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未被采纳的“梁陈方案”北京成为了新中国的首都，梁思成最关心的自然是首都的建设1949年5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中央领导委托他组织清华营建系师生对北京城的规划进行研究梁家的茶会也总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谈论当时“城市规划”尚未被我们的社会所认识，不知道什么是城市规划，也分不清建筑师与土木工程师的工作有什么区别，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梁思成给林徽因情书情话?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梁思成给林徽因情书情话
06 未被采纳的“梁陈方案”
北京成为了新中国的首都，梁思成最关心的自然是首都的建设。1949年5月，梁思成被任命为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中央领导委托他组织清华营建系师生对北京城的规划进行研究。梁家的茶会也总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谈论。当时“城市规划”尚未被我们的社会所认识，不知道什么是城市规划，也分不清建筑师与土木工程师的工作有什么区别。
我们怎样保护北京固有的风貌才不致使它受到不可补偿的损失，才能完成历史赋予它的新中国首都的使命？这是梁思成在1949年至1953年为之奔走的课题。他与陈占祥共同拟了一个《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这个建议反映了梁思成对北京建筑规划的设想），建议将中央行政中心设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位置。
梁思成认为在规划或旧城的时候，历史形成的城市基础，是决定城市面貌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形成的城市基础，从平面上说是街道和广场网，从立体上说就是城市里对于城市面貌有决定性作用的旧有建筑——即富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旧建筑，应尽量地保存古建筑，把它们有机的组织到城市规划里去。
他认为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应当是全国的神经中枢，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区的位置。他在《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中，提出将行政区设在旧城以外。
但是这个方案没有被最高领导赏识， 受到了苏联专家的反对。当时苏联专家认为北京应该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大城市，建议政府中心设在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上。梁思成与陈占祥对政府中心地点表示不同的意见，并且与专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他们心里，想的是如何使北京的规划最大限度的接近科学，怎样能更完美的保护北京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瑰宝。可以说，“梁陈方案”反映了梁思成对北京的建筑规划思想，是对北京整体环境的保护，是他多年来研究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体现。可以说他 是最早用整体的眼光，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去认识和分析北京古城的历史价值和情感价值的特点的学者。
为了北京的规划，梁思成和彭真争论得面红耳赤，并且他不断地向北京市有关领导人说：“我们将来认识越提高，就越知道古代文物的宝贝，在这一点上，我要结你进行长期的说服。”“五十年后，有人会后悔的。”
1982年北京召开了《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上报国务院的专家评议会，这次会议以及198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批复中，均强调了“北京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可见梁思成早期对首都规划工作中的预见，是符合党和国家的要求和客观发展规律的。现在北京市已经公布了对旧城区建筑高度限制办法，与梁思成早年所倡导的规划原则不谋而合。
作者在这里，大篇幅介绍了建筑专家陈占祥。陈占祥1916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奉化。英国利物浦大学建筑系博士。1949年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他与梁思成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1954年调至北京建筑设计院任副总建筑师。
1987年，作者林洙应费正清夫妇之邀去波士顿作客，当林洙与费慰梅谈到“梁陈方案”时，费慰梅很困惑地问林洙：“这个在英国待了八年的阿伯康培的博士生陈占祥，我怎么不知道他？”林洙想了想说：“他的英文名字好像叫Charles。”慰梅叫了起来：“哦，Charles Chen！我当然知道他，他和我的英国朋友们都是好朋友。”
如此看来，欧美的建筑师圈子不大，以致一提起名字大家都知道，彼此都是朋友。
2001年3月，陈占祥在北京病逝，周于峙先生为他写了一副挽联：
惜哉，西学中用，开启规划之先河，先知而鲜为人知；
痛哉，历经苦难，敬业无怨之高士，高见又难合众见。
梁思成对祖国建筑的热爱是无与伦比的，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别人都把自己的宝贝藏在家里，我的宝贝放在全国各地。”
1950年，梁思成在《关于北京城墙废存问题的讨论》一文中说：“环绕北京的城墙，是一件气魄万能修理工具、精神壮丽的杰作。它不只是为防御而叠积的砖堆，它磊拓嵯峨，是一圈对于北京形体的壮丽有莫大关系的古代工程。”“从城市规划角度看，可利用它为城市分区的隔离物，城墙上可以绿化，供市民游憩。壮丽宽广的城门楼，可改造成文化馆或小型图书馆、博物馆，护城河可引进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但是这个设想被嗤之以鼻，称之为“异想天开”。
50年代初，十三陵楠木大殿被雷击。梁思成当即和郑振铎、罗哲文一起赶赴现场。幸亏落雷击中的柱子只被劈裂一块柱头，柱心被雷击成一条焦炭，竟没有引起火灾。视察十三陵的当晚，他与郑振铎正好出席周总理召开的会议。他及时向周总理报告了十三陵落雷情况，建议在古建筑上安避雷针。不久，周总理亲自指示国务院发出通知，全国所有重要古建筑都要逐步安上避雷针，从此结束了雷火对古建筑的危害。
在拆除北京城里的牌楼时，梁思成十分焦急，为此他和老朋友吴晗吵得不可开交。由于思成的顽固坚持，周总理不得不亲自出面找梁思成做工作。思成和总理谈了几乎两个小时，最后总理只借用了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来回答梁思成的固执。
对于北海团城的保护则一场更激烈的战斗。当各种保存团城的方案都被推翻后，梁思成心急如焚，他把苏联专家都说服了，专家已经同意保留团城，但某些当权者仍坚持非拆不可。梁思成直奔中南海找到周总理，恳陈己见。总理亲往团城堪察，这才下决心把团城保护下来。
60年代初，梁思成到承德休假，承德八大庙建筑大部分已坍塌，又缺钱维修，梁思成对此忧心忡忡。在承德的整个假期，他都在考虑古建筑的保护与维修问题。回北京后写了《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一文发表，提出了“整旧如旧”的完整理念。
梁思成早在30年代就走向了文物建筑保护的科学理论，在他的第一篇古建调查报告中就提出了古建保护法的几点重要意见，即宣传、立法和专家负责，这些观点与1982年通过的世界文物建筑保护的权威性规范《威尼斯宪章》基本思想一致，现在已是国际文物保护界广泛共识。
梁思成之所以能在30年代就走向了文物建筑保护的科学理论，是因为他眼界开阔，熟悉当时世界的学术潮流。人如果眼界宽，知识就丰富，思想就活跃。梁思成正是用世界的先进思想武装了自己，成为中国古建筑保护街先驱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