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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命运，关键的几步不能走错。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情况太多了，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西方有不少人也希望中国会出现类似南斯拉夫那样，但他们的愿望是不会实现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聚焦巴尔干地区曾经的强国——南斯拉夫。以下为根据节目内容整理的文稿：
张维为：中国有句古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也是我的信念。做学问，特别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这样的学问，一定要走出书斋，一定要做实地调研，一定要“知行合一”，一定要把书本上的知识与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进行比较、验证，我觉得这样的学问才比较靠谱。
我自己从1983年开始到2006年左右，实地走访了106个国家和地区，然后就开始写我的“思考中国三部曲”。我的基本做法就是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全方位的比较，我的结论就是中国模式不管还存在多少问题，但在国际比较中相对胜出，甚至明显胜出。
所以我在2006年就公开发表自己的判断：美国模式将竞争不过中国模式。
我走访百国的最大感受，就是国家的命运很像人生。人生总会犯些错误，但我们要力求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人生的关键几步不能走错，走错了就会伤筋动骨，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在自己崛起的过程中，一定要十分关注其它国家的经验、教训，唯有这样我们的崛起才能更加顺当、更加精彩。
我由此联想到自己对南斯拉夫解体前后的考察。南斯拉夫从团结到解体，从繁荣到衰败，教训十分深刻，对我个人来讲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第一次访问南斯拉夫是1986年7月，当时以英文译员的身份随国务院总理访问南斯拉夫。
我们的专机一早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起飞，不到一小时，就抵达了贝尔格莱德的上空。从飞机往下看，我们感到非常震撼，下面是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无数飞速行驶的轿车。我们是从经济窘困的罗马尼亚过来的，而且当时中国国内农村还普遍缺电，没有任何高速公路，所以我们一看南斯拉夫这个景象，反差太大了。
我们下榻在他们的国宾馆。我们看到了中国当时还没有的超级商厦，看到了普通百姓宽敞的住宅和许多私人轿车，我们的感觉是：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太令人羡慕了。
当然，我们经过调研也了解到，南斯拉夫繁荣的背后已经隐藏了许多危机，比方说通货膨胀非常厉害，政治权力也已过分地下放了——当时的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几乎只剩下外交和国防的权限。
1980年5月4日铁托总统去世之后，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实行了国家元首集体轮流执政的做法，结果这做法没能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它的6个共和国各自为政。
铁托自己生前的经济政策也有严重的失误，他总想对各个共和国一碗水端平，没有按照经济规律做事，所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高效的国内市场。后来塞尔维亚一位学者跟我们这样说：铁托的做法就是如果你塞尔维亚要建一个钢铁厂，那么其他几个共和国也要建一个，结果在南斯拉夫境内建了一大批经济效益非常低下的“政治工厂”。
铁碗人物一铁托
回想起来，当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要搞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要搞两个市场，一个是国内市场，一个是国际市场。现在看来是很有远见的。
所谓对内开放和国内市场，就是要形成一个统一的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以这个市场为后盾，与国际市场对接，这样中国就有实力和本钱，就有了国家统一的经济基础和制度框架。这也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今天我们可以自信地谈“双循环”，谈“尽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能够这样谈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通过数十年的奋斗，我们已经形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统一的国内消费市场。
回想起来，1986年的南斯拉夫已经非常开放，甚至我觉得可能有点过头了。
时任南斯拉夫总理米库利奇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一个欢迎宴会。他没有在国宾馆或者五星级饭店举行，而是选在当地艺术家、诗人、小资们非常喜欢的酒吧街，大概相当于上海的新天地和北京的三里屯——那时候中国还没有那么时尚的地方。
欢迎我们的宴会在一个叫做“三顶草帽”的酒吧餐厅进行，双方都没有正式的发言，大家围着几个长长的木桌，吃贝尔格莱德的烤牛排，有一位歌手和一个三人的小乐队为我们助兴。
歌手唱了很多爱国歌曲，其中一首叫《南斯拉夫颂》，我印象非常深。坐在我边上的南斯拉夫外交官跟我讲，1980年铁托总统去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无论你走到哪里，大家都在唱这首歌，广播电台不停地播放这首歌，“我们一定要团结，这是铁托总统生前的嘱咐”。
歌手还为我们专门弹唱了一首他自编的歌，名字叫《欢迎远方来客》，歌词大意是：
“贝尔格莱德的心脏跳动起来了，因为我们迎来了远方伟大国家的友好使者。在这动荡的世界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但来到这儿的都是好人。欢迎你们，这里有南斯拉夫人民的美好祝愿。有诗人说过，友谊和爱情开花的地方，就是贫困和寂寞死亡的地方。”
说句老实话，我们这代人都有某种南斯拉夫情结，我们都看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我们都知道南斯拉夫游击队抗击德寇英勇善战，都知道毛主席说过，“铁托像铁一样硬。”同样，南斯拉夫老百姓也大都知道中国红军的万里长征，都知道毛泽东、邓小平。
后来发生了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事件，还有这次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中国与塞尔维亚互相支持等等，所以中国人对南斯拉夫、对塞尔维亚都不陌生。
那次访问中，我们还去了斯洛文尼亚，这是当时南斯拉夫最富裕的省份，紧邻奥地利。
我们下榻在铁托生前住过的官邸。我问饭店的接待员：“你是南斯拉夫什么地方的人？”她给我一个灿烂的微笑：“我是南斯拉夫人。”我一下子就意识到这是南共长期教育的结果，大家都只说自己是南斯拉夫人，不说自己是哪个共和国的人。
这和中国不一样，在中国，你可以说自己是湖南人、江西人，因为大家不言自明都是中国人，但“南斯拉夫人”这个概念是需要培植的。但后来的发展证明：南共长期政治教育的结果，敌不过民粹主义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
塞尔维亚一位资深官员曾经跟我说过：“现在回想起来，铁托在世的时候，大家对南斯拉夫的认同还是非常强的。如果铁托当时能够多活几年，也许我们就可以完成与欧共体的谈判，使南斯拉夫作为一个整体加入欧盟，这样后面的国家解体和战争大概也可以避免了。当然，现在一切都已经不可能了，都无法挽回了。”
南斯拉夫解体，首先是经济危机触发了持续的通货膨胀，最高时曾经达到2400%，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各种罢工事件不断。
1988年开始，米库利奇政府已经风雨飘摇。后来接替他的是马尔科维奇，他对南斯拉夫的问题把握得还比较到位。他曾经说过，南斯拉夫过去的政策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把市场与资本主义完全等同起来，没有进行更为彻底的市场改革；第二是整个南斯拉夫的经济变成了“契约”经济。
南斯拉夫的“契约”经济，不是那种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形成的“契约”，而是根据一些政治原则，通过行政手段达成的“自治协议”。工人和管理阶层之间、共和国与共和国之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都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协议，但是一旦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影响一大片，甚至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运作。所以这种联系不是有机的、市场的，而是人为的、行政的，离心力甚至大于向心力。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美国推动的“民主化”“自由化”“私有化”的浪潮的冲击下，在美国一些机构的直接干预下，南斯拉夫知识界的公知主导了南斯拉夫的意识形态，导致整个南斯拉夫社会完全被西方话语忽悠。这种话语的核心是一个天真的梦：只要采用了西方的制度和经济私有化、自由化，南斯拉夫面临的所有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
为此，一种激进的革命气氛迅速形成，南共联盟的地方党部也先后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话语，纷纷推出了一个比一个激进的政治改革方案。之后整个政治局势演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联邦政府和南共联盟的中央机构被完全架空。
1990年7月，南斯拉夫联邦通过了《政治结社法》，正式实行多党制。一个人口和上海差不多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现了200多个政党，而赢得最多选票的都是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政党，他们的口号就是“斯洛文尼亚属于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属于克罗地亚人”“科索沃属于科索沃人”，口号越激烈、越极端，越能赢得选票。
1991年，从斯洛文尼亚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共和国宣布独立、脱离联邦，南斯拉夫内战随即全面爆发。南斯拉夫境内的战争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场接一场发生，最终导致了至少25万人丧生，无数人致残，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创下了二战后欧洲最大的人间悲剧。
20年后，我又踏上了旧地重游的征途。我是2006年7月从克罗地亚的首都萨格里布坐长途客车进入那个曾经令我十分心动的贝尔格莱德。
如今的贝尔格莱德
就在中国迅速发展的20年中，塞尔维亚却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灾难，特别是科索沃危机引来的北约的密集轰炸。
我抵达的那个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长途汽车站，仿佛是20多年前中国的一个县级汽车站，人声鼎沸，尘土飞扬，卖票的地方人山人海，六七个人走过来拉我坐他们的计程车，还有要换外币的等等。
但出了车站，贝尔格莱德还是一种大都市的气派，宽阔的街道、遍布城市每一个角落的咖啡馆、衣着得体的男男女女；只是商店的橱窗摆设给人的感觉已经大大落伍了，还有北约轰炸留下的残垣断壁。
我把行李放在酒店，叫辆计程车赶去那个令我难忘的“三顶草帽”酒吧餐厅。我碰到这个餐厅的老板，一说起20年前的往事，他说“我记得，我知道，这是我父亲时候的事情。”然后他到房间里拿了三本厚厚的贵宾签名册，帮我找到了当年美国总统老布什的签字，还有铁托总统的签字。
他指着铁托的笔迹感叹：“老头子来这里吃过好几次饭，他是我们最怀念的人。老头子死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就每况愈下了，从整个70年代到80年代初，那是我们最好的日子。”
他不无遗憾地讲：“铁托是政治家。一人一票选不出铁托，却选出了米洛舍维奇，最后国家都垮在这些政客的手里了。”他还愤愤不平道：“你看，现在科索沃又要独立了。”
我可以理解他的感情，只要一想到这20年来塞尔维亚所经历的大灾大难，你就可以理解这一点。
他最后还是笑着对我讲：“经历过战争的人都喜欢一句话——‘不管怎样，我还活着’——活着就应该感到幸福。”
我那天还在这个旅馆里碰到一位刚从上海回来的塞尔维亚电器商人。他说：“你们上海是日新月异啊，每半年出版一张新的上海地图。我们这里是每半年换本护照，先是南斯拉夫护照，然后是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护照，现在大概又要变成塞尔维亚共和国护照了，因为黑山共和国几天前也宣布独立了。”
他的感叹一语道出了中国与南斯拉夫这两个国家在过去20年的不同命运沧桑。
我还走访了波黑共和国的首府萨拉热窝老城。老城是一派古色古香，街道熙熙攘攘，人们似乎已经忘掉了战争的阴影。
其实战争的阴影还是挥之不去的。给我当导游的波黑姑娘叫尼娜，一讲到她经历过波黑战争，眼圈就红了起来。她指着对面那个山头说：“炮弹就从那个地方打过来，落到下边那个小镇，我叔叔全家四个人当场被炸死。”战争留下的残垣断壁还历历在目。
老城许多商店都出售用炮弹、子弹壳做的工艺品，我买了三个子弹壳，上面分别刻了三种不同的花纹图案。我问这个店主，这图案是什么意思？他说：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幸福，一个是爱情。我突然想到，这世界上老百姓祈求的不就是这么三个愿望吗？但世界上总有人要以各种名义去剥夺人民的这种愿望，甚至不惜付诸于武力。
波黑一位学者跟我讲：“千万不要相信人是理性的，铁托时期我们大家都相处得很好，但是后来政客一煽动，人的民族情绪、宗族情绪就调动起来了，人就变成了失去理性的动物，互相厮杀起来，昨天还是朋友，今天就是仇人。”
在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我和科索沃电视台的负责人有段深入的交谈。他说他自己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念的书。
“我当时最好的朋友都是塞尔维亚人。”他对我讲，“后来米洛舍维奇搞‘大塞尔维亚’主义，我和我夫人是阿尔巴尼亚族，我们就失业了。”他说这种迫害甚至涉及到了孩子，塞族的孩子和阿族的孩子天天打架，最后只好分开，上不同的学校，等于是种族隔离。
在科索沃开车旅行，你会看到一片一片的公墓，普利什蒂纳的山坡上还有很多坟墓。他跟我说：“这场战争让我们每个家庭都失去了亲人，所以恢复塞族和阿族的和谐是不可能的事情。”
与塞尔维亚人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都强调外部势力的干预导致了这场危机。
塞尔维亚一位资深的学者对我讲：“科索沃当时有个叫‘解放军’的组织，实际上杀害了很多塞族的人。在1998年之前，美国是把这个组织定为恐怖主义组织的，但为了肢解南斯拉夫，美国改变了政策，向这个组织提供大量物质支持和人员培训。”所以他说：“国际政治中有多少正义？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利益。”
在马其顿首都，我碰到一位60多岁的作家，我们也聊了不少事情。他谈马其顿的政治，说铁托时期这些政治人物还有诚信，今天的政客最缺少的就是政治诚信。
他说马其顿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马其顿人与阿尔巴尼亚人的关系，现在阿族人已占人口的三分之一，“说不定哪一天，他们要求和科索沃合并，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家又要解体了”。
所以前南斯拉夫整个地区就是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问题没完。科索沃人担心“大塞尔维亚”，马其顿担心“大阿尔巴尼亚”，而在隔壁的希腊，人们担心的是“大马其顿”。
一个国家的命运就是这样，关键的几步不能走错。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情况太多了，南斯拉夫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巴尔干半岛地图
西方有不少人也希望中国会出现类似南斯拉夫这样的解体，但他们的这种愿望是不会实现的。因为维护中国国家的统一是14亿中国人的坚定意志，且中国今天的经济规模，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超过了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且这次我们又经历了抗击疫情的国际比较，在中国人心中，西方模式走下了神坛，美国模式魔力殆尽，所以中国人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对自己国家的制度充满信心。
但我还是认为在中国全面崛起的过程中，我们还是要深入地思考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包括南斯拉夫解体的前车之鉴，从而使我们的崛起步伐更加坚定，崛起的前途更加光明。
（图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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