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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在警卫员的陪伴下,病情未愈的毛主席顶着极寒天气,早早来到延安机场等待。

不知过了多久,一架飞机裹挟着风雪从远方而来,缓缓落在白茫茫一片的机场,一位身着苏联军装、英姿飒爽的年轻人从飞机上走下。

当他看到不远处主席默默等待的身影,当即红了眼眶,迈大步拥抱上去。

而此人正是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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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别近20年重逢,父子俩压抑的思念之情喷涌而出。当晚两人促膝长谈,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期间,毛岸英忽然想起一件事,便向父亲询问,是否认识一个叫赤英的女孩?

主席闻之面色一凝,赶忙追问毛岸英是从哪里听到这个名字的。

了解来龙去脉后,毛主席立马派人联系了朱德朱老总,并紧急召来苏联方面的联络官。

赤英究竟是谁?她与朱老总是什么关系?为何此事还要惊动共产国际?一切还得从毛岸英回国前夕说起。

赤英

1945年5月7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于次日签署投降协议,二战欧洲战场宣告结束。

同年,担任苏联红军坦克连党代表的毛岸英,从前线回到莫斯科。

经过多年历练,毛岸英已然从青涩稚嫩的少年,成长为刚毅的青年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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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里,他从国际儿童院辗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又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一路从莫斯科打到波兰和捷克,差点还跟随大军进攻柏林。

在参战士兵十不存一的东线战场,这种经历无疑极其强悍。

苏联战事刚一结束,毛岸英便马不停蹄地申请回国,希望将自己磨练出的一身本领奉献给中国革命。

这天,他来到莫斯科红十字协会办理回国手续,恰巧遇到一位熟识的工作人员。等待办理期间,两人颇为热络地聊了起来。

毛岸英注意到,协会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信件,有的纸张甚至已经泛黄、落灰,也不知道被放置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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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注意到毛岸英的目光,工作人员解释道,这些信件本该在战争期间寄出,可惜受交通困难、通信中断等影响,无奈搁置下来。

如今,残酷的战争改变了一切,无数生命逝去,大量建筑、村落都在炮火中被彻底抹除,这些信件也沦为无主之物,不知从何处理。

鉴于红十字协会是国际性组织,所以信件便兜兜转转被送到这里,希望借助红十字协会的人脉关系网将它们送出。

一边说着,工作人员还找出一封信递给毛岸英:“这封信是寄给共产国际的,写信人是一位名为赤英的中国女孩,她希望共产国际帮她找到父亲。你也是中国人,你对这个名字有印象吗?”

共产国际不是2年前就解散了吗!难怪会流转到这边来。毛岸英一边思索着,一边拆开信件,想看看是否有什么关键信息。

信件通篇由俄文写成,除了工作人员转述的内容外,还有一点引起了毛岸英的注意,那便是女孩过去曾就读于国际儿童院。

对于国际儿童院,毛岸英自然是极为熟稔,他与弟弟毛岸青正是在此度过了少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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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岸英与毛岸青

而且据他所知,就读于国际儿童院的孩子几乎都是中国革命者的后代,这个“赤英”想必也是如此。

奈何信件从头到尾,赤英都没有写明父亲姓甚名谁。考虑到当时敏感的政治环境,就连“赤英”这个名字,都极有可能是个化名。

思索片刻,毛岸英将此事记下,决定回国后好好调查一番。

故事回到文章开头,经过毛主席的解释,毛岸英这才知道,原来“赤英”正是朱老总失踪四年的女儿朱敏!

而朱敏之所以会在流落苏联多年,与朱老总半生飘零息息相关。

千里找党

在党内,朱德“找党找到德国柏林”的故事可谓是脍炙人口。

与彭德怀一样,朱德旧军阀出身,在滇军内算是少有的实力派,曾担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

然而,随着官位节节高升,朱德内心却越发迷茫。军阀的恶劣行径、官场腐败不堪,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使他对现状产生质疑:离权谋近,离正道远,这般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生活,真的是我想要的吗?昔日救国救民的理想,还有望实现吗?

恰巧这时,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相继爆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在李大钊等人的传播下风靡大江南北。受此思潮影响,朱德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为之深深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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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代表最广大劳动者利益的主义,是立志于解放全人类的追求,这不正与自己的理想不谋而合?

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朱德如获至宝,甚至为此舍弃在滇军的高官厚禄,于1922年8月携妻子贺治华远赴重洋,前往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只为追求真理。

朱德的情况迅速被我党所知晓,经过多次观察,我党欧洲支部确认这名出身旧军阀的军官,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值得争取,为此,周恩来亲自前往柏林与朱德接洽,并将他吸纳为正式党员。

接下来的日子里,朱德一面学习理论知识,一面参加德国的革命活动。由于过于活跃,朱德住所常被德国警察问候,他本人也因此多次入狱,最终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

万幸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流亡在外的朱德被送往苏联学习军事理论知识,不至于没有容身之地。

对于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这些经历并非耻辱,反而是代表荣誉的勋章,可在朱德的妻子贺治华看来,这一连串遭遇简直与她起初的想法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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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贺治华看重的是朱德的年轻有为,想着他将来潜力无限,又听说国外城市个个都像上海这般灯火辉煌,于是欢天喜地的跟着朱德来到柏林。

贺治华未曾预料到,国外生活不仅没有她想象的神仙快活,丈夫还一门心思想着闹革命,隔三岔五就被警察请去喝茶,最后还落得扫地出门的下场。

幻想的破灭令她对朱德心生怨怼,时常用吵架的方式发泄不甘,闹得家里鸡犬不宁。可就在夫妻矛盾即将到达顶峰时,贺治华却意外怀孕了。

1926年4月18日,朱敏出生,小生命的诞生使朱德重新燃起了对家庭的热忱。在贺治华坐月子期间,朱德一手承担了所有家务,对女儿展现无微不至的关怀,仿佛要将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她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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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和朱敏

可惜,朱敏刚出生一个月,朱德便被组织召回国内,准备参加北伐。

家人温情与伟大事业之间,朱德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因为他深知,这些年在德国、苏联的努力绝不能付之东流。

更何况,所谓国家,没有国,哪有家?临行前,朱德对尚在襁褓中的朱敏又亲又抱,并将身上所有的钱都交给贺治华,让她们母女二人在苏联好好生活,待国内安定再将她们接回,说罢便依依不舍地转身离去。

朱德没想到,这一转身,父女再见已是十四年后。

重逢与离别

贺治华本身并不算是意志坚定的革命者,享乐主义在她的观念里占据上风。

朱德前脚刚走,贺治华不安分的内心便开始剧烈躁动起来,她让妹妹把小朱敏带回成都娘家抚养,自己则利用朱德留下的积蓄在莫斯科花天酒地。她不仅对留学青年何家兴投怀送抱,甚至写信与朱老总离婚。

而在另一边,朱敏却成日生活在担惊受怕的环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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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朱德等领导人辗转各地,相继发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斗争,并在各地建立根据地。

因此被蒋介石为首的军阀们视作劲敌,成为头号悬赏目标。

不仅如此,军阀们还下令搜捕他们的家人,例如主席的第一任妻子杨开慧,便是被反动派逮捕,最后残忍杀害。

姨妈一家视朱敏如己出,为了掩人耳目,姨妈特意将朱敏的名字改成贺飞飞,谎称是自己的女儿。

起初特务找上门时,对姨妈这套说辞持怀疑态度,便将她关进狱中严刑拷打。

可任由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姨妈都咬定朱敏是自己女儿。特务无奈只好相信,朱敏侥幸逃过一劫。

时光荏苒,十四年转瞬即逝,朱敏从牙牙学语的婴儿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与此同时,国内的政治环境也发生翻天覆地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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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

受多方压力,老蒋终于同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长达十年的国共内战告一段落。

早在内战期间,朱德就从苏联同志那里得知,朱敏已经被送回国内,可女儿究竟身在何处?生活状况又如何?这些都是未知数。

身为人父没能尽到应有的义务,朱德深感惭愧且担心不已。

朱德曾动过念头,让情报科的同志帮忙找寻女儿的下落。但当时我党的情报系统被军统特务破坏殆尽,实在没有余力去寻找一个信息不明的小女孩。

再者说,对于此事朱德也不好开口。毕竟毛主席的三个儿子都流浪在外杳无音讯,主席难道不想父子团聚吗?自然是想的,奈何革命形势严峻,个人感情只能搁置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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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抗日全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国共暂时和解,国民党方面取消了对中共领导人的通缉,我党的通信网络逐渐恢复。情报科才得以将寻找红色后代列为重要任务,这使得朱德看见希望。

最终,经多番打听,我党情报人员一路寻到了四川成都。

1940年11月,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护送下,泪眼婆娑的朱敏告别姨妈和外婆,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回到父亲身边。

朱敏后来回忆,1940年这段与父亲生活的时光,令她毕生难忘。她改回了本名,终于不用再每天担惊受怕,小心翼翼地隐藏身份了。

而父亲仿佛要将这些年亏欠的爱补上,难得的休息时间几乎全都花在陪伴她上。就连贴身警卫员都不禁感叹:平时面目严肃的朱老总,居然会有如此温和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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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十四年天各一方,但身上流淌的相同血液,还是将父女二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如当年。

可惜,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1941年初,抗战形势日益严峻,就连远在西北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都有可能受到日军进攻态势的威胁。

出于安全考虑,中央决定将一批革命同志的子女送往苏联,倘若需要紧急行军,带着这些孩子上路毕竟多有不便。

当然,这么做也是为了让他们受到更好的教育,为革命存续火种,朱敏正是这批留苏子女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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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然百般不舍,父女二人也只能含泪告别。

朱德本以为,女儿前往苏联后,能够在更加安逸的环境里学习、生活,可他万万没想到,对于朱敏来说,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黑暗与曙光

1941年2月,朱敏被送到苏联莫斯科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或许是北国的冰天雪地令朱敏水土不服,没多久她便患上哮喘、卧病不起。

儿童院的负责人见状,只好将她送往气候相对温和白俄罗斯,在明斯克的一处少先队夏令营疗养。

1941年6月,德国公然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集结550万大军、4900架飞机、47000门大炮,从北方、中央、南方三个方向对苏联发动闪击战。二战东线战场随之轰轰烈烈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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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事发突然,毫无防备的苏联红军,被德军的强悍攻势打得节节败退。由飞机、坦克组成的钢铁洪流,在广阔的东欧平原上对碰,一时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据战后统计,1923年出生的苏联男子(战争爆发时18-19岁),近八成都死在了战场上。

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血腥、残酷,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几乎打光了苏联一代青年人。

而朱敏所在的白俄罗斯,自然没能幸免于难。

德军控制夏令营后,将包括朱敏在内的20个孩子押进集中营里,年仅15岁的朱敏就这么开始了长达4年的囚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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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孩子无辜,但暴虐无道的德军并不打算因此放过他们,而是将他们当作牲口一样使唤,强迫他们做苦力,随意打骂,生病了也不给予治疗。

若是患上传染病,德军甚至会直接将其拉去和犹太人一起火化了事,没有半点人性可言。

好在身为革命英雄的女儿,朱敏亦拥有惊人的意志。

尤其是每当想到好不容易才相认团聚的父亲,想到苦等自己回家的姨妈和外婆,朱敏心头都会燃起强烈的求生欲。她不能死在这里,她要竭尽全力活下去。

一天又一天,秉持着心中的信念,朱敏在集中营中忍辱负重,哪怕不慎染病,她也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强撑,还因此落下病根。

终于,随着1945年1月,苏联红军在大反攻中拿下东普鲁士,朱敏所在的集中营才得以解放。她终于脱离了这座人间炼狱。

结束漫长的集中营生活,朱敏与其他人一起被送往波兰的一处难民收容所。

这时朱敏的第一反应,便是与父亲重新建立联系。可是远在异国他乡,又接触不到红军高层,她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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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当初被送往苏联时,朱敏听同行的人提过共产国际的名号,知道这是一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组织,应该能借此联系上中共中央。

考虑到苏联敏感的政治环境,朱敏不敢暴露真名,便以小名“赤英”写信寄往共产国际,她相信只要父亲听到赤英这个名字,便能立刻反应过来。

最终,借由毛岸英之口,中央确认了“赤英”的真实身份,迅速与苏联方面联系,1946年1月,朱敏终于被接回莫斯科。

得知女儿平安无事,朱德悬着的心才总算放下,但随之而来的愧疚将他的思绪填满。

其实早在苏德战争打响之初,朱德就对女儿的处境安危担心不已。

1943年,他曾手书一封寄往苏联,想确定女儿的情况,提醒她注意安全。奈何受战乱影响,这封信最终被原封不动的退回到朱德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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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

面对与女儿彻底失联的残酷事实,朱德是倍感忧虑,却又无能为力。他只能虔诚的祈祷,女儿能避开战火,安然无恙。可惜愿望只实现了一半。

随着二战结束,集中营的全貌向世界曝光。那触目惊心的景象,哪怕是久经沙场的朱德都不忍直视。一想到朱敏居然在其中呆了整整4年,受尽了非人折磨,朱德就肝肠寸断。

他将这一切的责任都归咎自己,愧于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思量许久,朱德再次提笔给朱敏写信:

“苏联四年卫国战争也是中国国内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而没有及时打听你的下落,让你受了苦,爹爹对不起你!全苏联都在遭受战争的苦难,我不能因为个人的事情,麻烦苏联政府,想必女儿能谅解爹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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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朱敏父女

1946年1月30日,朱敏乘坐的国际列车安全抵达莫斯科火车站,刚一下车,她便拿到了这封饱含父爱的信件。

从信件上,朱敏感受到沉甸甸的父爱,一向刚毅的父亲,在信件中却展现出柔情的一面。

朱敏的泪水打湿了信纸,四年来在集中营受到的委屈在这一刻仿佛烟消云散。

后记

尽管长时间身陷囹圄,尽管受尽非人的折磨,但朱敏并没有因此沉沦,战争的残酷使她认识到和平的可贵,想要守住这份和平,则需要更多的人为之奉献,就像父亲在信笺上所说,希望她能好好学习,将来回国建设新中国。

所以,从苦难中走出的朱敏并没有选择立即动身回国,而是留在苏联继续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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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时间里,她仅用4年的时间就学完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年制课程,又在1949年进入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深造。

1950年,大学假期朱敏回国探亲时,毛岸英还特地前去拜访。对于这位救命恩人,朱敏始终心怀感谢。

1953年,朱敏学成归国,之后便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将毕生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为新中国培育出一代又一代人才。

此后余生,无论是为师还是为人,朱敏致力于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因为她深知,自己的举手之劳,或许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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