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制
• 中央结构
战国各国都吸收春秋时君权下替的历史教训，建立新的官僚体制以纠过去宗法贵族把持国家大权之失。
战国时中央最高的官吏为相邦。相邦是百官之长，治理朝中百事，对大小官吏有赏罚之权。各国都置此官，但名称上略有歧异，有些国家借用太宰、冢宰、令尹之类的旧名。有的国家称为宰相，秦有时不置相邦，而设左、右丞相。
较相邦为低并分掌各种具体职务的官吏，有主管民政、军事和工程事务的司徒、司马和司空（见三有事），有管理刑罚和辞讼的司寇或司理。还有专管农业、手工业、山林资源的司田、工师、虞师等官。
• 地方机构
地方上一般都分成若干县，以替代过去贵族的封邑，秦商鞅变法后，全国共设四十一县，《战国策》说魏有百县。县也称都，古书中常将县都连称。在县以下有乡、里。有的国家在乡、里之间还有州。里之下又分成若干个什、伍，伍是五家，什是十家。县的主管官吏为令，秦或三晋，也称县令为大啬夫。在令之下有丞、尉、御史以及县司空、县司马等官。乡、里设三老、里典、伍长等。县置于君主统治之下，君主的政令可通过地方小吏一直贯彻到乡、里，中央集权制比过去大为加强。
各国在边境地区或新占领的地方，往往设郡以统县。如魏在河西设上郡，秦灭蜀后设蜀郡，赵打败林胡、楼烦后建立云中、雁门等郡。战国时的郡都比较大，韩的上党郡有十七县，赵、燕的代、上谷郡都各有三十六县。郡的主管官吏为守，也有称太守者。设郡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地方的军事防御能力，故郡守除治民外，还掌握兵权，可以率兵自卫或出击敌人。
从相邦到地方的守、令，都由国君来任免。在任命官吏时要授予官玺。官吏有了官玺才能行使其权力。在免官时君主又要将官玺收回，当时称为“收玺”或“夺玺”。君主通过所谓的“上计”，考核官吏治绩。官吏不称职或有过失者，君主可收其玺而免其官。《荀子》说：“相邦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相邦为百官之长，如君主对其不满，随时可被免职。可见当时对官吏的考核是比较严格的。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大都能保持较高的行政效率。
• 任人唯亲
春秋时实行任人唯亲，官吏主要由公子、公孙担任。战国时任人唯贤比较流行。虽然像齐、楚等国任用宗族的现象仍未断绝，但多数国家都主要从平民中擢用有用人才，甚至像申不害、范雎等出身于贫贱者也能被破格任用。秦多用外来的客卿，广揽天下的英才。秦能最强于天下，与此不无关系。官吏人才多通过大臣或名流之推荐和保举。如果推举者徇私，则将受到一定的惩罚。如秦国对于“凡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官吏一般都是领取实物为俸禄。高官可以食禄千钟，甚至到三千钟、万钟。稍低的俸禄为一千石，依次而下为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一百石、五十石。更低者为斗食。按照秦制，六百石以上者皆属高官级别。官吏有特殊功勋者，国家往往赏赐田地。如《商君书》曾说：“得甲首一，赏爵一级，益田一顷。”
封爵仍有，但和春秋之制有较大区别。如属宗室或有功之大臣，可获得君或侯之称号，有封邑或封地，主要食租税，仅有一定的治民权。这些封君多终身或传数世，很难长期世袭。稍低者为卿或大夫，一般是奖励给功臣或名贤。秦的爵制，级别较多，从侯到大夫、士。其中的低爵，获得者为平民或士兵。
法律
战国初，各国变法进一步使法律系统化。魏国李悝所编《法经》，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盗法治偷窃，贼法治杀人。囚法和捕法是对盗贼侦查和逮捕的处理程序。杂法是对盗、贼以外犯罪的惩罚规定。具法是根据情况对犯罪予以减轻或加重处罚的规定。秦国本来就有族诛之刑。商鞅变法，设连坐之法，更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其它各国也竞相制定严刑酷法。如齐有烹、杀、酝、金刀等刑，楚国有戮、肢解、烹、贯耳、鞭，笞、刖、宫、梏、砾、灭家、夷宗、三族等刑，燕有截、刳腹、系狱、劓等刑。
战国时各国都用严刑峻法以治国。为此而制订出一批新的成文法典。魏有李悝的《法经》，最为有名。赵有《国律》，燕有《奉法》。但这些法典都早已亡佚。秦律是在《法经》的基础上编订而成，也已不复存在。但1972年出土的云梦秦律和其他有关材料，其中大部分都应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法律条文，是了解秦或其他国家法制状况的宝贵资料。
秦律将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放在首要的地位，如对犯盗窃罪者处罚极为严酷。凡参与分赃或窝赃者，则将和盗窃者受到同样的惩罚。窃贼盗窃所得，其价值超过六百六十钱，就要被处以次于死刑的重刑。如盗窃别人的桑叶，其价值不到一钱，也要服苦役三十天。
其次，法律对官吏的违法行为颇为重视。秦律中有多种的官府法规性质的内容，如有《置吏律》、《效律》、《军爵律》等，还有和生产有关的《田律》、《工律》和《金布律》。官吏在执法时忽于职守者为“不胜任”，对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为“不直”，“不胜任”和“不直”都构成犯罪。“不廉洁”的官吏为“恶吏”，也为法律所不容。
战国时刑罚残酷。刑罚有死刑、肉刑、徒刑等类。肉刑分髡、黥、刖、劓等。徒刑是使罪人长期服苦役，三晋称这类罪犯为胥靡，秦称刑徒城旦或鬼薪、隶臣。秦徒刑中以城旦为最重，犯人髡发穿赭衣，颈中戴铁钳，脚上戴铁釱。同时还要处以黥、劓等肉刑。城旦在严密的监督下服长期的苦役，实际上成为罪犯奴隶。肉刑在战国时已成为前一时代的残余，而徒刑则变为一种重要的惩罚手段。较轻的刑罚有迁刑、笞刑和罚金、罚徭。迁刑是把犯人迁徙到边地去服役或戍守。犯人的家属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法经》中的三族刑，即犯人的父、母、妻的亲属也要受株连。秦律中所谓的“收”，也是指籍没罪人的妻孥。
诸侯
春秋一百多国，经过不断兼并，战国初年，约有十几个国。大国有秦、魏、韩、燕、赵、齐、楚，即“战国七雄”。此外还有越国一个较为强大的国家。小国有宋、鲁、卫、中山、滕、邹等。另外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分布在四周，北与西北有林胡、楼烦、东胡、仪渠，南有巴国、蜀国、闽越。至秦统一，通过列国的兼并战争和自发的经济、文化交流与迁徙，这些少数民族多与中原民族融合，有些则保持了原有的民族风貌，部分如匈奴则与中原成对立姿态。
战国时期最有实力的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人称“战国七雄”。
战国前期，“七雄”形成，各国将精力用在内部整理上。各国招贤才能，励精图治，像李悝、吴起、商鞅等人的变法维新就发生在这时期。
战国中期，就是大战的时候。真是：“国无宁日，岁无宁日”，“邦无定交，土无定主”的混战局面。各个国家为保持自己的生存和扩大国土的势力，君主们都相继称王，独霸一方。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图强，加强军备；另一方面，在外交上频频争取别国的“合纵”、“连横”。
战国后期，秦昭襄王用范雎为相，采用了“远交近攻”之计，破坏了各国的“合纵”，加强了秦国的国力、军事，成了战国时期的第一强国，削弱了各国的力量
变法
• 李悝
魏文侯（前445年－前396年在位）任用李悝进行改革，尽地力之教，建立武卒，重用吴起、西门豹等人治理地方，发展经济，成为战国初期第一个强国。
变法内容：
⒈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郡县制官僚制度。按着“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根据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削弱贵族特权，建立郡县官僚制度。
⒉推行尽地力之教。
⒊实行平籴法。
⒋作《法经》。
• 吴起
楚国衰落，楚悼王用吴起变法。吴起（约前440年－约前381年），卫国人，在卫国谋求发展不成，投奔鲁国，在曾参门下学习，取齐田居儿为妻，因未回家奔母丧，曾子中断了师生关系。鲁穆公用他为将，他杀妻求将。到魏后参与李悝变法。前383年，魏武侯时，吴起受魏相公叔痤排挤，离魏至楚。周安王二十年（前382），楚悼王任用吴起进行变法，裁减冗官，废除贵族的世卿世禄，明法审令，禁止私门请托，也日益强盛了起来。但楚国旧势力太强，楚悼王刚死，吴起就被乱箭射死。
变法内容是：
制定法律并将其公布于众，使官吏民众都明白知晓。
凡封君的贵族，已传三代的取消爵禄；停止对疏远贵族的按例供给，将国内贵族充实到地广人稀的偏远之处。
淘汰并裁减无关紧要的官员，削减官吏俸禄，将节约的财富用于强兵。
纠正楚国官场损公肥私、谗害忠良的不良风气，让楚国群臣不顾个人荣辱一心为国效力。
禁止私人请托，统一楚国风俗。
废除“两版垣”，改为四版筑城法，建设楚国国都郢（今湖北省荆州市西北）。
• 邹忌改革
魏惠王将国都迁至大梁，招徕士人，发展水利，对外用兵，图谋吞并以濮阳为都城的卫国，引起周围国家的不满。这时，齐威王任用邹忌等人进行改革，大力整顿政治，鼓励臣民进谏，制定法律，招抚流亡，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实力仅次于魏的大国。周显王十六年（前353年）的桂陵之战和周显王二十八年（前341年）的马陵之战，齐国以田忌为将军，孙膑为军师，用奇计打败了魏军，从此，齐国成为中原最强的国家。为了满足对人才的需求，齐宣王扩建位于齐都临淄的稷下学宫，对前来稷下的学者，给予士大夫的优厚俸禄和舒适的生活待遇，让他们专心学术，培养弟子，促进了学术的进步和繁荣。
• 商鞅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和十九年（前350），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的变法最为彻底。商鞅变法鼓励人口增殖，重农抑商，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奖励军功，编制户口，实行连坐之法，使秦国成为战国中期以后最为强大的国家。虽然后来商鞅发动叛乱失败被杀，死后被车裂，新法却并未废止。
主要内容：
⒈废井田，开阡陌封疆。

变法强秦的商鞅
阡陌，是耕地的田界，原来每人有份田，都没有固定的田界，因为休耕地是大家的公田，耕地也常要重新划分。商鞅变法鼓励人民扩大耕地面积发展生产，开阡陌，就是对人民扩大了的耕地，设立阡陌作为固定的田界，这就对土地使用者提供了有利的保证。封疆，是天子、诸侯国境上及贵族采邑上或大田上的疆界，在疆界上聚土为封，封上又植树以为标志，称为封疆。开封疆，就是对当时贵族私有田宅设立的界划。开阡陌封疆，就是破除旧的封疆阡陌，重新规划，不得私自移动。这样维持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⒉奖励军功，禁止私斗
奖励军功，凡是有军功的，均可以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的奖赏。杀得敌人甲士一人，并取得其首级的赐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庶子一人，可当五十石俸禄的官。制定了军功二十等爵：⑴公士；⑵上造；⑶簪象（又称谋人）；⑷不更；⑸大夫；⑹官大夫；⑺公大夫；⑻公乘；⑼五大夫；⑽左庶长；⑾右庶长；⑿左更；⒀中更；⒁右更；⒂少上造；⒃大上造；⒄驷车庶长；⒅大庶长；⒆关内侯；⒇彻侯。按爵位高低授予种种特权、减刑、服饰、坟墓。严格禁止私斗，违犯的各以轻重施刑大小。以此鼓励人们为国家作战，并产生了大批的自耕农和地主，形成了“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局面。
⒊重本抑末，奖励耕织
当时把农业称为本业，是国富兵强的基础，而把商业和手工业称为“末业”。商鞅对努力经营农业的免除赋役，而对从事商业或怠惰以致交不起租税的，没收为官奴婢。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有好处。为了增加税收，鼓励一家一户的生产，规定家中有两个成年男子结婚后必须分家，另立门户，女子到一定年龄必须出嫁，否则，多交纳赋税。在客观上促使了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发展，从而成为封建经济的重要特征。一家一户成为生产经营单位，分家析产，使阶级经常在变动当中。
⒋推行县制
秦孝公以前存在县一级行政机构，但不普遍。商鞅变法普遍推行县制，万户以上县设令，不满万户的设长，俸禄由三万石到一千石不等，在县令、长以下设丞等，官吏领取国家俸禄，国君有权任免。这一套机构有利于中央集权，成为中国郡县制国家机器的雏形。
⒌颁布法律，实行连坐。
⒍徒木为信，申明法令。
⒎迁都咸阳。
⒏改革赋税制度。
⒐革除戎狄风俗。
• 申不害
魏惠王称霸之时，韩国国力尚弱，臣子申不害劝说君主韩昭侯依附魏国，承认魏国霸权，同时对内以法治国，实行进一步改革。[7]
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在韩国实行变法。
申不害除了与其他法家人物一样讲法治外，主要强调君主的统治之“术”，即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他认为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副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再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进行提拔和清除。“术”的提出，对于当时建立官吏的任免考课制度，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第一步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与此同时，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又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并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7]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8]
• 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赵国的一位奋发有为的国君，他为了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实行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穿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骑马射箭的作战方法。其服上褶下絝，有貂、蝉为饰的武冠，金钩为饰的具带，足上穿靴，便是骑射。为此，他力排众议，带头穿胡服，习骑马，练射箭，亲自训练士兵，使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而能西退胡人，北灭中山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