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经济来源结构在改变，观念当然也要随之改变。质疑李乘德是“吃软饭”的人，多少都是有些脱离时代背景的“观念囚徒”。图为2015年12月28日，李乘德与胡杏儿在香港大婚。 （ICphoto/图）
娱乐新闻也不尽然都是藏污纳垢、鸡零狗碎之事，偶尔也会有些引人深思的世情百态。比如，最近内地发展的香港明星胡杏儿和她的丈夫李乘德，遭遇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软饭风波”。
胡杏儿转战内地后发展顺利，事业蒸蒸日上，却也因此而惹上了“成功的烦恼”：人红是非多。她的丈夫李乘德最近常被拍到带儿子外出游玩，竟然引起了网络上质疑李乘德是“吃软饭”的声音。李乘德随即回应表示：自己努力工作十多年，有几家自己的公司，今年的生意很不错，他在工作之余喜欢陪伴自己的家人和小孩，希望能被理解。胡杏儿更是发文力挺丈夫，称老公多花时间陪伴孩子，是因为自己在内地拍戏，很感谢老公对自己的支持。她还表示，老公就算完全不工作也可以，并不是因为吃自己的软饭，而是因为他自己的事业已经非常成功和稳定。夫妻二人以略带凡尔赛体风格的方式，教育了那些质疑者。
据说“吃软饭”是句上海方言，最初的意思是指被女性包养的“小白脸”，后来泛指没有收入来源、靠女性赚钱养家的男性。
这样的男性在古代应该也有，但是“吃软饭”这个专有名词出现在近代的上海，应该不是偶然。因为在古代中国，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独立谋生对体力要求很高，女性独立谋生能力高度受限，“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经济分工很难被打破。无力养家的男性连组建家庭的可能性都很小，哪能指望得上“吃软饭”？
直到近代工商业文明崛起，工业的强劲发展加强了女性的经济独立能力，社会观念也逐步开放，家庭经济分工有了松动的迹象。这一连串变化，最初发生在率先实现工业革命的欧洲，随着晚清的国门开放、西风东渐，逐步影响中国社会。作为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上海受到的冲击最为直接。女性的经济地位提升，“吃软饭”就成了一种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
不过，家庭经济的性别分工并没有彻底扭转，男性作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至今仍然较为普遍。所以至今“男主外、女主内”依然在大众的观念中发挥着作用。
我有一位男性友人，学生时代就体现了过人的天赋，留学归国后事业很成功。他的妻子也是一位优秀的职业女性。夫妇二人伉俪情深，育有一子一女。在别人眼中是典型的模范家庭。可是，妻子获得了难得的晋升机会，对这个家庭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因为她这次晋升是远赴欧洲工作，可以偕带配偶子女，经济上不成问题。朋友的妻子表示，如果不能举家赴欧，她宁可放弃这次晋升。我的朋友、她的丈夫面临艰难的选择。但是，如果要帮助妻子抓住这次事业上的机遇，丈夫就要放弃国内的事业，在欧洲做“家庭主夫”。
这件事也惊动了双方的老人，老人们颇为顾虑。尤其是我朋友的父母，对儿子放弃事业“吃软饭”很反感，我朋友本人也有这方面的顾虑。但是，他最终还是决定成全妻子，毅然随其赴欧。几年下来，他们在欧洲的生活很美满，家里老人也很欣慰。只要有利于家庭经营，“女主外、男主内”也未尝不可，主要的束缚来自观念，而不是经济基础。
当然，大部分中国城市家庭都是双职工，无需面对那样二选一的困境。这也意味着传统家庭经济的性别分工失去了土壤，既然双方都要“主外”，那么也就都要“主内”——共同分担家务劳动。至于说谁多干谁少干，也该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分配，“我赚的多就该少干点家务”可不是正解。工作时间灵活的多干一些，能干的、擅长干的活儿多做一点，而不是囿于“男主内、女主外”的传统观念。
“男主内、女主外”天经地义，到“吃软饭”的另类出现，再到主内主外看情况，是家庭经营适应社会经济条件的自然变迁，大可不必惊诧莫名。时代在改变、家庭经济来源结构在改变，观念当然也要随之改变。这无所谓“进步”还是退步，而是适应社会变化的演进。质疑李乘德是“吃软饭”的人，多少都是有些脱离时代背景的“观念囚徒”。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出家门赚钱、在家里打扫的标准模版迟早会被打破。新冠暴发以来，居家办公蔚然成风，未来的“内外”界限会很模糊。
今后可不能看见人家貌似“家里蹲”、频频晒娃、就率意指责人家是“吃软饭”的。也许人家就是居家办公的“隐形大佬”，只是你自己没看明白。
即便是人家真是“吃软饭”的，只要妻子愿意养他，外人也没有置喙的余地。1990年，一个靠妻子养了六年的男人出门工作了，当年他就获得了两个业内大奖，一举成名。这个曾经的“软饭男”叫李安。
（作者系历史、经济学者）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江东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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