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2日，随着《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的宣布，北平终于解放了。
古都保住了！中国人民放心了！
北平的存亡，曾经系在一个人的一念之间。究竟是谁，有这样大的权利呢？又是谁有这样大的能力，策反这样的权威呢？
今天我们就回顾一下这段精彩的历史吧！
将门虎女，各有信仰1924年的冬天，在山西太原的一户家里，随着一声嘹亮的哭声，傅作义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她就是傅冬菊。
傅家对这个孩子非常重视。傅作义给大女儿取名冬菊，希望大女儿能像冬天里的菊花一样，有西风不落的傲骨和顽强的生命力。
傅作义虽然疼爱傅冬菊，却不能陪伴她成长。傅冬菊的童年和青春期，正是傅作义开疆扩土的二十年。
因此在傅冬菊的记忆中，父亲始终是忙碌的，一年之中能见到他的次数屈指可数。她是在母亲的陪伴下长大的。
母亲张金强对她的影响很大，不仅教会她人生中至关重要的道理，还刻意引导她学习进步思想。傅冬菊的进步思想，便启蒙于此。
虽然不能陪伴傅冬菊成长，可是傅作义对女儿的教育是相当用心的。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经想送女儿前往美国留学。
当时傅冬菊受进步思想的感召，已经有自己的想法，拒绝了父亲的提议。1941年，为了全力抗日，傅作义忍痛将妻儿送往国名党军队大后方重庆居住。
到达重庆后，傅冬菊就读于南开中学。可是因为傅作义的清廉，家中并无多少积蓄，傅冬菊她们过得非常拮据。
从这时起，她开始写稿赚稿费，帮母亲减轻负担。在搜集资料时，她不仅接触到许多先进的革命思想，还接触到许许多多的爱国青年。
受其影响，她加入了当时的爱国青年社团“号角社”，成为进步青年中的一员。
傅冬菊在母亲的教导下，刻苦学习，在1942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昆明的西南联大英语专业。
大学期间，傅冬菊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进步思想，越发坚定加入共产党的决心，多次参加学生运动。
也正因此，她被党的地下组织看中，吸纳为重要成员。
在这期间，傅冬菊不仅加入了民主青年联盟，还遇到了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周毅之，之后两人一起积极参加发展革命事业。
大学毕业后，傅冬菊如愿进入天津大公报社工作，担任副刊编辑。
这让她接触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党派的人，深刻了解我党的做事风格，以及国民党的贪污腐败的行事作风。
对比之下，傅冬菊再次提出入党申请，但由于她父亲的身份特殊，党组织对她必须进行全面的考验与审核。
1947年11月15日，经过考验的傅冬菊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同时被调到天津任《进步日报》，担任副刊编辑。
此时正处于内战时期，报社出版的都是进步文章，印刷厂不敢印刷，她就利用自己的身份，到父亲部下的印刷厂偷偷印刷。
此外，傅冬菊利用父亲的身份与权威，多次为解放区运送军需物资。
1948年的一天，傅冬菊前往北平去印刷报社所需的稿件，在返回天津的火车上，被拦下来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留在北平，劝说父亲傅作义投降。
策反“华北王”傅作义傅冬菊接到这个任务很开心，也很感谢党组织的信任。她一想到能和父亲统一战线，就开心的不得山先生的影响，怀着满腔热血，投身辛亥革命中，负责安排起义军中学生的领导工作。
革命需要经费，当时还是学生的傅作义没有收入，只能用父亲给的零用钱。花钱大手大脚的傅作义很快便陷入经济危机，还借过20两银子。
父亲得知此事后，没有批评他，而是让他来到黄河边，脱掉衣服、鞋袜，他们一起跳入水中。
冰冷刺骨的河水让傅作义瞬间清醒，耳边响起父亲的话：“我的钱就是这样挣来的。”
从这以后，傅作义一生都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还和父亲学会了经商。
傅作义上任绥远省主席后，励精图治，引入外部资本，以“就地取材、救国”为口号，大力发展交通、经济。
绥远在傅作义的治理下，不论是财政，还是治安都大为好转。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入侵绥远。危难之际，阎锡山竟下达弃绥保晋的命令。
这让傅作义多年的努力毁于一旦，而他并没有放弃，一直在等待机会重回绥远。
1938年4月，他借口执行“反攻太原”的命令，杀回绥远。
此时绥远大部分地方已经沦陷。傅作义毫不气馁，用有限的资源，振兴经济发展民生，夺取一城，便将经济发展到此，稳扎稳打地打造大本营。
蒋介石在此期间给予傅作义很大的支持。
日军投降时，傅作义利用时间差，将胜利的果实坐大，成为一方霸主，从而受到蒋介石的青睐。
1945年8月10日19时，傅作义通过自己治下的报社抢夺先机，率先接到日方投降的消息。
当天晚上，傅作义决定不等蒋介石的指示，召集主要军官商讨接收绥远沦陷的地区事宜。经过筹谋，傅作义终于将绥远省纳入自己的统辖范围。
彼时，蒋介石看中傅作义的权势和兵力，为了拉拢他，给予他国民政府的至高荣誉国光勋章。此勋章是国民政府在大陆颁发的唯一一枚。
1947年12月，傅作义被蒋介石任命为华北“剿总”总司令，统帅华北四省两市50余万国民党大军，成为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最高统治者，成为名副其实的“华北王”。
1948年11月，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成功地解放东北全境后，傅作义驻守的北平便是下一个解放目标。
北平是拥有三千多年历史文明的古都，承载着无与伦比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和平解放北平，是让它完整保存的唯一途径。而和平解放的关键，就是傅作义的态度。
带着任务，傅冬菊回到傅公馆的家中居住，成为离傅作义最近的地下工作者。
为了不引起父亲的警觉，她以“父亲身体欠佳，无人照顾”为由，让报社将她调到北平工作。
她经常将毛主席的文章或者解放区的报纸，不经意间放在书桌上，以此来观察父亲对共产党的态度。
傅冬菊不知道的是，早在抗日期间，傅作义就对八路军有好感，与贺龙和程子华等人都有联系。
细心的傅冬菊发现，父亲对共产党并没有很排斥，反而对国民党的态度有些失望。
傅冬菊将这些信息整理，传给组织。
对于女儿傅冬菊所做的事情，身经百战的傅作义怎么会没有察觉呢？
不管是以前傅冬菊在部下的印刷厂印刷，还是利用自己的名头给解放军运送物资，他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和傅作义清廉的作风完全相悖，因此对于女儿的亲共行为，他默许了。
而对于女儿的试探，他也不反感，只是顾虑太多，有些举棋不定。
党组织因傅冬菊的情报，总能最快地知悉傅作义的思想状态，有时傅作义晚上的动态，第二天早上组织便已知悉。
聂荣臻元帅曾经感慨地说：“像这样及时地获取敌军如此详尽的情报，在情报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三次谈判，傅作义仍然无法下定决心。深明大义的傅作义，怎能不知道和平解放，是对双方最好的选择。
成也义气，败也义气。傅作义是一个极重义气的人。
辽沈战役后，蒋介石曾让傅作义去南京开会，傅冬菊担心父亲会听从蒋介石的游说继续内战。
她就劝说父亲，不要再听蒋介石的命令，应该为北平二百万的百姓着想，和平解放北平。
谁知傅作义听后呵斥女儿，不要说现在还靠着国民党的津贴养活一大家子人，单凭以往蒋介石对他的重视他也不能这么做。
最后傅作义还叮嘱傅冬菊，以后千万不要再这样讲，这样会陷他于不义的境地。
傅冬菊将谈话内容反馈给组织，经过对傅作义的语言和态度的琢磨，组织认为策反傅作义尚缺一点火候。
很快战场上传来消息，傅作义的直系部队35军被全歼，他亲自带出的军长也战死了。
这把火，对傅作义的打击太大，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没人知道他经过了怎样的天人交战，怎样的挣扎。
傅冬菊将父亲的煎熬看在眼里，明白父亲如今正处在忠义难全撕扯之中，她利用职业之便，了解到的大众心声，一点点地为父亲打消顾虑。
她对父亲说：“父亲，和平解放北平，是人民的心声，也是大势所趋。”
“北平的所蕴含的历史意义您肯定比我清楚，它如果能完整保存下来，后世能继续瞻仰历史的遗迹，都会为您现在的决定点赞。”
“而蒋介石已经失去民心，您再继续为其卖命，就是和人民作对，才会背上一世骂名。”
傅冬菊劝说起了作用，傅作义在得知策反他是主席的意思时，他也放下心来。
傅作义心中很清楚，事到如今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和平解放与死战到底两条路。
死战到底，对于傅作义来说，他无法忍受自己成为历史的罪人、人民的公敌。
在民族大义面前，傅作义放下个人顾虑。1949年1月22日，双方正式签署了《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
紧接着，傅作义率领的二十多万国民党部队出城，等待改编。解放军接管北平，自此傅冬菊接受的劝说父亲投降的任务，圆满完成。
傅作义不仅自己起义，还将自己的绥远旧部董其武也一并劝降。
一个人掌握着一座城的存亡，古往今来，也就“华北王”傅作义一人而已。能劝说这样权威的人，估计也只有至亲傅冬菊才可以做到。
当父亲答应和平解放北平后，傅冬菊则是随着刘邓大军南下云南，做起了一名战地记者。
战地记者的危险可想而知，不仅要面对敌人的炮火，还要取得第一手素材，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她跟随着部队一路经过了江苏、湖北、湖南、贵州、云南五省，沿途了解到许多当地的政策和风俗，积累不少写作素材。
建国之后，傅冬菊没有居功自傲，而是退居幕后，默默地从事她所热爱的文字事业。
她先后就职于《人民日报》和《云南日报》。
不管是作为一线的记者，还是幕后的编辑，傅冬菊都始终不忘初心，用笔真实记录着一个时代的变革和发展。
傅冬菊的经历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明明可以拼爹，却偏偏要靠自己的能力生活。
她在报社工作时，一直使用“傅冬”的笔名。大家从来不知道傅冬就是傅冬菊，是赫赫有名的傅作义的女儿。
傅冬菊虽然在工作上未得父亲的庇护，可是在生活上却紧紧追随父亲的脚步，一生简朴。她的居所更是简单至极。
简单的房间，简单的家具，一书桌、一书架、一张床足矣。
傅作义很擅长经商，早年在国民党执政期间，靠着经商，积累下不少财富。在他任职水利部部长时，将两座豪宅无偿捐献给了新中国。
1974年，傅作义因病去世。临终之际，他把所有财产都捐献给国家，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的财产。
傅家良好的家风，让他们既可以过锦衣玉食的生活，也可以过粗茶淡饭的苦日子。
傅冬菊没有任何军阀后代的蛮横，没有富裕之家小姐的骄气。终其一生，她都过着简朴的生活，未曾向国家要求一点父亲的财产。
她一生兢兢业业地工作，直到1995年，已经耄耋之年，她才从报社的岗位上退休。
人退心不退，即使离开工作岗位，傅冬菊作为政协委员，依然身体力行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做贡献。
傅冬菊的晚年生活很拮据，只因她效仿父亲，留下自己吃药治病的钱，其余的全部用在公益事业上。
2007年，傅冬菊因病治疗无效去世，享年八十三岁，走完她低调而伟大的一生。
傅冬菊用一生的时间，坚持做一件事，以信仰为标杆，作为衡量自己的标准。她身在权势富贵之家，却低调到无人知晓。
一个人保下一座城，为新中国、为历史立下这样的奇功，事成之后，悄然隐退，巾帼不让须眉，傅冬菊当得起这样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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