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1848：革命之年》
作者：（美）迈克·拉波特
译者：郭东波、杜利敏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7月
1848年革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席卷了意大利、普鲁士、奥地利、法国以及中东欧腹地的大片地区。这场革命如此激烈，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翻版，沉重的冲击了1815年确立起来的维也纳条约体系，打击了欧洲的保守势力，很大程度上让欧洲大陆上两个扮演旧秩序保卫者的国家（奥地利和沙皇俄国）的声誉陷入破产。尽管这一时期的欧陆各国，军队都忠于王室，广大民众仍然敬畏君主权威，但旧秩序却不可能再原封不动的维系下去。
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明了“人民的君主”的概念，这说明，民主、自由的权利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一些国家推动制订宪法，落实普选权，而在另一些国家，虽然民众权利依旧得到限制，农民的财产权益仍然没能得到完善保护，但相对于革命之前的状态，已经发生了很大转变。这场革命虽然最终失败，但欧洲大陆却并没有平息下去，经由革命教育的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会在19世纪后期继续活跃下去，让欧洲政治秩序继续朝着开明、进步的方向发展。
1848年革命也激活了几十年前拿破仑战争播撒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伴随着宪政主义和公民权利，因而赢得了相当多人甚至是保守主义者的同情。革命期间，匈牙利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波兰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都行动起来，力争摆脱帝国统治而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民族独立行动，必然夹杂着暴力，而这些民族各自认定的立国疆域，其实也有相当多元的民族分布，这就出现了多层面、彼此呈现出紧张关系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问题，主体民族并不打算承认诸如犹太人及其他民族的公民权利，试图通过强力的同化政策将之纳为一体，建立“纯粹”、单一的民族国家。
1848年革命的失败，仅仅意味着上述民族争取独立的行动的暂时中止，在那之后的时间内，行动还会继续，而当他们实现独立建国的目标后，推进“纯粹”、单一民族国家的目标必然无法与善待少数族群的要求相兼容，从而不断酿成悲剧性事件。
总的来说，1848年革命的进程虽然迅猛急促，在不是很长的时间内走向失败，但革命的遗产相当丰富，主导了此后几十年乃至至今100多年来的欧洲政治主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最近引进出版了美国历史学家、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长期致力于现代革命史研究的迈克·拉波特所著的《1848：革命之年》一书。这本书借助于翔实的历史档案、历史事件参与者的私人记录，向读者描绘了1848年革命进程的恢弘画卷。
《1848：革命之年》全书开篇谈到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这一王朝在革命前曾长期由欧洲著名政治家梅特涅主导，王朝统治总体上是廉洁而高效的，尽管如此，王朝统治下的各族人员的立宪和权利诉求却不是治理有效所能平息的。尤其是在自治权利获得最多的匈牙利，以及较为富庶的意大利北部地区，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开始受到地方人民权利意识觉醒所带来的张力的不断冲撞。
革命前的俄国和普鲁士，也都各自面临较大的内部压力。俄国的急剧扩张，使得从属民族一直对帝国抱有敌意。而普鲁士的工业化进程，使得莱茵地区涌现出很多自由派领导者。维也纳条约体系赋予欧洲各地的政治限制，越来越频繁的引发对抗。俄国占领下的波兰，在1830年就曾出现当地贵族领导下的大起义。而意大利人中的革命者一直孜孜不倦的希望通过革命，重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意大利，恢复罗马帝国的荣光。
《1848：革命之年》书中指出，与之前的革命所不同的是，1848年的发生，与欧洲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城市人口聚集、公共舆论发展密不可分。虽然专制国家努力控制言论，但这种控制常常激起的是进一步变异和发散、伪装的抗议。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还造就了空前的贫困，这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在欧洲各大城市目睹的悲惨状态。
这本书比较好的叙述了1848年革命不同阶段的进程。在革命发端、走向高峰的阶段，大量激进观点扩散，王室权威受到挑战，以梅特涅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家黯然谢幕。不断的暴动和骚乱，动摇了君主国家对于各地区的控制。这一阶段，“革命者本身表现出了跨越社会阶层和政治派别的团结一致”，很显然，这也是这场革命最终虽然走向失败，却留下了扩大地方自治、保证各族平等、废除封建制度等进步的、重要的政策遗产的原因所在。
《1848：革命之年》书中也谈到，1848年革命期间得以洋溢的民族主义，也遇到了两大难题：“各民族间的关系问题，以及民族愿望和政治自由的关系问题”。这两大问题将在此后的时间内困扰着欧洲许多国家和地区，一直要到欧盟成立，创造出一个真正具体可行的多元主义框架，才使得其中相当多的矛盾得以弥合。书中也指出，正因为民族主义潮流的冲击，旧帝国的统治基础瓦解，一些民族能够第一次对自身身份认同进行政治表达，但随后摧毁出相当激烈的内部分裂和相互冲突，让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了追求宪政和民主的需求。
《1848：革命之年》书作者指出，一直以来，民族主义历史叙事都将1848年称之为被“错过”的一年，意思是说大部分欧洲国家错失了一劳永逸地走上自由法治道路的机会，但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当时的欧洲人民，对于各种政治解决方案的理解还相当迷惘，只有通过历史进程来弥合不同观念的人群之间的鸿沟，才可能创建出维系团结的政治制度框架——正如我们透过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欧洲历史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一进程中的若干次试错，代价高昂，但总算累积了能够被人们铭记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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