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清）谭嗣同-《狱中题壁》
19世纪，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完成工业革命，在蒸汽与机械的推动下，生产力突飞猛进，为争夺更大的原材料产地与商品倾销地，西方列强开始进一步向东方扩张。
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以武力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十余年后，美国佩里舰队的黑船驶入江户湾浦贺海面，以武力胁迫日本幕府政权签订《日美亲善条约》，打开了日本闭关自守的大门。
在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之下，两国的先进人士都开始了学习西方，探索救亡图存之道的历程，也都进行过自上而下的变法革新，然而两国的变法运动的结局却大不相同。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富国强兵，从此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挤入了帝国主义的俱乐部，而戊戌变法却百日而亡，仅仅过了103天的时间，就以皇帝被囚、康梁外逃、六君子就义的结局告终。
那么为何前者成功而后者失败？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成败背后，又潜藏着哪些历史原因？
两国政治体制的差异导致“破旧”难易程度不同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政治制度类似于中国先秦时代“封建诸国”的分封制，与欧洲中世纪的采邑制，地方上藩国林立，藩国的领主大名由世袭产生，而并非来自天皇或幕府将军的任命，因此难以实现对地方的直接控制，即使是幕府将军，有时候也不得不依靠一些大名的力量来镇压反叛的大名。
而在中央，日本实现的是天皇朝廷与幕府政权并存的二元政治，天皇的朝廷仅仅只是吉祥物一般的存在，而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由幕府将军掌握实权。
而当时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实行的是一元制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在中央实行君主专制，皇权至高无上、几乎不受任何约束，而在地方实施中央集权，朝廷能够实现对地方的绝对控制。因此相较而言，日本原有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破旧立新相对容易。
这一点也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正是由于日本存在天皇与将军之间二元政治与地方藩国体制，倒幕改革派能够以天皇的“正统”权威，以及反幕强藩的武力支持开展倒幕活动，并最终在鸟羽、伏见之战中击败幕府军队，取得倒幕运动的胜利，完成“破旧”。
而中国的戊戌维新运动，在清王朝的集权统治下仅仅具备前一个条件（即没有实权的皇帝的支持），后一个条件难以得到满足。在守旧派强大的力量面前，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也就只是时间问题。
逐步推进的明治维新与急功冒进的戊戌维新日本自1868年1月3日完成倒幕运动之后，花了二十余年的时间逐步推进全方位、多领域的变法改革。光是废除藩主统治，取消士族俸禄就花了十余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其间在剥夺地方大名藩国的同时，也给予了不少优待，充分考虑了大名的利益，也由此减少了变法改革在旧贵族集团中的阻力。
而戊戌变法中的光绪帝则是急于求成，不顾客观现实、急功冒进地推行康梁的变法措施，戊戌变法的一系列措施中，光是取消科举制度、剥夺八旗特权这两项，就将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官僚士大夫阶级，与满洲贵族集团推到了维新派的对立面，再加之维新派急功冒进、丝毫不考虑旧的既得利益者的变法举措，更是让清王朝的官僚士大夫们以及八旗的贵族们意识到“变法利中国，不利满洲；中国兴则满洲亡”。
所以他们选择“宁与友邦，不与家奴”，从维新变法一开始就在联络保守势力积极策划反扑，由此变法焉能不败？
思想准备的不足纵观世界各国相对成功的变法与革命，在变法或革命的狂风暴雨来临以前，总会有相应的思想准备作为先导。如英国很早就有限制君权、法律至上的政治传统，早在十三世纪初，英国“失地王”约翰一世就在内外交困之下，不得不选择与贵族集团、教士、骑士和城市市民进行妥协，签署了限制王权的《大宪章》，这也成为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历史依据。
法国大革命以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就开始在法国广为流传。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也有西学的传统，早在十八世纪时，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就出现过“兰学”的热潮（即通过学习荷兰语文掌握西方科学技术），由此产生了不少具有新思想的日本启蒙思想家，如至今仍被印在日本面额最高的货币上的福泽谕吉。
而与此同时的中国思想学术界，则是在清王朝文字狱的阴影下死气沉沉、万马齐喑，乾嘉学派只着眼于训诂、考订，而不敢讨论现实政治问题。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在割地赔款的耻辱面前，清王朝的“中坚”们却依然骄狂自大，自诩“天朝上国”，而对西学嗤之以鼻。以至于魏源“开眼看世界”的巨著《海国图志》，在中国国内并无激起巨大的反响，却在日本广为流传。
到了戊戌维新时期，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识字率依然低下，目不识丁的他们自然难以理解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也很难会去支持维新变法运动，而“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也并没有让民权思想在清王朝的官僚集团中流传开来。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没有人民乃至身为“精英”的官僚集团的支持，戊戌维新自然根基不深、孤立无援，以至于落得个百日而亡的结局。
戊戌维新虽败，但它深刻地影响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历史，也让民主、自由、民权理念深入人心，为后来清王朝的覆亡与中华民国的建立，乃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戊戌六君子“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思”的爱国精神，与“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英雄气概，至今仍激励着我们为民族复兴的百年大业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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