
这位专家首先家用仪器对金属盒进行了全方位检测后，又请来一位无线电专家一起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种由无线电遥控控制的放射物质发生器，打开开关后，会自动发射出一种有害的放射物质。援越的血浆一旦被这种有害放射物质照射，就会受到肉眼看不出及一般检验仪器查不出的污染。被这种放射物污染的血浆进入人体后，人体的免疫功能受到伤害，使伤口难以愈合。
联合工作组及专案组的同志听说后，倒抽了一口冷气：幸亏及早发现这个隐患，不然将会酿成不可挽回的重大国际政治影响和损失。
七、苏联克格勃女间谍终于落网
就在此时，医院方面传来好消息，在医生的努力抢救下，袁海鸣苏醒了。
“太好了！”牛仲水听到这消息后蹦了起来，对身边的徐晚群说，“走，带上那个金属盒子，我们立即审讯袁海鸣。”
在袁海鸣的病床前，牛仲水拿出那个拆除了内芯的金属盒在袁海鸣眼前晃了晃，问道：“袁海鸣，你认识这个东西吗？上面有你的指纹。”
袁海鸣慢慢睁开眼睛，他看了一眼眼前的金属盒，然后又痛苦地闭上眼睛，无奈地说道：“既然你们找到它了，又查出它上面的指纹，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我交代……”
接着袁海鸣半闭着眼睛，断断续续地交代了自己投靠克格勃及受命破坏“663工程”的经过：“我是1964年8月上旬到东方宾馆安装通风设备时认识杜伟丽的。当时杜伟丽在杭州东方宾馆参加一个项目的评审。一星期后我们发生了关系。
“一天，我与客房内与杜伟丽幽会，她告诉我她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的特工，并威逼我在一份俄文《志愿书》上签名、按指纹——那是一份加克格勃组织的《志愿书》。杜伟丽要求我绝对听命于苏联克格勃组织的指令。因为我爱杜伟丽，怕失去她，所以只有服从她。
“以后杜伟丽陆续给过我一些钱，她说是克格勃发的工资——但却从未派给我任何任务。直到两年后，即今年中旬的一天晚上，杜伟丽秘密约我去她的住所，我们肌肤相亲，云雨一番后，她对我说，北京将在杭州搞一个‘663工程’，据分析，你应该以技术骨干的身份被单位选派参加该工程。克格勃总部命令你设法在施工时做手脚。
“起初我很害怕，但在她的美色引诱和威逼下，不能自已——我曾填写过加入克格勃的《志愿书》——想不答应也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克格勃的指令。
“接着杜伟丽向我详细介绍了由克格勃专家精心制定的‘栽赃诬陷计划’，并给了我2000元人民币作为实施这项计划的活动经费。我按克格勃专家精心制定的‘栽赃诬陷计划’成功地把诸志岱被挤出了工程技术组。
“但是，克格勃专家未曾料到的是，诸志岱竟会以死来表示自己的清白。诸志岱的自杀引起了你们警方的警觉。由于克格勃专家在设计‘栽赃诬陷计划’时没有这方面的预案，所以杜伟丽为保证完成破坏“663工程”的阴谋不被察觉，情急之下，自作主张地让我投案自首——但弄巧成拙，结果使我暴露更快了。”
牛仲水在掌握杜伟丽的这些证据后，即刻下令逮捕杜伟丽。
在人证物证的铁证面前，杜伟丽已经不能进行任何狡辩了，她耷拉着脑袋，一股脑地坦白了自己背叛祖国、加入克格勃及破坏“663工程”的经过及全部罪行。
杜伟丽坦白道：“我在苏联留学期间，在克格勃特工的引诱下，加入了克格勃，并成为克格勃的一名在册特工。回国后，我按克格勃的指令，多次为克格勃收集情报，经常以邮寄方式把收集到的情报寄往莫斯科大学，有时也直接交给苏联驻上海领事馆的特工，或把情报交给化装成游客来杭州旅游的克格勃间谍。
“1965年初，我的间谍活动被丈夫发现。我把这情况密报苏联驻上海领事馆的克格勃特工，他们给我下指令，让我用特工专用毒药将我丈夫毒死。
“今年3月初，苏联高层获得了中国援助越南血浆的‘663工程’情报——这个情报是潜伏在河内的克格勃间谍从越南外交部获取的。
“苏联高层为了离间中国与越南的关系，于是下令克格勃在中国援助越南的血浆车上做手脚。克格勃设计了一种用无线电遥控的放射物质发生器，让袁海鸣放到运输血液的车厢夹层中。当开关打开后，放射物质就会穿透金属依附于血液里，中国援助越南的这些血浆一旦被这种放射物质污染，这种被污染的血浆输入越南伤员的体内后就会使伤员身体再次受到伤害。”
至此，苏联克格勃在我国制造的“血案”告破。
“呜——”15天后，“663”车厢挂在上海开往昆明的79次列车上，发往昆明，然后转往河口。中国人民援助越南政府的200万毫升血浆顺利地到达越南老街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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