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时，我发现了自己的第一根白发它长在我头顶正中，母亲看到后，紧紧抱住了我，并告诉我这是智慧的象征——是对我的未来的预言带着满心骄傲，她跑去告诉每一个愿意聆听的人，我们令人窒息的贫穷生活散发着一道希望之光：白发预言了我必非凡人但我自己更明白其中深意六岁的我经历的比六十岁的人还要多——这根白发就是最好的证明，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非洲的眼泪让人看了心痛?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非洲的眼泪让人看了心痛
六岁时，我发现了自己的第一根白发。它长在我头顶正中，母亲看到后，紧紧抱住了我，并告诉我这是智慧的象征——是对我的未来的预言。带着满心骄傲，她跑去告诉每一个愿意聆听的人，我们令人窒息的贫穷生活散发着一道希望之光：白发预言了我必非凡人。但我自己更明白其中深意。六岁的我经历的比六十岁的人还要多——这根白发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出生时正是可怕的旱季。母亲当时十五岁，未婚，极其害怕——除了我的外婆埃丝特（Esther），村里所有人都排斥她。
未婚怀孕对于未出生的孩子是危险的，尤其是男孩。在村里，母亲的男性亲戚杀死非婚生男婴或把他们带到森林中任其自生自灭的情况很常见。人们认为非婚生男婴会威胁到母亲家庭的土地。母亲未婚，男孩就没有合法父亲，他长大后就可能要求继承一块母方亲属的土地。所以，我妈妈祈祷我是个女孩。
村里有几个见闻广博、阅历丰富的长老。他们能敏感察觉到人们自己可能无法看到的秘密和预言，而且人们崇敬他们这种能力。旱季的某天，一个强大的先知感觉到一个预言。她来到我外婆埃丝特的小屋，并告诉我母亲婴儿会在当天夜晚诞生。在我的家乡，孩子的出生被先知预言是件了不起的事情，那天整个村子都在谈论这个预言。
果然，我那天晚上出生了。在外婆的小屋里，整个生产过程中，十五岁的母亲都是独自一人，没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助产士帮忙。村里没有人愿意帮忙，甚至连传统的接生婆也害怕被母亲的坏名声玷污。母亲痛得受不了时只能紧紧抓住外婆的手。
我的脚最先出来。外婆一看到我的脚，就明白了为什么先知会有那个预言。这是难产。是个结束。外婆担心既保不住女儿也保不住这个新外孙——臀位生产，又没有医疗援助，村里从没过母子平安的先例。外婆觉得这是女儿最后的时光了，她坐在那握着女儿的手，祈祷女儿能去得轻松些。但是，这是个充满奇迹的夜晚。我们两个人都活了下来，而且故事的结局是，随着我的第一声哭叫，下雨了。 奥特（Odede）：它的意思是“干旱之后”。随后，雨下了好多天。
我出生后，村里的长老开了一个特别会议，讨论我这个男婴的命运。他们认为，由于母亲未婚，我将来很可能会是个麻烦。也许他们应该把我带到森林中，任由林中野狗吃掉，就像他们过去常做的那样。
尽管如此，长老们暂时没有采取行动，因为这个孩子是脚先出来的。罗族人认为，只有国王和部落领袖才会在臀位分娩中幸存。还有，我一出生就下雨了——他们该怎么理解这雨呢？罗族人笃信预兆。我母亲总说，那天等待他们决定我的命运时，她的心跳都停了。
很多村民聚到一起等待长老公布决定。村里的先知奥金博·马洛克（Ojimbo Maloko），一个老人，站在那里向所有人宣布我是个福星——我的出生带来了降雨。
我外婆还告诉我，那一刻她忍不住泪流满面，边哭边向天说说“上帝万岁”。先知还说，我这个男婴不属于这个村子，而属于世界；我需要一个领袖的名字。
接下来的几天，村民们都在给我想名字。他们建议我叫“拉莫吉”（Ramogi），另一个伟大的罗族先知的名字，或“罗安达·马海丽”（Luanda Magere）,一个著名战士的名字。马洛克都不满意，他坚持认为这个婴儿需要一个有世界范儿的名字。最后，我外婆建议用美国总统的名字，他的“空运”计划号召了我们这里很多聪明的年轻人到美国留学。
我出生的时候，这些年轻人正返回国内，他们将成为肯尼亚伟大的医生、律师和领袖——其中包括奥巴马的父亲——因为他们，罗族人都知道美国总统约翰·费茨杰拉德·肯尼迪。于是，我成了肯尼迪·奥特。
我两岁时，母亲嫁给了巴比（Babi），并和他一起搬到首都内罗毕。他听说这里工作机会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但他们把我留在村子与外婆相伴。
我是外婆的掌上明珠，刚蹒跚学步我就知道了这点。她总是让我先吃饭，还说我是个小男孩，需要长身体。她常陪我玩，拥抱我，挠我痒痒，还抱我到处走，因为过了学步年龄的还不能走长路。我永远忘不了外婆用温柔的双手拥我入怀，小心翼翼地安置我，总是确保我在她视线内。而对于其他人，我则是一个负担。
然而，我三岁时，一只疯狗咬了外婆，令她痛苦不堪。可是我并不了解情况有多严重，仍然爬上她的床，缠着问什么时候能再去赶集。她去世时，我正在旁边，泪水从她眼中滑落，她告诉我，无论遇到什么，都不要忘记，自己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村里的叔伯们不愿管我，母亲不得不回来带我去城里。我的中间名是奥威蒂（Owiti），意思是没人要或被遗弃的孩子。
在坎贝拉，再没有温柔的双手呵护我。仅根据人们触摸我的方式，我就能判断，自己是个负担，是他们无法养活的又一张嘴。他们带着我四处走动时，我能感觉到自己是多么微不足道；他们扔下我时，我能感觉到他们的不屑。
我将近四岁时，家人已经不再奢望我能学会走路。我的跛脚比贫穷更令家人觉得耻辱。然而，有一天，我在坎贝拉迈出了第一步。我站在污水河岸上，当真跨过了那座临时搭起来的桥。这一消息不胫而走：那个被家人像虱子一样随身带着的孩子，终于学会走路了。
五岁时，我有一条短裤，但没有衬衫，没有鞋。小我两岁的妹妹杰姬（Jackie）有两件衣服，其中一件是我穿不上的衬衫。巴比买不起腰带，只能用根绳子替代。邻近的女人们说，我们住的地方连虫子都活不了。坎贝拉商贩卖的水对我们来说太贵，所以我们只能用简便油桶打些流动的污水，母亲则用沙子把污物过滤掉。
晚上，我们谁也睡不着。身上长了虱子和跳蚤，身上总是发痒，只能翻来覆去捱着——结果弄得身上都是红点。有一天，母亲幸运地从邻居店里买到一小块肥皂，只有硬币那么大。
那天早上，她老早叫醒了我们，每个人都洗了澡，而且尽可能节省水和肥皂。久违的肥皂沫令我的身体感到刺痛，杰姬甚至哭了起来。然后母亲洗了我们的衣服，晾在我们房子与邻居房子间的夹缝里，任阳光把它们晒干。我坐在屋内的地板上，一身干净，却瑟瑟发抖。突然，我听到外面一阵骚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