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总是饥肠辘辘
作者：孙明
据说有个连队开展忆苦思甜教育，请来了苦大仇深的当地职工做忆苦思甜报告。这位朴实的职工操着极有特色的甘肃民勤方言说道：“解放前倒不咋，60年可是把我（鼻浊音：e4声）饿灰了！”（民勤方言模仿秀——梁卫中）。一时，严肃的忆苦思甜教育，竟然成了广为流传的笑话。
兵团组建初期的生活是十分十分的艰苦，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正是能吃、长身体的时候，再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晚饭那一个2两的玉米面或红薯面窝头 能照出人影的稀小米粥 酸白菜、酸黄瓜,也就是刚刚在肚子里垫了个底。窝头每人一个，限量；稀粥是喝完了再盛。于是，有人就总结出了“先喝稀的，后吃干的”用餐程序。意思是干的是每人一个，拿到手可以慢慢吃；而稀的则不然，如果喝的慢，再想去盛二遍的时候，粥桶可能早就见底了。因此,必须要“吃着碗里的，贼着锅里的”。
那时候，一个班发一个脸盆一个水桶，用于到食堂打饭用。早饭和晚饭的数量基本相同，午饭通常是两个白面馒头 一个菜。
小米粥通常是清汤寡水的，如果你搅动后再盛，不会盛出多少米；可待米沉淀下来，慢下勺去盛，就可以多盛些米上来。于是，又有人总结出了盛粥的技术要领——“慢下勺”。
1970年5月的一天，临近中午时分，身体健壮的天津战士姜国旗（他哥叫国庆）在七间房建点筑路的劳动中晕倒了，据说是饿的。
夏秋时节，七间房帐篷南面的小杨树林里长出了一片片的小蘑菇，据有经验者说那种蘑菇可以吃。于是我和吴刚一起采来了蘑菇，晚上用几块土坯架起小铝锅，烧柴煮蘑菇。找不到干柴禾，只能烧半湿的沙蒿。结果是火不旺，烟却很大，非常呛眼睛（前日见到吴刚，他说就是从那时落下了毛病，见风流泪）。
没有调料，只能把蘑菇白水煮熟后放入盐和从北京带去的大油（猪油）。由于蘑菇长在沙地上，蘑菇上的沙子怎么洗也洗不净，吃到嘴里很牙碜。尽管牙碜，也能填充一下缺油少肉的肚子。
1971年的一天，大家发现一排二班天津战士赵书发的军挎里藏了一书包硬硬的玉米面发糕，大家就编了“书发，书发，书包里藏发糕”的顺口溜，跟他开玩笑（这事郝建华、沈鹤庭应该记得）。可见当时缺油少肉、粮食不足，物质极度匮乏的状况。
当时，一般的男战士一顿饭最少也能吃下五六个馒头（记得1975年总排干渠会战，清早起来，我一口气就吃了5个大馒头，一个足有3两多）。女生饭量小些，她们知道男生吃不饱，就经常把剩余的窝头、馒头送给男生排，真是雪里送碳。不过，这次40周年聚会，听女战友们说，当时她们也是吃不饱的。听了这实情，更是令人感动！
1971年秋日的一天，我在一排三班当班长，我们劳动了一天，晚饭吃下那一个小小的馒头和稀粥后，感觉就跟没吃似的，就让我们班的XX（忘记谁了）到食堂要求加一点主食，结果被拒绝了。为了缓解饥饿，我就带着全班到食堂强行夺取馒头。看到我们要强行夺取馒头，炊事员岑国银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一下子就扑在了大蒸屉上。我们人多，拉开了岑国银，每人从大蒸屉中拿了一个馒头，就撤退了。连部很快知道了“三班长带头抢馒头”事件，没过多久，我这班长被撸了（当然，原因不只是带头抢馒头，还有其它一系列错误）。
记得连部一匹套车的马突然死了。由于死因不明，谁也不敢吃。饲养员就挖坑把死马埋了。六九（安群星）知道了这个消息，趁夜深人静，刨出了死马，卸了两条死马腿回来，连夜炖上了死马肉。到底是死因不明的死马肉，大家都很担心会吃出事来，于是在死马肉出锅后，撒入了大量的生蒜，以防中毒。尽管忐忑不安（怕食后与死马一样），但这些死马肉依然是一顿美餐！除去心理因素，那是我至今吃到的最香的马肉！食后大家都没任何不良反应，都后悔咋没把4条腿全卸回来呢！
时隔近40年，依然不能忘记那香喷喷的死马肉。
1970年～1971年这两年，兵团生活极其艰苦，白面很少，主食是玉米面、红薯面，而且玉米面有些霉变。就是这样的东西还不能吃饱。60年没尝到饥饿的我，70年知道了什么是饥饿。所以，我可以像开头提到的那位苦大仇深的职工那样说：“60年到不咋，70年可把我饿灰了！”
回顾那艰苦岁月，深感今天衣食无忧生活之幸福。
珍惜吧，幸福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