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1985年间，我曾在伊拉克工作了三年。两伊战争于1980年爆发1988年结束，我的工作时间正好处于两伊战争最激烈的时候。
一、出国前培训
1982年5月，我和三百多名山西籍劳务人员在北京的丰台宾馆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主要学习外事纪律、出国注意事项、伊拉克风土人情。培训刚开始没几天，就发生了一架客机在波斯湾上空被不明导弹击中、机上乘客全部丧生的事件。这次空难给了所有参训人员当头一棒，军心开始动摇，不少人闹着说不去伊拉克了。由于是随队翻译，铁道部外事局领导找我谈了话，要求我在培训班会议上带头发言，表示一定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按时到达伊拉克。我的表态对大家的情绪起了良好的带头作用。我走出国门的渴望度远超那些劳务人员。离开家时，身为基督徒的父亲对我说，“孩子，去吧，没事儿，凡事祷告。” 发言之后的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们乘坐的飞机也被击落掉进大海，而我却奇迹般地游到了美国。
二、抵达巴格达机场
1986年6月的一天，我们终于出发了；从北京起飞、在沙加机场转机、终点为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三百多名山西籍劳务人员中，有卡车司机、有钢筋工、木工、也有工程技术人员，我担任英语翻译。有趣的是，在北京培训期间才发现，劳务人员中有一位我的街坊邻居。我们的飞机沙加机场停留四个小时。没有料到，就在我进入机场卫生间时，那位邻居找到了我，一脸神秘和严肃，看看周围没人，低声说，“咱俩从这儿跑了吧！你会英语，我懂技术，咱们一定能在国外闯出一条路！”简直吓我一跳，没有丝毫思想准备的我断然回绝。我俩后来一直相处不错，在伊拉克工作期间相互照顾。我们的班机大约在当晚11点左右抵达巴格达国际机场。
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无论是在沙加机场还是在巴格达机场，我都在认真观察，充满了好奇。当我看到两个国际机场的现代化程度、看到那些身着五颜六色服装、不同肤色的外国人时，我开始有些怀疑所谓“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说法了。
三、202项目与我的工作
（1）202项目
一出机场，我们便由全副武装的伊拉克士兵陪同，登上了六辆封闭式大巴，连夜驶进了一望无边的沙漠。在沙漠里的土路上行驶十几个小时后，大巴在一个布有岗哨的、有栏杆的门前停了下来。到了以后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个在建的大型秘密空军基地项目，代号“202 ”。项目的位置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之间，靠近叙利亚。
慢慢地又了解到，202项目由五个子项目组成，分别是B1雷达站、B2跑道、B3机库、B4高炮阵地和B5电气工程。B是基地BASE的第一个字母。我们山西人都在B3项目，建战斗机和轰炸机机库。整个202项目上有大约1000名前南斯拉夫工人（分别来自萨拉热窝、马其顿、萨格列布、贝尔格莱德）和大约2000名中国工人（来自安徽省、山西省）。B3项目上有300多名山西人和200名安徽人，500名左右南斯拉夫人。
南斯拉夫伏龙芝工程公司为项目总承包商，中方主要提供劳务人员。因此，在整个项目上中方的工人多一些、南斯拉夫方面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多一些。进出项目必须从指定位置、需要出示特别通行证，我们被告知整个工地周围都布有地雷。
（2）我的工作
在202项目工作的中方翻译人员有十几个，分布在五个子项目。中方翻译基本都具有正规学历，都是正规的外语专业毕业生。在项目总代表办公室有一名塞尔维亚语翻译，担任中方首席翻译，前南斯拉夫的官方语言是塞尔维亚语。我所在的B3项目一共有四个英语翻译，其他三名都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四个人里只有我学历最低（电大英语单科），因而被分配到了离营地最远的2#工地。有一次由于误了班车，我在滚烫的沙漠里，一脚高、一脚低地走了将近两个小时才返回营地。B3项目2#工地上山西籍工人最多，有二百多人，包括一名工程师、一名技术员和一名测量员；大约有一百五十名南斯拉夫人，有工人、有几名工程师和技术员、一名工地经理和一名女英语翻译，名叫米莉萨达。我和米莉萨达共同用英语服务于各自的人员之间的交流、以及资料翻译。
四、危机处理
（1）岗位危机
有一天，当我走到B3项目办公室门口时，听到里面牛代表的声音，好像很气愤，“山西没人了？怎么派了一个电大生来？让他试试吧，实在不行，要求山西换人！”这分明是在说我，着实吓我一跳。在那个年代，如果换人，就相当于被遣送回国；不仅自己没脸面，还等于没有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说不定回国还得接受处分。牛代表是铁道部派到202项目B3子项目的中方负责人。在B3项目，山西人居于弱势地位。据说，铁道部本来可以为B3派一名英语翻译，但该翻译拒绝了，理由是听不懂各式山西方言。因此，铁道部要求山西省必须派一名山西籍翻译跟随山西劳务人员。这样才有了我的机会。
我开始琢磨怎么办。首先必须处理好人际关系，主要是刘翻译，他小我几岁，很得牛代表的赏识；另外要改善和牛代表的关系。牛代表自己开车，没时间打理他的丰田吉普，车特别脏。争求了小刘翻译的意见之后，第二天一大早，我拎了一桶热水，把他的车清洗了一遍，擦得干干净净。以后至少每周帮他擦洗一次车。渐渐地，牛代表对我有了笑脸。
更重要的是，我发现在工作中（尤其在工地上）说塞语比英语更实用，因为绝大部分南斯拉夫人不会讲英语。我们202项目唯一的塞语翻译（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塞语播音员），忙得不可开交。他需要经常陪同项目总代表外出；而工地上经常发生纠纷，英语翻译都感到不力从心。为了适应新形势，项目总代表要求中方所有英语翻译赶紧学习塞语。B3的其他两位翻译拒绝学习，认为是小语种，回国后没有用。我和小刘翻译愿意学，尤其是我更愿意。充分利用语言环境，拜南斯拉夫朋友为师，我学的非常快。南斯拉夫朋友还送了我一个塞语名字JOZO，是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昵称。很快，JOZO在项目上有了小名气,一但有外事活动牛代表总是叫我。我的工作终于稳定了。
（2）沙漠里的火葬场
作为翻译，除了翻译工作，我们还需要做其他服务性工作，例如外出采购、办理机票和签证、运送伤病人员去医院等。三年期间，项目上发生过两起人员死亡事件。第一起是由于严重脱水而死亡（伊拉克的夏天特别炎热），死者是位山西人。伊拉克没有火葬场、也不允许外国人土葬，我们只好使用木材和废汽车轮胎、堆架起来倒上柴油、自己动手进行火化。我是主要参与者，带领几个工人，手握用钢筋做成的长长的铁钩子、进行操作。那种情景、惨不忍睹、难以言表。还有一位来自安徽的工人，是听到枪声后一惊，从高处跳下，被下面竖立的一根钢筋刺入腹中，流血过多而死。这个人出事时，项目上有了一台锅炉，是德国制造、燃油的、炉膛里正好可以容纳一个人。 因此，这位安徽工人的骨灰比山西工人的少了很多、轻了很多、也干净了许多。伊拉克的医院里人满为患，连楼道里都趟着前线送来的伤员。两次去往医院，都是我抱着伤员，那位安徽工人的血弄了我一身。我还能记着,两人在昏迷中说着同样的话，“药翻译，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 他们的骨灰盒都被用国旗包着，送回了国内。
为两位同胞的不幸遇难，我深感愧疚。尽管医院没能提供及时抢救，但与我们翻译人员语言沟通有障碍，不熟悉当地办事程序和规则也有关系。
五、首席翻译
1987年底，有一天，前南斯拉夫国防部副部长奈纳德NANAD将军前来视察项目进度。有一百多名中国工人要回国休假，正在列队等候大巴。奈纳德将军激动地提出要求，希望给中国朋友做个礼节性告别演讲。牛代表立刻同意并问使用英语还是塞语，奈纳德将军坚持用其母语塞语。恰巧塞语翻译不在现场，急的牛代表直看我们四个人，问：“怎么办？谁上？”小刘翻译提议让我上，牛代表同意、我也欣然同意。因为，我知道在场的中国人都不懂塞语（刘翻译除外），奈纳德将军不懂中文；而且此非合同谈判，只不过是一些外交辞令和客套话，我完全可以应付。结果，奈纳德将军的演讲获得了中国工人的热烈掌声，对我连声说谢谢。中国工人对我也高度肯定，夸张地说我的塞语不亚于那位塞语翻译、而且嗓音像赵忠祥。
一年后塞语翻译回国了，202项目需要补充一名首席翻译。由于我基本掌握了塞尔维亚语、英语也大有进步，经南斯拉夫方面提议，由我接替首席翻译的工作。那年恰逢山西省政府代表团到伊拉克进行慰问，得知这一情况后，当时的山西日报和工人日报分别刊登了关于我的事迹的文章，题目为：“从二级电工到首席翻译”。
六、一位英国吃客
一天，我们营地来了一个外国人，中等个子、金发碧眼、戴付金丝眼镜、很有风度。他笑眯眯的主动和我聊天，聊后得知他是英国人，名叫伊恩.黑格斯，是南斯拉夫总承包商聘请的项目合同律师。他说闻到了一股中餐的香味儿，问我可否品尝一下我们食堂的饭菜。我马上答应、立刻安排。黑格斯先生非常喜欢吃中餐，前前后后在我方营地餐厅就餐不下30次，全部免费（也由于他是总承包商的人）。有一次聊天时，他表达了非常愿意和我成为朋友、以及也希望为我帮忙的意愿。我就在等待这一刻，赶紧告诉他我想去英国自费留学，学习一年英语，需要他帮我申请学校并为我出具经济担保。我紧接着强调，他只负责出具书面文件，在英国的一切费用我自己承担。黑格斯先生二话没说，愉快地答应了。我还在伊拉克时就已经收到了黑格斯从英国发来的一整套文件、非常正规，包括入学通知书、住宿通知书、以及以黑格斯自己的公司“英国海外工程咨询公司”名义出具的经济担保书。真是喜出望外，我在伊拉克的工地上遇到了一位“贵人”。
结语
1986年初，202项目竣工前我离开了伊拉克回到国内，1986年6月登上了去英国伦敦的征途。2005年，奈纳德将军率团访华时专程到太原看我。席间，他打开笔记本电脑让我看了202项目竣工后的的照片，非常宏伟壮观；以及202项目在伊拉克战争中被美军导弹夷为一片废墟的照片。前一张让我激动，后一张让我心痛。
有意思的是，2006年我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并做了发言。会后，有人问我：“Where did you learn your English 您在哪里学的英语？ ” 我回答：“First in Iraq, then in UK 先在伊拉克，后在英国。” 在场的人不禁回头看我，吃惊地说：“What? Iraq ？什么? 伊拉克？” 我知道，在国际学者眼里，在伊拉克的经历更为难能可贵。哦，顺便说一下，那位当年在沙加机场计划“叛逃”的我的邻居，回国后成了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怀在伊拉克工作的岁月，它让我深深懂得了什么是周恩来总理所说的 “外事无小事” ; 让我学会了踏踏实实工作，做好每一件小事，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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