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具有博爱情怀，闪烁着人性迷人光辉的思想家。
他是战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他的学派在当时是“显学”，拥有无数真诚地信奉他的爱的哲学的粉丝；他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为了践行“非攻”思想，他带领弟子们“慷慨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帮助弱小的国家抵御大国的侵略；他又是伟大的科学家，差一点开启了中国科学的黄金时代；他是极具正义感的侠客，中国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游侠精神，就起源于墨家学派的思想。
他是侠客，是佛陀，是基督，是心怀天下无我奉献的人。
墨家学派虽然早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风尘之中，但他思想的光辉却从来没有黯淡过，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我们。
在中国哲学派别中，儒家也是爱的哲学。孔子提倡“仁者爱人”，孟子渴望建立“仁政”、“王道”理想，都建立在爱人的基础上。儒家的爱遮遮掩掩，但墨家的爱浓郁热烈。
墨子最初也是儒家弟子，但最终脱离儒家另立门户，成立了一个具有严明组织纪律的政治团体——墨家学派。墨子强烈反对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但他反对的不是爱这个世界，他反对的是孔子的爱太狭隘，不够博爱。
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度基础上的爱。换言之，孔子的爱，有先后次序和高低差等之分。孔子要人先爱自己的父母，然后爱兄弟、姐妹、同事朋友、上级乃至国君，因为孔子认为，只有这种由近及远的爱，才最现实，一方面容易实现，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而墨子认为，如果爱，就真爱他人，如果爱，就深爱世界。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在他眼里，爱是没有界限的，他人是我，我是他人。
墨子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世界中最温暖的男人，作为“兼爱”哲学的创始人，墨子喜欢用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
对于战国时代的兵荒马乱生灵涂炭，哲学家都在反思世界混乱的原因，寻找建立理想世界的方法。孔子认为，世界混乱，是人与人之间失去了秩序，所以他要“正名”，从而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的世界；而墨子认为,“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人与人之间的欺骗，其实都根源于“不相爱”——要么失去了爱的能力，要么根本就不想不懂得去爱。
从这个逻辑出发，墨子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学说，希望用一种更广泛更无私的博爱，去对抗儒家狭隘的爱与法家的阴谋算计。
墨家之所以在短时间内成为战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学派，除了温情脉脉的爱人学说极易打动人心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墨子将爱与利结合在一起。他告诉人们，爱能给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兼相爱”是手段，而“交相利”才是真正的目的。
墨子是一个极为现实极功利的思想家，他观察世界的标准是有用，一切对人、社会有利的行为，都是值得提倡的。基于此，墨子的“兼爱”思想类似于一种保险的理论，正如一个保险公司的广告语所说的，“平时献出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爱别人就像买了一份保险，你去爱别人，为别人带去利益，别人自然也会爱你，为你带来利益。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天下人若能相爱互利，才能建立一个“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平等的爱的世界。
墨子的“兼爱”与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区别是明显的。孔子的“仁者爱人”只是一种看不见的、在精神层面起到规范作用的道德律令，考的是自觉的境界，吸引力不够；而墨子的“兼爱”思想则迎合了广大贫苦的中下层阶级的心理需求。他们既渴望在慌乱的世界中得到温暖的爱，更希望能够解决他们的温饱和平等的问题，既然爱能带来好处，那么大家就信墨子得深爱，无私地去爱吧！
在这个时期，墨子的“兼爱”思想与道家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极端利己主义一起，成为当时的显学，这说明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人性觉醒和人生价值的大发现，人们开始思考人的本质和价值的问题。这样的思考，终于让空洞的儒家的“仁者爱人”的道德律令靠边站，差一点就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直到“亚圣”孟子的出现，他以滔滔雄辩，和“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自信，以及“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与担当，扭转了儒家日渐式微的局面。
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与近代西方的合理利己主义也有所不同。墨子心心念念的“交相利”的“利”，其实是社会和国家的公利，而不是私人利益，否则他的学派将滑入道家杨朱极端利己主义的深渊。而近代西方的合理利己主义，追求的是个人私利，为了让别人不妨碍自己的私利，我也不去妨碍别人的私利。这一点，与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墨子提倡先人后己，他主张“与人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的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墨子的爱像太阳，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献出一份爱，如同太阳，无私地照耀着每个人的身体，温暖着每个人的心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