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博物馆
北京，作为数百年古都，不仅有着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更有着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
近日，北京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公布，包括不可移动革命文物158处、可移动革命文物2111件/套。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有18处，西城区以6处独占鳌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这个特殊年份的清明节，我们更加怀念那些为民族独立、国家发展作出贡献的革命先烈，更加追忆百年辉煌党史中的红色故事。
上一篇中我们介绍了位于什刹海的两处革命文物。
什刹海畔这两座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入选北京第一批革命文物
一处在后海北沿，是“国母”宋庆龄在北京的故居。那里过去曾是清中晚期数位权臣（纳兰明珠、和珅、成亲王永瑆、醇亲王奕缳、载沣）的府邸。
新中国成立后，由周恩来总理亲自设计了这处中西合璧的庭院，1963年，宋庆龄迁居于此，1981年去世，在此生活了18个春秋。
另一处在前海西沿，曾是和珅的花园、恭王府的马号。巧合的是，宋庆龄也曾在此住了3年。1963年，郭沫若移居此地，直到1978年病逝，在此居住了15年。
今天要讲的这两处，都和鲁迅有关。
北京鲁迅旧居 鲁迅在京最后的居所和什刹海地区不同，阜成门内的宫门口三条明代时曾是全国规模最大的道观——朝天宫，明天启年间毁于火灾，到民国时期已是平民的聚居地，而如今这里有着一座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鲁迅故居。
北京鲁迅故居是座小四合院，规模不大，位置并不多么优越，外观看来也十分普通，这一带在过去居住的都是拉人力车、赶骡车等这样的底层人民，但鲁迅却在这里度过了在北京的最后两年。此后他曾两次来京看望母亲，也是住在这里的。
这座小四合院结构颇为精巧，南北房各三间，东西房各一间，一直保持着当年的模样。北屋东西两房间分别为鲁迅的母亲和朱安夫人的住室，中间一间为餐厅，北屋当中一间向北凸出一小间，北京人称为“老虎尾巴”，面积仅8平方米，这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房。
就是在这里，他完成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等文集和《彷徨》、《坟》、《朝花夕拾》中的部分文章。
如今，院内还保留着3株白丁香、后院还有1株虎刺梅，都是鲁迅在1925年亲手所植，距今也快有百年了。
鲁迅亲手所植的白丁香
鲁迅一生，辗转流离，其居住地也不断变换，绍兴、北京、广州、上海都有他的故居，而他在北京曾先后辗转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八道湾胡同11号、砖塔胡同84号以及宫门口三条19号，其中如今的鲁迅故居、鲁迅博物馆所在地，虽不是其居住最长一处（绍兴会馆），却他亲手设计，也是他在京最后的居所。
纵观鲁迅一生，是文学家，是思想家，是革命家，而他一生最黄金的年龄段是在北京度过的。
而在此期间，他的正职工作是教育司第一科的科长（最开始是佥事），主管博物馆、图书馆、动植物园、美术馆、文艺、音乐、演剧、通俗教育、调查及搜集古物等事务。
可惜的是，政局动荡，社会不稳，政府公职人员也常常拿不到工资，正值壮年的周树人，不得不从事第二职业以维持生计。于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世界语专门学校、中国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中留下了他授课和演讲的匆匆身影。
然而，面对四分五裂的政权，重建新文化秩序的理想难以实现，而在学校中兼课宣传新思维的方式又囿于象牙塔传播有限，在好友钱玄同的启发下，他结束了躲在会馆里钞古碑的漫长“蛰伏期”，转而拿起笔，为唤醒民众而殚精竭力，并最终为此献出了生命。
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刊载了一篇题目特别的小说——《狂人日记》，署名鲁迅。
《新青年》中的《狂人日记》书影
此后，他以鲁迅的名义，先后在《新青年》发表了54篇作品，并逐渐聚拢和引领了一众文学青年。而他们都有共同的文学理想，即真诚地面对自我灵魂，大胆地抨击传统与时弊，不遗余力地解构与修正现存的文化秩序。
1923年8月，《呐喊》一经出版，读者们便看到了一个自足优美的鲁镇，看到了鲁迅创造性的文字、传神的笔触和“画眼睛”、“写灵魂”的艺术技巧，看到了他文字背后深刻的思想，于是，“周树人的沉寂期彻底结束了，鲁迅的辉煌期开始了。”
不幸的是，正当民众对《呐喊》讨论得如火如荼之时，周树人和周作人兄弟失和，作为长子的周树人带着不爱的女人迁居到了砖塔胡同61号（今84号）。
毕竟是临时租住，这里十分逼仄，居住环境很差，他会忽然被外面喧嚷的吵架声惊起，期间还病了很久。
2012年03月07日，北京西城砖塔胡同84号鲁迅暂住地，门口写着“拆”字。
终于在1924年，他筹款八百余元买下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今宫门口三条19号），并亲自设计改造，于5月25日迁居于此。
在西三条胡同居住期间，是鲁迅在京工作最繁忙、创作最旺盛的时期。他一面要与恶势力抗争，一面还要公开出面保护受段祺瑞军阀政府迫害的学生。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坚定地支持女师大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封建奴化教育，鲁迅被一些人诬蔑为“学匪”，因而鲁迅自嘲地把他工作的书房“老虎尾巴”称为“绿林书屋”。
宫门口三条鲁迅亲手设计图
而南屋那间小小的客房，则是成了青年学生的避难地。也是在这时，鲁迅与他的学生许广平从相知到相爱。
当公务员周树人成为作家鲁迅时，两套话语体系的对立，注定了作家鲁迅离京成为一种必然。
1926年8月，鲁迅启程赴厦门，鲁老太太和朱安则是被留在这里，直到1943年、1947年她们先后病逝。
1949年北京解放。自1949年10月19日始，也就是鲁迅逝世13周年，鲁迅故居向全社会开放，供各界人士瞻仰、参观。次年3月，许广平将故居和鲁迅生前的藏书、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
1954年初，文化部决定建立鲁迅博物馆，在故居旁增建陈列室，于195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日开放。
鲁迅博物馆
如今鲁迅旧居里还特设了鲁迅生平展，以大量的实物、图片，并配以多媒体手段，全面地展示鲁迅一生的生活、工作与业绩。
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旧址 如今已是鲁迅中学作家鲁迅频繁站在当时政府的对立面，有两次都和他兼课的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有关。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旧影
1923年7月，鲁迅被时任女师大校长的许寿裳聘任为兼任教员，讲授中国小说史。
不过不久后，学生自治会便以“溺职务，害教育”之责致函许寿裳，请其辞职；8月2日，该校学生自治会发布宣言，再次表示谢绝校长许寿裳；1924年2月，许寿裳请辞，接替他是“一位与最新教育潮流接近的教育家”——杨荫榆。
许寿裳（后排站立）、鲁迅合影旧照
为什么学生能公然反对校长，甚至还致使校长自请辞职？其实，这在当时还是普遍现象。
五四运动后，摘到胜利果实的学生们感受到了“群体的力量”。由此，学生自治会等组织的力量逐渐强大，一旦他们开始反对某位校长或教员，如果未能收到学校的良好反馈，学生便会群起反抗，这种情况下，多数校长都会辞职而去。
因此，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今日学风之应加整顿，殆成普通之舆论。”1925年4月14日章士钊兼任教育总长后，不久便发出了“整饬学风令”。
章士钊像
和许寿裳收到学生自治会反对后三个月自请辞职不一样，杨荫榆面对学潮的态度十分强硬。她率先对学生发难，将学生自治会中许广平、刘和珍等六位学生骨干开除。认为“群龙无首”，小小学生自治会就翻不起风浪了，可惜她还是低估了学生的能量。
5月，学生自治会一方面提出“封锁校长办公室，寝室，秘书室，防守校门，拒杨到校”，另一方面还请来老师为自己撑腰。其中，许广平便写信给鲁迅，告知鲁迅自己被退学的消息，并请求老师不要“洁身远引”，而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鲁迅在得到消息后便当即写下《忽然想到（七）》，痛斥杨荫榆依靠校长的权势压迫学生，并向学生保证一定会奋起反抗。
5月27日，鲁迅亲自拟稿，邀请了马幼渔、沈尹默、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签名，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抨击杨荫榆，并力证学生“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
3天后，杨荫榆致信给马幼渔，逐条批驳了宣言中的指责。
杨荫榆，也是中国近代首位大学女校长。
很快，上海爆发五卅运动，杨荫榆借政府打压青年运动的机会，借口修理校舍，强令学生搬出学校，并解散学生自治会。而后，教育总长章士钊甚至要求女师大解散，并在原址之上成立新的国立女子大学。甚至，指派手下带着武装人员和流氓打手，强行接收女师大。
而女师大则是宣布成立“女子师范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鲁迅被推举为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兼总务主任。后来，学校搬到西城南小街宗帽胡同，经费来自募捐，教师们则是义务上课。
自此，女师大学生们的口号从“驱杨”逐渐演变成了“反对章杨”。而后，全国各地51个团体发出援电，支持女师大学生。女师大风潮从一个学校的问题，变成了全国性的事件。
如今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旧址的门口
教育总长章士钊本来对鲁迅许以校长一职，但眼看鲁迅不同意，直接给还在教育部任职的周树人下了免职文书。鲁迅则是一纸状文将章士钊告上了平政院（。意外的是，这出“民告官”却是以鲁迅胜诉告终。
其中的原因首先是章士钊的态度，多为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教育的他，没有利用权势给平政院施加压力。而当时随着北京革命运动的日渐激烈，章士钊的家被群众和学生捣毁，无暇顾及鲁迅的他匆匆逃到了天津，他的教育总长职务也被免去。此外，平政院的院长汪大燮崇尚国学，素来对鲁迅抱有好感。这才造就了这起经典“民告官”的案例。
1925年11月28日首都革命爆发后，女师大得以恢复。图为女师大复校后，学生合影留念。
1926年3月16日，平政院裁决鲁迅胜诉，文书都还没下达，两天后的3月18日，北京各界人士汇集于天安门，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天津大沽口等的无耻行径，会后赶赴段祺瑞政府请愿，却遭到卫队开枪屠杀，酿成“三一八”惨案。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被害。
对此，鲁迅于事件当日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揭露3月18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悲愤地写道：“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在参加完刘和珍、杨德群的追悼会后不久，他又在《语丝》上发表了《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其中则是喊出了“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悲切之声。
而站到政府对立面的作家鲁迅，也终于因此上了北洋政府的通缉名单，他不得不辗转于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地，到5月才回到宫门口三条的居所。同年8月，他离开北京，南下到厦门大学去了。
1931年北平大学师范学院师生筹资在校园的西跨院为两位烈士建立纪念碑，碑身正面刻有“三一八遇难烈士刘和珍、杨德群纪念碑”16个大字。碑身背面刻有文天祥的正气歌：“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如今校园内的纪念碑
最后再来说说这所学校吧。
该处西侧不远便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克勤郡王岳托的府邸，如今是北京实验二小，北京最牛的小学之一。而这里则是朝廷赐给岳托子孙的三处住宅之一。乾隆十五年的《北京全图》中标注此地为“斗公府”，当时的府主人为辅国公斗保。
乾隆十五年《京城全图》中的克勤郡王府和辅国公斗保宅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御史黄瑞麟奏请设立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清学部最终选定了石驸马街的斗公府作为校舍。
宣统二年（1910），学堂建成，共有4座楼，建筑面积约有4500平方米。这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女子师范学堂。
此后，学校在民国年间又陆续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等，并于1931年并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
京师女子师范学堂也是如今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
抗战胜利后，女师大搬到了和平门，新文化街的校舍就空了下来。建国后，附近的笃志中学搬进这里，学校先后更名女八中、158中，1996年该校被北京市政府正式批准更名为“鲁迅中学”，和新文化街（原名石驸马大街）相应和。
如今的鲁迅中学的大门和校园
如今，学校自然不能随便进入，但是其雕砌精美的外墙和中西合璧的建筑依然十分吸睛。
关于北京鲁迅故居和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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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章
[1] 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编. 文物古迹览胜 西城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3
[2] 姜异新著，一代文宗刹那锦云——也是鲁迅 也是胡适，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2
[3] 邱焕星. 鲁迅与女师大风潮[J]. 鲁迅研究月刊, 2016, 000(002):4-15.
[4] 何立波. 鲁迅状告教育总长章士钊始末[J]. 检察风云, 2018, 000(014):80-82.
[5] 许锡强. 蔡元培,许寿裳缘何不聘鲁迅为教授?-兼谈易培基校长改聘鲁迅为教授的原因[J]. 书屋, 2017(11):79-82.
[6] 张玉瑶，鲁迅在京的“呐喊”，北京晚报，2021.02.24
[7] 朱默迪，辅国公斗保宅
[8]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沿革，北京师范大学官网-学校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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