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6月，88岁高龄的朱德，卧坐在老旧的沙发上，架着他那老花镜，手持着毛泽东的著作，认真学习着。
突然，他听到夫人康克清接起电话，喊了一声“力平啊”接着，说话的声音越压越低。
朱德感到莫名的心慌，他快步走到夫人的面前，只见夫人脸色煞白，慌慌张张地挂掉电话。
在朱德的再三逼问下，夫人泪如涌泉，抽噎着说：“朱琦，10天前没了......”
刹那间，朱德感到天旋地转，猛地倒了下去。
他难以抑制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伤，哽咽道：“你们这样隐瞒我是不对的，我连他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他还那么年轻，却不能继续为人民服务了……”
朱德知道，大家瞒着他是担心他的身体撑不住。但是，没能和儿子做最后的道别，还是成了他余生的遗憾。
朱德戎马一生，有6段婚姻，膝下却只有一子一女，尤其是对独子朱琦，他实在亏欠了太多太多......
1916年，朱德的妻子萧菊芳身怀六甲，随着朱德的军队，从云南赶赴四川仪陇。
在路上，萧菊芳产下一名男婴，男婴耳朵后面有一个状似拴马柱般的胎记。
看着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朱德抱着他爱不惜手。他翻了一夜的字典，给儿子取名单字“琦”，小名宝书。
然而，这个寓意美好的名字，却没能保佑朱琦。
他的母亲在长期的奔波劳累中，不幸感染恶疾，不久后便撒手人寰，只留下6个月的朱琦嗷嗷待哺。
此时的朱德，陷入两难的局面，一边是需要自己照顾的幼子，另一边是蔡锷的号召，他急需朱德归队，率领大军踏上讨伐袁世凯的征途。
朱德回想起以前，自己以为只要能中科举，当了官就可以改善百姓的生活，为他们谋福。
为此，他寒窗苦读十几年，好不容易过了乡试，成了秀才，得到参加科举的资格。清政府却宣布废除科举制度！
想当官，唯一的方法就是找人塞钱。
但是，佃农出身的朱德，一没钱，二没人，他即便满腹经纶，有着治国之才，却也无计可施。
清政府的腐朽，早已烂入骨髓。
朱德要给自己、给人民探寻救国之道，他毅然追随蔡锷，参加援川军，走上革命的道路。
在家与国的抉择面前，他选择了“舍弃”小家。
可年幼的儿子需要人照料，朱德就在亲友的介绍下，迎娶了第三任妻子陈玉珍。
幸运的是，陈玉珍敬佩朱德的大义，她将朱琦视为己出，一直用心地照顾着。
后来，朱德官至援川军旅长，在四川，也算得上响当当的人物。
可他发现百姓还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国家仍在风雨中飘摇。
如何才能救国？
朱德无意间看到《新青年》的报刊，被里面所描绘的共产主义思想振了心弦，他知道，这才是他一直想追寻的路。
于是，他抛弃了功名利禄，在周恩来的引荐下，远赴德国进修，争取入党机会。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
国共两党势如水火，朱德也成了通缉令上的“共匪”，为了保护家人的安全，朱德和家人们断绝了联系。
自此，朱琦再也没听过父亲的消息。
1937年，朱琦不过是出门办事，就被抓“壮丁”，成为了国民党军营里的小卒。
抗日战场上，朱琦看着昨天还谈笑风生的战友，今天就在身边炸开了花。
此时的他，特别想念年迈的母亲，和记忆中的父亲。
他想到父亲为了实现自己的救国理想，不畏前方的艰辛，一直匍匐向前。
这份勇气，让朱琦很想再见他一面。
而这个机会悄然而至。
有一天，朱琦接到紧急通知，让他随长官外出公干。
这个“公干”，实际上就是认亲。在长官的引领下，朱琦见到一个陌生又亲切的身影，那个人正是他相片中的父亲朱德。
不同的是，眼前的朱德脸上布满风霜，双手也干如树皮，他摸着朱琦的耳朵，看了耳后的胎记，激动得连连拍手：“真是我的宝书！”
原来，国共合作期间，朱德打听到国民党有个小兵叫朱琦，他就拜托周恩来帮忙找人。
上天眷顾，让他们失联十几年的父子情可以重续。
随后，朱琦跟着父亲来到延安，在父亲的安排下，入读中央党校。
这时，他才知道自己的父亲竟是总司令。
但是，朱琦却没得到额外照顾。
朱琦初来驾到，很多生活用品都还没来得及置办好，衣服脏了只有清水可以用，朱德好友见状，就塞给他2块肥皂。
这一幕恰好被朱德撞见，他眉头一皱，低声呵斥朱琦：“你不能拿别人的东西！”
朱琦委屈极了，他不懂就2块肥皂，为何父亲要大动干戈。
朱德看着儿子不解的眼神，于是，就慢慢地将道理掰碎给他听：
“大家生活都不易，哪怕是一针一线都要算着怎么用。因为照顾你，他给了你2块肥皂，他家就不够用。你是我的儿子，我们不能搞特殊！”
后来，朱琦留意到父亲体面的衣服就只有两套，这两套衣服还是为了接待外宾和参加庆典做的。
其余的旧衣不是洗得发白，就是打满了补丁，甚至连衬裤补了17次，他都不舍得丢。
对此，朱德总是笑哈哈道：“粗茶淡饭，能吃饱就行；衣服干干净净，能穿暖就行。”
朱琦对父亲既怜惜，又敬佩。他心想，父亲身为总司令都能如此，何况自己？至此，朱琦生活越发节俭。
一次，朱琦跟着领导们外出观看表演，结束时，天已经黑透了。领导担心朱琦回家路远，就让他搭乘公务车回去。
朱德得知后，又把朱琦训斥一顿。
在他心中，公务车是国家的财产，私人是不能使用的。而且干部子女一旦享有特权，就是变质的开始。
对待子女的教育，朱德一向严之又严，哪怕是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儿子，他也绝不会心软。
1943年，朱琦被派往华北抗日。
战友们纷纷劝导朱德改变主意，毕竟他就一个儿子，若在前线出事，那就绝后了。
朱德却摇头拒绝，在他心里，每个战士都是自己的孩子，不分彼此。朱琦是自己的孩子，更要带头。
不幸的是，在战场上，朱琦被流弹打到了腿，竟瘸了。
幸运的是，从战场上退下后，朱琦没有放弃自己，他退伍后来到军政大学从事教育工作，继续发光发热。
在这里，他还找到一生的伴侣赵力平。
1948年，朱琦调到石家庄铁路局工作，铁路局的领导知道他的身份，想暗暗照顾他一二。
但是，朱德却再三叮嘱，不能特殊化，朱琦必须从低做起。
朱琦深以为然，他听从父亲的教诲，从小小的煤炉工做起，慢慢积累经验，一步步做到副司机、司机。
有一天，朱琦驾驶着火车回到天津。一到站，车刚停稳，他就被同事喊去首长的车厢。
朱琦纳闷不已，他一边走，一边回想自己是否做了错事。百思不解的他，敲开了车厢的门，这时，他看见父亲坐在里面，满脸的笑容。
原来，首长竟是父亲，他还专门坐了自己开的车。
朱琦按捺不住心中的感动，他用衣袖抹了一把脸，结果把衣服上蹭的煤灰，都糊在了脸上，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父子俩相视而笑。
朱德为儿子的工作感到自豪，他深知只有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走进群众的生活，才能设身处地为他们办事，这才算是称职的人民公仆！
就算朱琦后来进入管理层，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曾经的身份。在旺季，火车司机人手不足时，他会毫不犹豫去搭一把手。
正因为有朱德这样的父亲，朱琦在工作上兢兢业业，生活上也朴实无华。
是啊，朱琦一生没尝过做干部子女的甜，却因这个身份吃尽了苦头。
1969年，他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破旧的小车站，成为仓管员，没日没夜地工作着。
熬了3年，他好不容易调回城，过回以前安生的日子，却被诊断患上心脏病。
原本，朱琦可以因这个病，申请调岗。但是，他不愿意接受特殊照顾，就连休假时，他也会把公文带回家处理。
他的人生就如燃烧的蜡，但再灼热的火，也有燃尽的时候。
1974年的夏天，格外的热。
6月10日，朱琦独自在家时，突发心脏病，猝死家中。他的夫人赵力平到家时，抱着丈夫凉透的身体，泣不成声。
考虑到朱德大病初愈，赵力平便和婆婆商量着，先让孩子回来参加丈夫的葬礼，日后待朱德身体好点，再告诉他这个消息。
然而，天不遂人愿，他们办完丧礼的10天后，朱德就从夫人的口中得知这个噩耗，悲痛万分。
赵力平的领导联系朱德，准备把赵力平调回北京，方便照顾他们两老。但是，朱德婉拒了，他说，他不需要特殊待遇。
而且，他还吩咐力平，如果将来他和夫人都去世，房子要归还给国家。他账户上的2万元，也要作为他的党费上交。
朱德穷尽一生，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他的言行深深刻在朱琦的骨子里。
他的精神，犹如火炬传递，在人世间，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这才是朱德留给后人的遗产！
参考资料：安徽共青团《党史故事》
-END-
作者：白书
编辑：剩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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