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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麦克阿瑟要求蒋介石派兵朝鲜始末1950年11月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总攻势”失败后，麦克阿瑟于28日致电蒋介石，请其仍派一个军(第52军)前往朝鲜战场助战，并通知蒋已从冲绳和菲律宾派出飞机和船舰，装载补充第52军的武器装备赴台，同时接运该军从空中和海上开往平壤地区，要求蒋火速派出一个参谋指挥官代表团飞赴汉城，同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谋长劳瑞思·诺斯塔德商定第52军到朝后的有关事宜。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还向华盛顿建议：
“授权本战区司令直接与台湾当局谈判关于把可供调遣的、合乎需要的国民党军队向北调动，并编入联合国司令部，以增强我们在朝鲜的地位。”
蒋介石在收到麦克阿瑟请求支援的电报的当天，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仍派第52军驰援美军，限于24小时内完成出发准备，井要求空军加强对大陆的侦察，海军及金门、马祖的防卫部队加强战备，随时应付解放军的进攻；并要求海空军加强与美国第七舰队和驻台美国空军的联系。另外，会议还就台湾防务、第52军的装备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指派“国防部副部长”侯腾、第52军军长郭永等飞赴汉城，与美军取得联系。
11月30日，由麦克阿瑟派来的7艘运输舰、3艘货船抵达台湾基隆港，30架C-47型运输机也在新竹和松山机场着陆，52军新获各种车辆200余辆、火炮约千门，各种器材近2万余吨，使其装备实现了美械化。
12月1日，第52军各部分开赴指定地点集结，待命出发。但是、麦克阿瑟与蒋介石为国民党军队赴朝作战的努力再一次受挫。
11月2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经杜鲁门批准，指示麦克阿瑟：
“我们必须考虑到联合国内和我们合作的各国的团结一致的关系到破裂的可能性，从而使我们陷于孤立的问题。英联邦国家可能完全不同意他们的部队与国民党军队在一起作战；敌对行动也可能会因此扩大到台湾和其他地区、我们在远东及联合国的领导地位将受到严重损害。”
参联会提醒麦克阿瑟：“避免在联合国内的盟国团结的分裂，这是要特别引以注意的。”12月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电告麦克阿瑟，他目前首要的任务是保住阵地、保存实力。
一如从前、美决策者仍认为，在朝鲜使用国民党军队所需付出的政治代价，远远超过了后者所能提供的任何军事利益。
1950年12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提出一份研究报告，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在朝鲜使用国民党军队所可能引发的种种弊端：
(1)在联合国内大多数国家反对这样做；(2)会进一步“刺激”中国，增加其“恐惧感”，为其大规模增兵朝鲜提供借口；(3)将大大增加与中国发生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4)西欧国家可能会强烈地感觉到，美国因在亚洲陷入了一场扩大了的战争而损害保卫欧洲大陆这一优先任务；(5)使用国民党军队将会疏远亚洲国家，这些国家把国民党“政权”看成是已经为它本国人民所唾弃的、反动的政权；(6)将失去现在仍然存在的政治解决朝鲜冲突的任何机会；(7)苏联将会从中得到下述好处：使美国更深入地卷入与中国的战争而自己可以不介入，分裂美国和盟国，为国际共产主义指责美国进行侵略和支持反动政府提供宣传籍口。
与麦克阿瑟的看法相反，中央情报局认为，把国民党军队投入到朝鲜战场，鉴于其士气低落、装备低劣、训练不够，不会对“联合国军”守住一条横贯朝鲜半岛的防线起什么作用。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最后说，在朝鲜使用国民党军队，会给其他国家这样一种印象，即美国将继续对国民党“政权”给予支持，并使美国“中立台湾”的政策失去灵活性，特别是出于在朝鲜和朝鲜水域使用国民党海、空军。
中央情报局的这一报告基本上概括了美国军方和国务院的普遍看法。在华盛顿，美国决策者对国民党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作用的估计，并不像麦克阿瑟那样乐观。他们对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作战能力、使用的价值均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看来，就算把国民党军队投入朝鲜，其作用也是微不足道的，对战局不会有多大影响。
但是，这井不就是说，华盛顿全然不考虑利用国民党军队了。
2、“放蒋出笼”政策出台的背景事实上，当1950年12月30日麦克阿瑟再次要求把战争扩大到中国，“解除不准在朝鲜使用国民党军队的禁令，让他们对中国大陆的薄弱地区作牵制性进攻”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一度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修改“中立”台湾的政策，取消不许国民党军队进犯大陆的命令，甚至向国民党的进攻提供后勤支援，以牵制中国在东南沿海的兵力。
与使用国民党军队息息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是否应继续“保持”台湾海峡的“中立化”。美国军方早在这一政策宣布之初，即持怀疑态度。国务院曾想通过联合国决议，取得国际上对美国“中立”台湾政策的支持，但却遭到了军方坚决反对。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致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的备忘录中提出，台湾的战略地位和解决方法对美国是极为重要的；从军事角度来看，“中立”台湾大大“有利于中共”，可以增强其地位，并使其得以将台湾海峡对面的部队放心地调往他处。参联会认为，这一政策将会削弱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地位，并将限制将来军事行动的自由，而同时又没有任何好处可以作为补偿。因而，参联会反对由联合国考虑“中立”台湾的做法。
军方的意见在国务院也得到了响应。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在致艾奇逊的备忘录中也建议推迟在联大讨论“中立”台湾的问题。
他认为，此时要联大讨论这一问题是“不明智的”，理由是：
(1)美国国内政治对此问题很敏感，共和党将会反对这一政策。(2)军事上对美国不利。美国应该利用国民党军队来牵制大批中共军队、以保护在朝鲜作战的“联合国军”的侧翼，使中共时刻担心国民党的进攻。(3)可以减少与英国的政策分歧。
由于内部意见相左，又得不到盟邦的支持，再加上美军在朝鲜战场上连连失败，处境不利，美国国务院决定暂时放弃通过联合国来“中立”台湾的想法，继续奉行原来的对台政策。
此时，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更趋强硬。当杜鲁门宣布将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时，史密斯参议员在其日记中欣喜地写道：“台湾的得救实乃天意。"的确，在国民党人看来，朝鲜战争无疑是一棵“救命草”。
12月3日，陈诚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讲话，声称：“共产党在朝鲜之行动必须制止，为劳永逸计，任何临时性质之解决俱无济于事。”8日，蒋介石在讲话中也提出：“联合国如果以海空军援助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则联军在韩国可以转败为胜。”
很显然，国民党打算借着朝鲜战争(最好是能演变成一场世界大战)这个契机，来实现其“重返大陆”的梦想。
但是华盛顿却不愿意支持国民党人这样做。虽然美国国务院远东处的约翰·爱默森、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利文斯顿·麦钱特、中国事务科的华莱士·斯图亚特等人都曾建议撤出第七舰队，让国民党进犯大陆，认为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在朝鲜减轻“联合国军”的压力，而且在美国不直接出兵介入的情况下，也可以不对国民党行动的后果负责；甚至连布雷德利也曾提出“告诉蒋介石，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美国既不会支持，也不会阻国民党的行动”，终因这样做的风险太大，而收效甚微，使得美国决策者迟迟不敢采取行动。
美国副总统奥本·巴克利认为，使用国民党军队将会使美国政府陷入“最难堪的地位”，总统特别助理哈里曼则建议就美国支持蒋介石对中国大陆和亚洲其他地区所可能造成的影响作深入的研究。
1952年5月，在克拉克继李奇微调任“联合国军”司令后，也曾向华盛顿建议，从台湾抽一个军到朝鲜战场，以便从朝抽出相应的美军去增强日本的防务，同时他还通知蒋介石作好准备。蒋介石明知不会成功，但还是通知孙立人第三次作了第52军赴朝的准备。
克拉克的这一建议得到了美国军方的支持，认为这种办法：“可以多少减轻两年多来对朝鲜提供那么多战斗力量的美国军队的负担”。但是国务院对此坚决反对，担心这会在全世界引起难以预料的后果。杜鲁门也感到，“没有事实足以说明台湾国民党当局派去的两师军队(尽管他们是部分受过调练的)会使1952年的朝鲜局面起重大的变化”。
鉴于不论是在朝鲜使用国民党军队抑或是让其进犯大陆，都要付出高昂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代价，甚而要冒卷入一场在中国大陆上的战争的风险，美国决策者终于未敢轻举妄动。
3、“放蒋出笼”政策的实施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是由新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来完成的。对于艾森豪威尔的当选，“亲蒋派”欣喜若狂，认为这是美国敢弃杜鲁门政府对国民党有限承诺的良机，新政府有可能给予国民党以全面支持。
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其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了被称作“放蒋出笼”的著名政策。他煞有其事地说：
“我已发布命令，第七舰队不再用来保护共产党中国……这一指令并不意味着我方有侵略意图，但我们确实没有责任去保护一个在朝鲜同我们作战的国家。”
为了给即将对大陆侵犯这一意图增加一点真实感，美国政府让蒋介石在距离台湾200多公里的大陈岛上部署了一个师的正规部队，借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使志愿军在朝鲜谈判中作出让步，艾森豪威尔在其回忆录中说，新政府的这一行动旨在告诉中国共产党人，在朝鲜“僵持的日子为期不长了，朝鲜战争或者结束，或者扩大到朝鲜以外。”他自以为是地认为，美国的这一行动在促中朝方接受美国提出的停战条件方面起了作用。
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也兴高采烈。蒋介石发表声明，称赞美国的这一决定“无论其在政治与军事上以及在国际道义上实为美国最合理最光明的举措”，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在会见美国驻台“代办”兰金时，提出倘若美国打算在远东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的话，就应当对台湾的军事援助的数量和种类需要重新加以考虑，因为国民党的海军和空军力量急需加强，即使是防御仍感不足。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也感到，美国的这一步骤可以向大陆施加更大的压力，并迫使他们分散力量，抽调他们在中国其他地区的部队，以加强面对台湾的沿海防御阵地。
4、毛主席缘何高度重视？但是，美国决策者企图以“放蒋出笼”来“威慑”中国的打算没有得逞。2月5日，周恩来总理发表讲话，严正指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这一行动是美国“指使和协助蒋介石残余匪帮企图对我进行扰乱的阴谋，以便利他们的扩大侵略的军事行动。”周恩来要求中国人民“一方面应该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一方面应该加强国防力量，准备随时对敢于来犯之敌给予粉碎性的打击。”
为了应付在沿海地区可能出现的战争挑衅，毛泽东和周恩来在2月中旬和下旬分别视察了中国的海军舰队和潜艇部队。毛泽东在视察中指出：
“过去的帝国主义大都是从海上来侵略我们的，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我们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要把我们的海岸线筑成钢铁长城。”
毛泽东还于2月19日在一份对朝鲜停战谈判问题所发出的指示中，严厉抨击了艾森豪威尔所提出的“放蒋出笼”的政策。这份文件说：
“根据最近情况，大体可以肯定：美国在战场上要不出什么花样来。解除台湾中立化只是自欺欺人的把戏，封锁搞不起来，两栖登陆困难更大。艾森豪威尔本欲借以吓人，殊不知人未吓倒反吓倒自己。但面孔既已板起，要就此转弯尚非其时，特别是他的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行通与否还要看，”毛泽东的结论是“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
实际上，艾森豪威尔的这一政策并不表明美国真的给蒋介石“松绑”，支持其“反攻大陆”，这只不过是一个权谋性的举措，并不标志着美国对台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很大程度上、正如艾森豪威尔自己后来所言，这一行动旨在向中国施加心理上的压力，迫使其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多作一些让步，达成有利于美国的协议。同其前任一样，艾森豪威尔也害怕看到一场扩大了的战争，因此，在宣布这一政策的同时，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向台湾国民党当局表明，美国无意支持蒋介石进犯大陆，要国民党军队控制住自己的行动。
艾森豪威尔的那些在竞选期间“哗众取宠”的演说使得台湾国民党当局相信，一旦共和党执政，就会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为此，他们对艾森豪威尔的获胜兴奋不已。但是，国民党人不久就发现，新政府并不比前一个更愿意准备作出承诺，支持国民党对大陆的军事进犯，这不能不使台湾国民党当局大失所望。
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后，放蒋出笼，怂恿台湾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大陆进行袭扰活动，以动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决心。蒋介石集团也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攻占福建大陆二三个县，为“反攻大陆”做准备。首先选择了位于福建沿海最南端闽粤两省交界处的东山岛，发动登陆进攻。该岛与大陆有500米宽的海峡相隔，全岛面积为165平方公里，是闽南沿海的屏障，人民解放军守岛部队只有1个公安团。
7月16日，蒋介石集团集中了4个步兵团、22辆水陆两用坦克，13艘舰艇，30余架飞机，由金门岛出动。另有1个伞兵大队由台湾新竹出发配合作战，采用“以大吃小，速战速决”的手段，企图一举歼灭守备东山岛的人民解放军。7月16日5时，分3路登上东山岛，将人民解放军守岛部队公安第80团包围。
对于蒋介石集团的登岛进攻，中央军委早有防备，总参谋部和福建军区制定了作战预案。在蒋介石军队登岛后，福建军区立即按预定作战方案，调第31军第272团、第28军第82师及军榴炮团，增援东山岛作战。中央军委还调驻广东黄岗的第41军第122师增援作战。以上部队由第31军首长统一指挥。各路增援部队于16日10吋30分至当夜，先后登上东山岛参战。至17日18吋30分，共歼敌3028人，其中毙伤敌2258人、俘敌770人，击落敌机2架，击沉小型登陆艇3艘，自身伤亡1324人。全部夺回该岛。
毛泽东对这次战斗十分重视，曾亲临总参作战室询问前线作战情况，给予具体指示。毛泽东对战斗作出了高度评价，指出：
“此次反击战，打破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梦想，美帝国主义也挨了当头一棒。”
5、“放蒋出笼”政策的后续朝鲜停战的到来给台湾当局带来新的忧虑，并使之对自身的前景感到恐惧。首先，在政治上，朝鲜战争是以停战的方式而不是中朝被击败的形式结束。这不仅使蒋介石借朝鲜战火重返大陆的梦想归于破灭，而且也使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进一步提高，使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再次受到严重的冲击。更使国民党人感到极度沮丧的是，尽管想法设计使战火蔓延到中国大陆，挑起中美大战、但终未得逞。
其次，在军事上，朝鲜战争的结束使解放军得以集中加强针对台湾的军事力量，对国民党当局的生存造成更大的威胁、这使得国民党人在经过一段短暂的喘息之后，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又油然而生。
同样使国民党当局感到不安的是，对于朝鲜停战后美台关系的发展变化难以预料。
第一，朝鲜战争一停，美国第七舰队便师出无名、没有理由再赖在台湾海峡游弋，国民党因此也就失去了“保护伞”。
第二、美国的盟国，特别是英国，对国民党极为憎恨，对蒋介石也早已失去信心，并努力劝说美国将台湾归还大陆，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这一现实。当然在朝鲜战争期间，英国的劝告未能奏效，但一旦和平来临，美国是否会接受这一劝告也就不得而知了。
第三，台湾当局并未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完全排除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牺牲台湾与新中国作交易的可能性。而且，在停战之后，这样一种可能性是否仍然存在，台湾当局对此也感到难以预测。
第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暖昧态度更增加了台湾当局的不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当局考虑到，目前最要紧的是采取更加亲近美国的政策，进一步争取美国的支持，维持和发展与美国的关系。这不仅关系到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生存，而且也可以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来“威慑”大陆，以阻止其对台采取军事行动，并获取军援进一步武装自己，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在经济上发展自己，维护在国际上日益降低的地位。
从长远来说，台湾当局还可以指望有朝一日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就可能在美国的卵翼下重返大陆。因此，争取同美国缔结《共同防御条约》，建立牢固的军事同盟就成为台湾国民党当局梦寐以求的事情，也是其对美外交中的一个中心环节。
如同美国想利用台湾来“威慑”中国共产党，台湾当局也希望依靠美国来保住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以免遭覆灭之灾。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建立某种形式的军事同盟就成为其时美蒋双方共同的需要，只是所抱的目的迥然不同、各自心怀叵测：1953年9月，美台双方签订了《军事协调谅解协定》、规定国民党军队的整编、训练、监督和装备完全由美国负责；如果发生战争，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指挥，也须经过美国的同意。这样，美蒋向军事同盟的建立迈出了一大步。
这个敌视中国人民的条约的签订把台湾正式纳入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御体系，对此，台湾国民党当局欣喜若狂。
蒋介石发表声明称：
“参加这个安全体系之后，……更可使我今后反攻复国，作战前进，立于不败之地。”
但实际上，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是限制了蒋介石的行动，使美国加强了对国民党行动的控制。杜勒斯向蒋介石提出了一笔简单干脆的交易，为换取签订条约，国民党就必须放弃其重返大陆的企图。
国民党不得不作出保证，将把针对大陆的军事行动限制在美国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并摒弃任何可能把美国拖入一场同中国共产党的战争的冒险行动。双方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美国达到了控制国民党行动的目的，而国民党却得到了美国“保护”台湾、澎湖列岛的正式承诺。就这样，在美国政府“发誓”不再进一步干预中国内战后仅仅几年，美国就通过这些协定和条约使自己对中国内政的介入“合法”化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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