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一、司马光与司马光砸缸
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11月17日），司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今河南光山县）。司马光的故居在光山县城正大街中段，距离邓颖超祖居仅有500米，故居占地面积约为1330平方米，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格局。
司马光砸缸——“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宋史》载：“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
——司马光七岁时，有一次，他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缸厂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马光遇事沉着冷静，从小就是一副小大人模样。这就是流传至今"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当时的宋朝，经济繁荣，小报也开始发展起来，小报每天都报道一些奇闻异事，司马光的这个事件也迅速地被传开，司马光也开始闻名天下了。
司马光砸缸――铜像
司马光远祖可以追溯到西晋的皇族司马氏，父亲也是朝廷命官。司马光出生时，其父司马池此时正出任河南光山县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司马光是个神童，从小就博闻强记，6岁时父亲就教他读书，无论到哪里手不释卷，废寝忘食；7岁时不仅能够畅读《左氏春秋》了，而且还可以明白书中之意。
司马光自幼聪慧好学，宋仁宗宝元六年（1038）考入进士甲科，先后任天章阁侍制（从四品，天章阁为皇帝藏书机构。“天章阁侍制”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官）兼侍讲、知谏院（宋制，谏院是负责规谏讽喻的机构，其长官称为知谏院）、翰林学士（翰林学士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官员。翰林学士，是古代官名。学士始设于南北朝，唐初常以名儒学士起草诏令而无名号。唐玄宗时，翰林学士成为皇帝心腹，常常能升为宰相。北宋时期翰林学士承唐制，仍掌制诰。此后地位渐低，然相沿至明清，拜相者一般皆为翰林学士之职。明代，翰林学士作为翰林院的最高长官，主管文翰，并备皇帝咨询，实权已相当于丞相。清以翰林掌院学士为翰林院长官，无单称翰林学士官。）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右谏议大夫——官名。秦代置谏议大夫之官，专掌论议。汉初不置。元狩五年（前118）初置，属光禄勋（郎中令改名）。东汉改称谏议大夫，仍属光禄勋，秩六百石。隋初隶属门下省，从四品。炀帝大业三年（公元六〇七年）废。唐初复置，正五品上。高宗龙朔二年（公元六六二年）改正谏大夫，中宗神龙元年（公元七〇五年）复旧。德宗贞元四年（公元七八八年）分置左、右，各四员，分隶门下、中书两省，升正四品下，掌谏议得失，侍从赞相。宪宗元和元年（公元八〇六年）罢左、右之名，只称谏议大夫。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复分置左、右。北宋前期，为寄禄官。神宗元丰（1078——1085）改制，升从四品，复专掌讽喻规谏，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兼领登闻检院，登闻鼓院。王安石变法之际，当时的右谏议大夫司马光写一封长达3000余言的信给王安石，抨击新政，也就是著名的《与王介甫书》。尚书左仆射（左仆射，官名。秦始置，汉以后因之。汉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书五人，一人为仆射，位仅次尚书令，职权渐重。汉献帝建安四年，置左右仆射。唐宋左右仆射为宰相之职。宋以后废。）兼门下侍郎等职，卒赠“温国公”，谥文正，赐“忠清粹德”碑。著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对后世影响是巨大深远的。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10月11日) 司马光因病逝世，享年68岁。葬于祖籍地山西夏县。
二、司马光与光山司马光故居
光山司马光故居在宋真宗时期为县署官舍，宋真宗天喜三年（公元1019年）农历十月十八日，司马光出生于此。据县志载：官舍面南二进，院为四合院落，大门门屋北檐外有照壁，有前厅、 厢房、书斋、后堂等。都为悬山式砖木结构建筑。院中植柏树、胡桃、梧桐、中置一井（司马井)。
宋嘉定十年（1217），县城遭金兵袭扰，官余舍毁而再复。明洪武八年至十年（1375—1377）间，知县黄德昭迁治另建新署，自此，县署及官舍移办学宫所用。清初，官舍在学宫之内为训导署，之后，训导署圮，井亦随址弃于学宫西墙外为民间所用。至清乾隆五十年（1785），在清理学宫故地时，将井、地收归旧制。1980年，司马光故居被光山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对故居进行了修复；2004年，故居被信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光山司马光故居
位于光山县城正大街中段的司马光故居，是一个普通古建筑的幽静四合院，仅有一层建筑，没有阁楼。院子里有一口井，上边建有井亭“养粹亭”，井的旁边有“司马浴泉”石碑。据说光山有“洗三”的习俗，就是小孩出生三天后要举行一个洗澡的仪式。传说司马光就是用这口井里的水“洗三”的。这口井过去叫做“司马井”。令人称奇的是，这口井至今依然水位很高，水质清澈。
司马浴泉
在院子堂屋门前坐落着一对白色大理石雕刻的元代石狮，石狮为一雌一雄，高约2米，比一般的把门狮大一些。由于风雨的剥蚀，这对已有600多年的石狮裂缝纵横，斑驳脱落，但是这对石狮背上镌刻着的字还依稀能够辨认清楚。这就是著名抗日将领吉鸿昌将军的题词，雄狮背上镌刻着：“国将不国，尔速醒悟。”母狮背上刻着：“睡狮猛醒，领导民众。”
吉鸿昌将军题词石碑
石狮石刻
石碑
如今的司马光故居，经过全面整修，占地面积1330平方米，现有东、西两门，四合院落格局。南设有司马光生平展室，北为后堂民俗展室，院中心为司马井、养粹亭，西院墙下有“司马光砸缸”群塑像，千年古柏植于东门外边，院内曲径通幽、花草繁茂、小桥流水，典雅秀丽。故居内收藏有宋代石碑刻、元代石狮等珍贵文物。
为纪念司马光，光山先后于流庆山建“司马温公祠”，于湾湖北畔建“衣冠冢”，改宋时县衙井为“司马井”，后在井上建“养粹亭”。元时，又于“司马温公祠”侧，再建“涑水书院”。
司马井
三、司马光与他的人生经历
司马光在其二十岁那年就高中进士，从此踏入了仕途。司马光曾多次向皇帝上书，提了许多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建议。后因与王安石政见相左，一气之下辞官回家。
公元1085年即宋神宗元丰八年，宋神宗因病去世，其十岁的幼子赵煦继位，史称宋哲宗。因宋哲宗年幼，朝政便被当时的皇太后把持。皇太后一直都是反对新政一派的人，于是她召已经六十七岁高龄的司马光回朝主持大局。司马光不顾自己的年迈，毅然回朝接受任命。司马光上位后，立马废除了与新政相关的法律法规，然后恢复旧法。司马光日以继夜的工作，直至耗尽毕生的心血，于公元1086年，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1）早年经历——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月十八日，司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此时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令，所以给他起名光。
天圣九年(1031年) ，司马光随父亲司马池从东京出发，一路经洛阳、潼关、宝鸡，过秦岭，前往四川广元，出任利州转运使。司马光的博学来自多方面，一方面他好学强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也着意培养。他既诚实聪明，又十分懂事，深得父亲喜爱。同时，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谈，司马池总好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司马光不论在知识方面，还是见识方面，都“凛然如成人”。好多当时的大臣、名士，都很赏识司马光。 尚书张存主动提出将女儿许配给司马光。担任过副宰相的庞籍在司马池死后，把司马光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培养、教育。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各地为官，始终把司马光带在身边。所以，司马光在十五岁以前就跟随父亲走过好多地方，在这些地方访古探奇，赋诗题壁，领略风土人情，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社会知识。
司马光雕像
（2）步入官场——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二十岁，他参加了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林，初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此时司马池正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知州，两地相距较近，司马光经常前往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结识了同科进士石昌言，石早有才名，在同州当推官，虽比司马光大二十多岁，但两人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交流学问，谈古访今，成为忘年之交。同年，他和张存的女儿结婚。
宝元二年(1039年)，因父亲调往杭州任职，司马光辞掉华州判官，改任苏州判官。正当他怀着远大的抱负，在仕途上步步上进时，他的母亲病逝了。按照封建礼教，他必须辞官回家服丧三年。在此期间，北方党项族人元昊称帝，建立了西夏国，西夏为了摆脱对宋朝的臣属地位，同宋朝发生了战争，宋朝连连失败。宋仁宗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要求两浙添置弓手，增设指挥使等官职。司马父子认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好处。于是由司马光代父草拟《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从各方面阐述添置弓手增设武官的弊端。 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司马池病死在晋州，司马光和兄长司马旦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了故乡夏县。双亲的相继去世，使司马光悲痛万分，他叹息“平生念此心先乱”。但他在居丧期间，把悲哀化作发奋读书作文的动力，以排遣无尽的悲伤和寂寞。在此期间，他读了大量的书，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对一些古人古事，根据自己的见解和感受，提出见解。在居丧三年的时间里，他了解了许多下层社会生活的情况。
庆历四年(1044年)，二十六岁的司马光服丧结束，签书武成军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丰城县事。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政声赫然，民称之”的政绩。
庆历六年(1046年)，司马光接到诏旨。调他担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赴京之日，僚友们空府出动，置酒为他饯行。司马光为大家的热情所感动，即席赋诗：“不辞烂醉樽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追随不忍轻言别，回首城楼没晚烟!”这时司马光意气风发，虽然宦海茫茫，风云莫测，但仍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京都。
庆历七年(1047年)，司马光二十九岁，贝州农民王则起义，攻占贝州城，号称“东平郡王”。这时司马光父亲好友庞籍在朝为枢密副使，掌管全国军事要务。司马光写了《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尽快平息起义给庞籍献计献策。具体建议“以计破”，威胁利诱并用，进行分化瓦解，只诛“首恶”，余皆不问。实际上起义军只坚持66天，首领王则被杀，其余尽皆焚死。
皇祐三年(1051年)，司马光三十三岁，由宰相庞籍推荐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他在任职期间对《古文孝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古文孝经指解》一文。
皇祐五年(1053年)，司马光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校理，专任史官。从此，司马光开始了对历史的研究。正在司马光潜心研究历史时，庞籍被罢宰相职，降为户部侍郎，出任郓州(今山东郓城境内)知州。庞籍举荐司马光为郓州典学。
司马光雕像
（3）治理地方――至和元年(1054年)，司马光离开志趣相投的王安石、石杨休、包拯等人，去往郓州。不久，提任为通判，负责考察全州官吏。至和二年(1055年)，因庞籍出知并州，为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改任并州通判。
嘉祐元年(1056年)，他连写三封《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二、三状)，建议仁宗皇帝立储君，而前后三状没有结果以后，又托范镇在奏事时代为转达，请仁宗有个明确答复。但这一切均未说服仁宗，司马光选择了沉默。
司马光随庞籍在河东路任职期间，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并州乡贡进士刘邕对边事很有研究，写成《边议》10卷，议论很有见地，司马光便予以推荐。
司马光认为绝市和修建堡垒的办法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安宁，于是一面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一面决定修堡。正在这时，带兵将军郭恩，乘酒出击西夏，结果大败而归，自己不得已而自杀。朝廷御史审理此案，庞籍一人承担了责任，事后庞籍被解除了节度使之职，贬谪知青州事，司马光向皇帝连奏三状奏明庞籍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说明庞籍完全是出于“欲为国家保固疆圉”的本心，“发于忠赤，不顾身谋”，因为“过听臣言，以至于此”，应当“独臣罪，以至典刑”。而庞籍得知司马光要为自己辩解时，就又上奏章，引咎自归，请求免除司马光之罪，使司马光没有受到任何责罚。
庞籍和司马光以忘年之交，互相支持、爱护，难能可贵。庞籍死后，司马光不忘庞籍对他的大恩，待其家人如自己的亲人。
司马光画像
（4）重回中央――嘉祐三年(1058年)司马光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嘉祐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司马光坚决推辞，连上五状，他认为自己“实非所长”，但仁宗一直不收回成命。不久，仁宗下诏，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任职五年期间，前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先后向仁宗上书“三言”、“五规”，多次上书仁宗解决继嗣的问题，仁宗觉得司马光真心为国家社稷考虑，遂将奏折转至中书省。司马光亲自到中书省催办，直到赵曙被立为皇太子。
司马光四十四岁时，擢为知制诰，但司马光不愿就职，他认为这是一个掌管起草诏令的差事，不是他的特长。为此，他在嘉祐七年(1062年)三月，连上九《辞知制诰状》，说明不适宜任此职务;仁宗皇帝收回诏令，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驾崩。四月赵曙即位，即英宗。两宫矛盾加剧，司马光看到这种情况，四月十三日进《上皇太后疏》，四月二十七日进《上皇帝疏》，力陈国家当务之急应君民同心、内外协力的道理。六月二十二日，他又上《两宫疏》，指出：“金堤千里，溃于蚁穴;白璧之瑕，易离难合。”皇帝没有太后支持“无以君天下”，太后离开皇帝“无以安天下”。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写了两封章奏，一封给皇太后，一封给皇帝。在奏章中，讲历史，摆利害，晓明大义，从全局出发，苦苦相劝，终于得到效验。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转，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趋于缓和。
从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到治平元年(1064年)七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司马光为消除太后和英宗之间的矛盾，前后共上奏章17封。在五年的谏官生涯中，除了关注社会上层，帮助朝廷解决好皇位继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领、治国政纲等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外，同时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层人民身上。他发出了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而且这个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他在《论财利疏》中指出：当今天下最苦的是农民，因为“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建议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
司马光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之风，嘉祐六年(1061年)，他上书《论宴饮状》，恳请皇帝为民着想，悉罢饮宴。他上《言遗赐札子》，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
仁宗死后，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也获得近千缗。但这些正确的谏言，因为朝廷腐朽，又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能被采纳。司马光只好从自己做起，将自己所得赏赐交给谏院为公使钱。
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他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给百姓带来无穷苦难，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罢此事。当朝廷不予采纳时，他又写第二封札子，并亲自上殿面见英宗，他说：要防边必须从将帅军政着手，一味拉夫凑数，只能是“徒有惊扰，而实无所用”。英宗这次略有所动，并把上殿札子送中书省和枢密院商量，但一经商量，方知此事拟议已久，难以更改。他又连上六疏，并和宰相韩琦进行辩论，韩琦虽然无言以对，但手中有权，司马光也拿他没办法。这次谏言失败后，司马光连上五状，要求降黜。
治平二年(1065年)，朝廷任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仍留任谏职。司马光因对谏官彻底失望了，借机连上三状，要求不当谏官，他在奏章上说：“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龙图阁直学士。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通志》(以《史记》为主，编成《周纪》5卷，《秦纪》3卷，共8卷)进呈英宗。这部书的时间是从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灭亡为止。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并给司马光二条明确指示，一是接续《通志》往下编修，二是决定设立书局，并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自己的助手。
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死，神宗赵顼即位。参知政事欧阳修极力向神宗推荐，说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神宗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
神宗赵顼即位以后，年轻年盛，朝气蓬勃，决心振兴祖业。他在虚心下问、多方征求治国方略以后，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进、大胆的变革方案很符合自己的思想，于是在熙宁二年(1069年)，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司马光和王安石因政见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辩，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一概反对，尤其当变法还未显露明显弊病时，他也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要弹劾王安石时，他还进行劝解和说服。直到王安石颁发“青苗法”，司马光才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县官靠权柄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现了强烈不满。
神宗希望司马光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辅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机，实现国家的振兴。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十二日，擢司马光枢密副使，可是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从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后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
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九日，他看到他的好友范镇因直言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因而被罢官。司马光愤然上疏为范镇鸣不平，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自己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时间长达15年。
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已六十六岁，《资治通鉴》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书呈上，十一月，《通鉴》的最后部分《唐纪》和《五代纪》修成以后，司马光连同《通鉴考异》、《通鉴目录》一起奏进给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十分重视，将书的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图章，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十二月初三日，神宗降诏奖谕司马光，说他“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并赏与银、绢、衣和马，擢升司马光资政殿学士，迁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
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六十七岁。三月七日，神宗病死，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皇太后当政。皇太后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建议“广开言路”。司马光又一次呼吁对贫苦农民不能再加重负担，而且主张新法必须废除，要对农民施以“仁政”，接着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国之要札子》，重点谈用人赏罚问题，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皇太后下诏起用司马光知陈州，不久，又下诏除授门下侍郎(即副宰相)。但司马光上疏辞谢，以自己“龄发愈衰，精力愈耗”，请求只任知陈州。以后在周围亲友支持下还是到任就职了。司马光向皇太后进言，为了实现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招回朝中任职，吕公著、文彦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职。
司马光废除新法，上《请革弊札子》，又在《请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切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宿愿。同时，上表请求辞位。但皇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接着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自己废除免役法的夙愿，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养粹亭
（5）暮年岁月――司马光在第二次回朝为相期间，辑录《国语》的精要，编成《徽言》一书。又将《历年图》和《百官公卿表》增补、总辑为《稽古录》一书，形成一部“略存体要’’的简明通史，又负责将《资治通鉴》进行了最后的校定。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司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宋哲宗赐碑名为“忠清粹德”。死后，哲宗将他葬於高陵。灵柩送往夏县时，京城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等到安葬的时候，哭的人非常真诚，仿佛是在哭自己的亲人。岭南封州的父老们，也都纷纷祭奠司马光，京城及全国各地都画他的像来祭祀他，吃饭前一定要先祭祀他。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为相，议论司马光更变熙丰法度，哲宗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毁坏所赐碑。元符三年(1102年)，追复太子太保。崇宁二年(1103年)，蔡京为相时，再次追降左光禄大夫，旋即除名，将司马光等称为“元祐党人”，刻元祐党人碑，禁止元祐学术。大观年间，追复太子太保。靖康元年(1126年)，赠太师，再次赐谥。宋高宗建炎年间，配享哲宗庙廷。
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理宗图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司马光位列其中。咸淳年间，从祀于孔庙。明嘉靖年间，从祀时称“先儒司马子”。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司马光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四、司马光与光山司马光文化
早在十多年前，光山县委、县政府秉承“让智慧之光溢彩光山”的理念，利用司马光的名人品牌优势，大做司马光这篇智慧大文章。在建造智慧博览园、办好司马光研究会、做大做强司马光教育基金会的同时，还拍摄制作了大型启智三维动画电视系列片《少年司马光》，共26集，总时长338分钟。该片遵循史实，传统与时尚并重，以宣扬司马光智慧为主线，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展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用现代科技演绎少年司马光智慧、仁爱、机智、勇敢的形象，打造中国的智慧之乡。
光山人对司马光有着特殊的情怀，司马府、司马光家筵等都满含着光山人对司马光的纪念与骄傲，而司马光的机敏好学、智慧通达也激励着光山人自强不息、奋发图强。
在司马光故居，举办了“司马光砸缸”特种邮票首发；在司马光火车站，举行了 “司马光号” 首发号列车；在司马光广场，发布了“司马光家筵”菜谱，中国烹饪协会2018首次向世界发布《中国菜——全国省籍地域经典名菜、主题名宴名录》，“司马光家筵”与洛阳水席、汴京御筵等一起入选“河南十大主题名宴”。这套家筵包括24道菜肴，其中光山四大名菜包括香椿炒鸡蛋、甲鱼下卤罐、黄鳝炖腊肉、泥鳅拱大蒜（有机会来品尝品尝哦）。
司马光家筵
以童年司马光的卡通形象为主题，搭配幽默诙谐的简洁语言，结合光山近年来的发展元素、网络流行语和地道光山话等特点而精心制作的一款专属于光山人的微信表情包——童年司马光动漫表情包2018年6月正式对外发布，这也是河南第一家官方发布的表情包。
在光山县官渡河岸边，有个珠山村曹畈寨。这里绿柳低垂，乳燕穿飞，清波倒影，夏蛙秋蝉，四季吟唱着司马光的传闻轶事。这里环境优雅，历史文化厚重，令人向往。这里就是司马光从小曾经经常玩耍的地方。
珠山村有个村民名叫黄镜升，在外打拼多年后返村创业。他先后流转土地720亩，发展水产养殖100多亩，种植鸡头米50多亩，用“有德有善”之心建设家乡。为了保护曹畈寨古文化，他投资400多万元，在家乡打造建设司马光小镇，已完成了西南两个寨门、司马光池塘、豫南民俗农耕和种子文化展览馆、休闲广场、休闲步道、小杂果采摘园等项目建设。
如今，司马光小镇的开发已列为光山县政府的重点建设项目，同时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举措和切入点，规划区域面积10余平方公里，定位为“司马光儿时生活乐园”。未来，将打造成“一寨一河九峰十八园”，其中的十八园就是以生活、教育、游乐、启智、体验等不同主题的儿童乐园。
司马光小镇
2019年5月14日 - 5月11日上午,由中共光山县委、光山县人民政府主办的司马光农耕文化节暨首届司马光小镇插秧节在司马光小镇隆重举行。活动以“巩固脱贫成果，实施乡村振兴”为主题，意在通过农事活动与休闲旅游相结合的方式，在传承农耕文明的同时，推动乡村振兴发展。节日祭祀、文艺展演、插秧比赛、摸鱼比赛和民歌演唱比赛等系列活动吸引了慕名前来的游客体验农耕文化，寻找旧时记忆。寻觅乡愁情节，感悟大自然的清新和淳朴。
时值伟大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诞辰1000周年之际，2019年8月，光山县荣幸地迎来了洛阳司马光后裔参访团来到光山参观访问，共同探讨交流司马光文化。此次来访的专家学者有：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司马姓氏委员会会长、原河南省国际会展中心董事长、全球华侨华人寻根拜祖联合会副会长司马众志；洛阳司马光研究会会长司马扩军；洛阳司马光研究会副会长李建峰；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司马光二十六代孙司马书定；洛阳司马光研究会副秘书长司马闯；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司马姓氏委员会副秘书长司马献乐。
2019年 8月1日下午，参访团一行在县委书记刘勇等县领导的陪同下，冒着酷暑共同参观了我县为纪念司马光诞辰1000周年，精心打造的四个司马光文化传播路径点：一是访司马府，感受智慧历史；二是逛司马光小镇，体验童年生活；三是游司马光油茶园，发展智慧产业；四是进司马光文化传播学院，弘扬智慧文化。通过此行参访团对司马光文化在光山的传承有了最亲近最直观的印象，并赞叹于光山县作为司马光出生地，在传承与发扬司马光文化，推进和繁荣司马光学术研究事业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及取得的成绩！
据光山县委书记刘勇介绍，在司马光诞辰千年之际，通过访司马府，景仰司马光智慧历史；游司马光小镇，体验司马光少年生活；看司马光油茶园，发展司马光智慧产业；到司马光文化传播学院，研讨司马光智慧文化。进一步弘扬司马光文化，全面建设中国智慧之乡。
“千载司马光，智慧光山县。”2019年11月16日，光山县司马光广场、司马光故居、司马光小镇上龙腾狮舞、万人空巷，隆重举行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纪念活动。
光山，一个地处中原腹地的大别山革命老区县，正以文化引领，弘扬智慧文化，围绕全面建设中国智慧之乡总目标， 作出对潢河光山段实施“拥河发展”战略的决策部署，统筹推进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激扬全县干部群众“爱光山、加油干、奔小康”的豪情。
五、司马光与司马光家训――北宋名臣司马光对其独子司马康一直都是精心教导的，《训俭示康》是司马光所写的一篇散文，同时也是他写给儿子司马康的家训。司马光家风严谨，其家训在现今看来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北宋时期，人们的生活习惯日益奢靡，人人都竞相攀比，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司马光对这种社会现象感到十分的焦急，他认为这种风气是会影响到年轻人的，会进一步腐蚀年轻人的思想。司马光为了自己的后世子孙能够避免这种恶习，于是写下了《训俭示康》这一篇文章作为家训，意在教育儿子及后世子孙们要勤俭持家，不能奢侈腐化。
司马光在《训俭示康》的第一段中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先是说明自己一直都是不喜欢奢侈的作风，并交代了自己的家世，进一步说明勤俭持家是他们家的一贯作风。接下来，司马光用自己的事例来说明自己不好奢侈的作风。文章的第二段就是司马光感慨北宋初年与现在社会风气的不同，越来越多的人喜好奢侈，并做了详细的事例说明。文章的第三段则是对北宋初年的一些人物节俭的事例做了一个补充说明，进一步说明现在社会生活习俗的奢侈之风。在之后的文章中，司马光引经据典，说明节俭的重要性以及希望后世子孙一定要勤节持家。
在《训俭示康》中，司马光教育自己的后世子孙一定要牢记“俭朴”两字，要保持良好的生活风。
六、司马光与司马光暮、司马光祠、司马光碑
（1）司马光墓——司马光墓，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山西省夏县城北15公里的鸣条冈。
司马光墓地分为茔地、碑楼、碑亭、余庆禅寺等几个部分。茔地位于右翼，禅院列于左翼，碑楼在最前方。司马光墓碑楼高大，壮观，内有“司马温国公神道碑”一通。碑身厚硕高大，碑文介绍了司马光一生的成就。碑额“忠靖粹德”由宋王哲宗亲笔；碑文为苏东坡书。是司马光墓的重要标志，对外很有影响。
坟茔位于今夏县水头镇小晁村北侧一华里，背依鸣条岗，前临故都安邑，方圆平旷疏阔，阡陌交错。北望稷峰，高峻挺拔，南眺中条，瑶台献瑞。茔地现存司马光及父兄亲属墓冢封土堆十三座，呈有序排列。茔地东侧有温公祠堂，主殿五楹。殿内原有司马光及先祖四代塑像，现已无存。
司马光祖谱中记载的最显赫的祖先，是西晋的安平献王司马孚。据说，司马孚的孙子司马阳带兵经过现在的涑水鸣条岗，爱上了这个地方，遗嘱死后葬在此地。于是，其家族便迁到鸣条岗下的坡底村（今司马村）定居。夏县境内有涑水流过，司马光自称涑水先生，他为写史做准备而收集材料的笔记名为《涑水纪闻》。绍圣元年（1094）七月，哲宗肯定了王安石的新法，否定了元祐时的政策，下诏剥夺司马光的谥号和所赠碑额，神道碑被砸为四截，哲宗所题的“忠清粹德之碑”和苏轼写的碑文被磨去。南宋时，司马光的家乡山西夏县成为金国领土。金皇统八年（宋绍兴十八年，1148），夏县县令王廷直令人寻找被毁的司马光神道碑，最后在一棵杏树下挖出残碑四段。幸亏有人保存有神道碑文拓片，于是依此另刻一碑，称之为“杏花碑”。
司马光墓地的西北方向，直线距离66公里处，隔黄河遥遥相对的，就是另一位史学大家司马迁的故乡（陕西韩城）。 这两位史学家分别以纪传体的《史记》和编年体的《资治通鉴》两部史书，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为后世史学家的撰史作了榜样。
余庆禅院是宋代为保护司马光墓而建立的一处寺院。寺内，现存有一座宋代的大佛殿。殿内有3尊造型优美的大佛像。在大殿后部，还有宋碑五通，明清碑10多通。这些碑文，详细记载了余庆禅寺的历史，是研究司马光墓的重要史料。
（2）司马光祠——司马光公元1086年因病去世。为了纪念他为北宋这一王朝做出的贡献，宋哲宗下令为司马光建了一座司马温公祠。
司马温公祠位于夏县小晁村北的峨嵋岭上，是司马光墓的一部分。温公祠，就在墓地一侧，又名司马光大殿，建在余庆禅院内。殿内曾塑有司马光一家四代共5人的泥塑像，后被毁，1982年重新修复。殿内现陈列有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和他的著作《涑水记闻》，四壁还有反映司马光一生功绩的连环壁画。司马光大殿外，是当地著名的余庆寺，这处寺庙是专为守护司马光墓修建的，建于宋代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
司马温公祠
（3）司马光碑——司马温公祠中有一座石碑，这座石碑对研究司马光的生平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司马温公祠中一共有两座石碑：一座名为鱼子碑，另一座名为杏花碑即司马光碑。
鱼子碑是司马光祖父司马炫的墓碑，是由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为纪念父亲司马炫所立的石碑。鱼子碑的碑石是一种非常难见的石头，是鱼卵化石。从碑石的珍贵程度，我们可以看出司马池对其父亲的孝心。司马一族在当时可以说是名门望族，入朝为官的人多达二十人，官位也较高。
杏花碑（司马光碑）则是宋哲宗赵煦为表彰司马光对北宋王朝所作出的贡献所立的，这座石碑应该是在司马光死后的第二年雕刻的。为了表彰司马光在政治上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宋哲宗赵煦亲笔撰写了“忠精粹德之碑”六个大字，并派北宋大学士苏轼为司马光撰写碑文。但好景不长，本来是为表彰司马光的石碑，最后却落了个人亡碑毁的下场。公元1094年，由于政见相左的缘故，有人诬告司马光，宋哲宗听信了那些人的话，下令将司马光碑断成四段并将碑文凿毁。就这样，司马光墓成为了一片废墟。直到公元1148年，新上任的县令前去司马温公祠拜谒，司马温公祠的废墟之处有着一棵茂盛的杏花树，枝繁叶茂，生机勃勃。新上任的县令见到这样的场景后感到很奇怪，他认为是司马光显灵了，于是，他就派人去挖掘。在杏花树的树底下，县令挖出了四段断碑，长埋地下的石碑才得以重见天日。因为是在杏花树底下挖掘出来的，所以司马光碑也被称为杏花碑。这座石碑记载着关于司马光的生平经历，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而石碑上的碑文书法被历朝历代的书法家所推崇，雕刻技艺十分娴熟。司马光碑经过了风雨的洗礼，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七、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在学术上的成就，一直都是有目共睹的。他主持编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这是后人研究古代历史的宝贵资料，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司马光一生博闻多识，笔耕不辍，除了《资治通鉴》一书外，他还有其它许多著作。比如散文《训俭示康》、被称为《资治通鉴》的姐妹篇的《稽古录》以及《潜虚》等一系列文学著作。司马光为观古知今，以史为鉴，立志整理古往史籍，摘“叙国家之盛衰，著民生之休戚”的精华，以年为经，以国为纬，编纂一部完整的、系统的简明通史。
《资治通鉴》的撰写成书，共费了近30年的心血，司马光曾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书成时，他已“精疲力竭，牙齿所剩无几”。
司马光的学术上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这里环境幽美，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其中，司马光任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来洛阳后，便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邵雍、文彦博等也常来此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
《资治通鉴》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
《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
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
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训俭示康》收入高中语文课本。
八、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治天之下财者莫如法，1068年，神宗赵顼即位。神宗在位期间，宋朝初期制订的制度已经暴露出诸多流弊，民生状况开始倒退，而边境上辽和西夏又虎视眈眈。1069年，想要有所作为的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改革。北宋中期，土地兼并剧烈，阶级矛盾尖锐，国家出现财政危机。王安石为富国强兵，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他主张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此在这次改革中，发展生产是当务之急。他提出国家应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在王安石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定了诸如青苗、免役、均输、市场、农田、水利等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改革军事制度，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并改革教育制度，王安石亲自撰写了《周礼义》、《书义》、《诗义》，即《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王安石的变法对于增加国家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军事实力明显提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得以缓解。在与西夏的交战中，取得了熙河之役的胜利。这在宋夏交战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然而由于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王安石被迫辞职。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
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王）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 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来两人完全绝裂，司马光跟皇帝辞职，隐居洛阳专心编纂《资治通鉴》。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
表的保守派之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议；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保守派人才济济，如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
王安石变法是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司马光联合很多人，其中就有苏轼，多次上书反对变法。神宗死了以后，司马光得势。元佑元年（1086年），司马光执政，全部废除新法。这时苏轼等人，已经回过味来，苏轼、薛纯仁等谏议:“新法不可全废”。但是，司马光一意孤行，坚决铲除新法，王安石不久就死去，北宋失去了富国强军的机会，也就埋下了必然灭亡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