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梦 想
5. 大学里的求学岁月
1978年高考放榜，20岁的我阴差阳错进了从没有想过会要从事的医学专业。因我的成功而受鼓舞，球哥和小贺也进了工厂里的职工大学。告别了三位兄弟，告别了恩师段书记，我回到长沙，开始了人生路上期盼了很久的大学生活。进入大学之前，我是一个理想青年。有奋斗目标和梦想（英语称为passion)，期待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电子工程师，创造发明一些生活中实用的自动化控制装置。在进入大学的那一刻，我与众多大学生们一样，变成了一个功利主义者：因为专业目标受挫，读大学已经变成了改变生活和命运的选择。从小过惯了苦日子，衣食无忧对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大学生的光环掩盖了对上医学院的失望。当时见到血就难受的我，很难想像后来居然会热爱上医学事业。
大学第一年的基础课，仍是我喜欢的数理化为主，表现还算亮眼，可圈可点。进入第二、第三年学习内容以形态学如解剖学、组胚学，以及其他需要大量记忆和死背的生理、生化、生物学等课程为主。让我很不适应。我的学习方式是分析和推理的理科思维，死记硬背恰是我的短板。直到第四年进入临床医学我才又活过来：活学活用临床医学知识并用于具体病情的分析，让我找到了用武之地，也让我对医学的兴趣和热情开始燃烧起来。
在我的大学各科学习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内科学和神经病学。而其中的神经病学以其清晰的神经解剖学结构及与之高度相关的临床病变的表现，使得这门医学科学非常具有直观性和吸引力。在大学学习期间该科教授谢光洁老师对我的鼓励和欣赏，让我与医学院的神经内科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学生活五味杂陈。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大学生年龄悬殊最大，从16岁的应届毕业生至40几岁的老三届高中生。社会经历和为人处世之道相差巨大。我们班长老刘给我印象很深。他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入学前的一名劳改农场的中层干部。他在班上年龄较大，他的经历和谈吐在当时给我一种文革干部的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他的认识加深。记得当初我们小组的几个同学在争论四人帮到底干了多少坏事时，他的一句“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让我震撼。虽然只是同学之间斗嘴的笑话，但不是毎个人都有这种勇气和独立思考。我佩服他不屈不饶的个性，知无不言、待人以诚的品行。他的凝聚力使他在多年后仍然成为班上同学相聚的组织者。来往较多的同学中与陶立坚的相处是一段友好的回忆。他是年轻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幅少年老成的样子，人缘极好。虽然那时候不会想到他会在仕途发展，但是他做事胸有成竹，与人为善的气度使我对他今天的成就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并为他高兴。当年很低调的欧楚华同学友善且为人忠厚，是后来一起读到研究生的同学。他慢悠悠的步调和不急不忙的性格，让我沒有想到许多年后他会是那个从直升机伞降到巴尔干半岛战场上，执行战地救护的加拿大军医。
医学院最后一年各科实习轮转的时候有幸遇见了同年级的周新民同学。他一米76的个头在湖南人中属高个。他的聪明才智过人。他练过体操的体魄很有男子汉气概。作为母亲一手养大的遗腹子，他还是一个大孝子。艰难环境磨炼了他的毅力和人品，待人处事彬彬有礼，热心助人。我们在很多事情上看法相近、兴趣相投。我把他当兄长，从此开始了我们几十年的友谊。
78年级大学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正规本科生。当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人材奇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措施纷纷出台。我们因此幸运的成为恢复高考后首届可直接考入临床研究生的医学院应届毕业生。毕业前一年我报名参加内科研究生的考试。因为符合资格的导师和学科寥寥无几，我选择了内分泌科。不巧的是该科通过的人数超过预定名额，因此一些没有招到人的其他学科导师来到内分泌科的面试场地挑选中意的人。在我的面试中意外见到了神经内科的谢光洁教授。有同学告诉我谢教授已经招到了他的神经病理研究生，他特意带着研究脑血管病的王可嘉教授来旁听我的答辨，并向王教授强力推荐。这样在83年医学院本科毕业时，我成了恢复高考后医学院神经内科首批本科毕业招收的3名临床研究生之一。
三年临床研究生的第一年是科研基础课的数学、统计、英语，以及专业基础等课程。不同专业的研究生们聚在一起打下了影响一生的科学研究基础，也让不同专业的未来学科骨干们相识相知。周新民成为了胸外科的研究生，与他同寝室、外院考入的骨科研究生张建湘成为我和新民的新朋友和长兄。经历过上山下乡多年磨练的张兄身形硕长，英俊潇洒，己有了基层外科医生的临床经验。他一点也没有高干子弟的花架子。他经风雨见世面的人生经历，常常给我和新民提供宝贵的建议和忠告，使我们获益良多。第一年的基础课后我们各自进入不同的临床专业课题研究。因为我的导师病故，我改为师从陆雪芬教授，进行神经递质在中风过程中的作用研究。陆教授的开门弟子廖卫平先我一步熟悉实验室的尖端仪器并热心传授使用方法，对我迅速进入课题起到了友好的帮助。二年日以继夜的科研和临床工作顺利完成，我以一篇《单胺神经递质在脑中风中的作用研究》论文在英文的神经生化病理杂志的发表划下圆满句号。我们三个神经内科的研究生均毕业留校，成为新的科研和临床的生力军。周新民完成胸外科研究课题留校；张建湘婉拒了骨科恩师的挽留，因家庭原因去了安徽医学院任教。
6. 美国实验室的中国研究生
86年神经内科研究生毕业后，我在医学院扎实干了三年的临床医生。从住院医师做到总住院医师，然后是主治医师，给今天的医学生涯打下了坚实的临床基础。86年结婚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接下来我和我们同学的目标，以及导师和领导为我们制定的目标一致：出国留学。一来学到西方先进的科技，为回国后大展宏图打下基础，二来可以回国时带上几大件改善生活。89年导师陆教授为我联系到美国南加州希望之城国家医学中心神经生物学研究室的研究伙伴（research fellow)位置。我在南加州的姑姑、姑父帮我买了一张单程机票。我怀揣兑换来的仅有的100美元，于89年一月乘坐国航班机只身飞越太平洋，从此开启了我在北美州的异国人生。
在飞往洛杉矶的班机上，看着舷窗外奔腾的白云，我心中忐忑和紧张。虽说到达后在洛杉矶的表妹夫说好会来接机，但他们在当地的生活并不轻松，挣的都是辛苦钱，如有各种意外致接机受阻也很正常。我让自己在心里作好无人接机的准备，思考着各种未雨绸缪的措施。过海关时通关员问我有没有携带农产品，我犹豫了一下然后问他：我随身包里保存的飞机上没吃完的三明治和沙拉算不算？他看看我，和善地笑了笑："欢迎来到美国洛杉矶，过去吧。" 他的笑容友好、随意，我到今天还记得。或许就是他的一笑打消了我的紧张，让我感到西方世界也没有那么可怕吧。天公作美，洛杉矶阳光灿烂。表妹夫西林如约己在出关口等待。寒嘘了几句之后，我注意到了附近有一个50岁左右，戴眼镜、连缌大胡子的瘦高个美国人，手里拿着一张照片在打量我。仔细一看，这𣎴就是我们互相寄过照片，将要去工作的实验室老板吗？没料到他也来了！我迎上前去打招呼："您是理查德.海默希来格愽士吗？" 我问道。"是的。" 他回答。我们三人相互介绍后，理查德嘱咐我先放松一下在姑姑家渡过一个愉快的周末，然后他周一过来接我去研究所。
洛杉矶好莱坞附近，离天文台不远的一个社区里，有三套二房一厅简朴公寓式的住宅。我姑父、姑父的兄弟，和姑父的父亲各住一套。姑父的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前移民美国的旧政府将军，在洛杉矶有几套小公寓出租。改革开放后申请将留在国内的几个儿子全部移民美国。姑姑是我父亲的二妹，她与姑父育有一儿二女。夫妻二人自食其力。姑父爱读书。当年抗美援朝当过司机染红身份，移民后继续在一家公司开车；姑姑来自湖南农村，聪明贤惠，在衣厂做工。夫妻节衣缩食将三个儿女送上大学。一家人和睦相处，儿女孝顺。姑父兄弟众多，接机的西林是他的一个侄子。我的到来忙坏了一家人。姑父一家的热情友好，让我初出国门的紧张情绪放松了下来，感受到了家一样的温馨。姑父姑姑以及表弟、表妹们的贴心关怀给我初来乍到的生活舖垫了一个平稳的过渡，在洛杉矶的十年里这里成为始终对我开放的一个温暖的家。
星期一的上午，老板理查德如约开车过来接我去位于洛杉矶东北角的研究所。名称上虽是国家医学中心但其实是很多年前由一群犹太人医生建立起来的私立机构，分为医院和研究部门两部分，风景如画。其最著名的部分是骨髓移植和血液病的治疗，但也有一些各种类别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室。我们神经生物学研究室在神经科学系的建筑内。理查德向我介绍了实验室的两个女技术员：年龄较大的，多年前来自波兰的朱娣；以及年轻的，数年前来自于阿根廷的苏维娜。她们很客气地对我表示了欢迎。参观完其它部门，完成入职登记，与老板在医院餐厅午餐后，理查徳给我大致介绍了一下我的研究课题和方向：以蝌蚪为模型，研究蝌蚪发育过程中神经轴索运输的进化进程。这是他对于神经轴索功能研究大课题的一部分。老技术员朱娣负责电生理部分的实验，年轻技术员苏维娜协助我的工作。实验方法和设计有待我自己去摸索和完善。
初来乍到，老板为我订了一个星期的医学中心的客房，我也开始找住房。一周后姑父在中文报纸广告上看到了研究所附近有一则分租房间的广告。我们见到了来自台湾的房东杨阿姨。多年前在台湾的丈夫死后她与一个美国人结婚来美。丈夫买下这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后来大她很多的美国丈夫也死了，她就独居于此，并在一间台湾人开的纸牌室工作。她女儿是华航空服员，飞洛杉矶时就往她这里。房东见我是一个读书人，乐意以每月200美元租一间房给我，并希望我介绍更多的类似房客给她。没过多久，同一研究中心的同仁，来自于天津的小钱以及来自于广西的姑娘小黄（均为化名）也加入了进来。小钱与我分享一个大一点的房间，小黄住一较小的单间，生活开始安顿下来。我们都买了自行车作为交通和釆购工具。相较于国内的恶劣气候和人多拥挤，加州四季如春的气候和地广人稀的优美环境，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我们的医学中心，打理得就象一座花园一样。
工作熟悉后与老板的交流也变得多起来。理查得是一个犹太人。一对大大的眼睛，总是一幅和善的笑容。在他高度近视眼镜的后面你很难看到忧愁。他年轻时侯读大学时与前女友有过一个女婴，但两人都没准备好而将婴儿送往孤儿院让人领养了。他之后虽有女友但没再婚也无小孩。人到中年后他开始怀念自己的亲身骨肉，作了无数艰难的努力后终于找到了己婚并有一个几岁大的小孩的女儿。他的女儿由养父母抚养成人，见到理查德后还没有作好准备来接受他这个父亲，但答应从朋友做起。理查德希望挽回他唯一的女儿和孙子，专门为小孙子开了一个大学学费基金帐户，每月定存一笔钱，以备孙子长大后读大学无后顾之忧。他的诚意有目共睹。但是系里的白人并不都这么看。隔壁神经病理实验室的鲍勃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有一次在他家作客，他夫人乔伊思直言不讳告诉我很反感理查德：“他想用钱买回他的女儿，用钱买回他的过失！”她一幅不屑一顾的样子。也许理查德知道别人对他有看法而在系里经常以好好先生的形象出现。有一件事让我非常惊讶他能够那么做：大家都知道犹太人与基督徒因为宗教的差别互不庆祝彼此的节日，传说中耶稣也是因为被犹太人出卖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基督徒庆祝的是圣诞节，而犹太人庆祝光明节（Hanukkah)。不可思议的是，每年系里的圣诞节庆祝活动里查德一定是主持人。我相信理查德的诚意，我对西方因宗教差别造成的巨大冲突难以理解。
一九八九年的年中大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在美国的许多访问学者都在考虑留下来发展。初来美国时我确定要回国，因为我热爱救死扶伤的临床医生工作。我从来没有把实验室工作当成我的主业，而是作为临床研究的基础和补充。由于形式的变化，我也开始考虑留在美国的可能。那之后不久，有流言称美国政府打算让留美的中国学者豁免签证上的移民限制。在医学中心工作的二、三十个中国人中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活法。有一个来自四川与我们同龄的女学者与先生离婚后秘密与一个研究室的肥头大耳的白人老板同居，她有意怀上此人的孩子而让该白人怒气冲天与她分手；我们隔壁的一个台湾小姑娘常来我们这边找房东楊阿姨串门。有一天她说有一个大新闻要告诉我们：我们医学中心与她分租房子的一名中国男同事的房间，头天晩上来了一名中国女同事。俩人关上门共处一室，那女的直到早上六点才离开。台湾女孩认定有事情发生，于是要挟男的为她做事，而这男的不得不从。房东楊阿姨也知道我们几个房客的家属要来，于是向我们推销金项链，以"优惠价格"卖给了小钱和小黄各一根。小钱心眼比较多，两天后请我让姑姑在唐人街为他询价，得知价格后大呼上当了觉得楊阿姨用高价骗了他。小钱千叮咛万嘱咐我保持沉默不要将他询价的事讲出去，"此事以后再说"，他说。两个月后楊阿姨声称她放在厨房上层一个柜子里的金项链丢了，我们三个租客同时成为嫌疑人。但她却不可理解地选择不报警，最后不了了之。而隔壁传说中与女同事共处一室的中国男，因为我与他夫人及他那位女同事的丈夫都很熟，竞然心怀鬼胎拐弯抺角地来试探我是不是那个真正的嫌疑人。他意想天开我最好是这个嫌疑人而让他抓住把柄而封口不往外传播他的流言。他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鬼鬼祟祟，反而坐实了隔壁台湾女孩对他的猜测。
安顿下来后，开始进入工作状态。研究路线图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首先，需要练习使用微型手术器械在显微镜下分离麻醉后的蝌蚪尾神经和神经节，任何损伤都会使非常纤细的神经轴索失去功能；接下来，就需要用同位素标记神经节中神经细胞合成的各种功能物质并观察它们在轴索中的流动。这是最难的一步：同位素超微注射入神经节后，怎样防止对轴索的污染？怎样才能使神经元和轴索继续在水中存活几个小时并产生可以测量出的轴索物质流？第三步是要将完成标记和合成转运后的神经节与轴索分段切下来并测量合成后的同位素的含量；最后才是数据分析和研究结论。每一个步骤都很耗时、精细，是一个大的科研计划，需要按部就班解决许多的问题并取得不同的阶段成果。
90年初，实验室的工作走上正轨。经过不断的摸索和练习，显微手术和解剖技术水到渠成，同位素微量注射也精确到位。我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微型有氧孵化装置，将神经节和轴索用不透水的溶胶分隔在两个微型腔室中。神经节中的高浓度同位素不会污染下面腔室中的神经轴索，两个腔室均以营养液和氧气作媒介以保持神经系统的成活及功能的运行。与此同时我儿子已经出生5个月了。当初来美时夫人已经怀上儿子，为了防止旅途奔波和流产我们选择儿子出生后一家人再在美团聚。我开着人生中第一辆日产旧车，带着一盒牛奶和奶瓶去洛杉矶机场迎接夫人和尚未谋面的儿子，心中的喜悦无法形容。当一眼看到闭着双眼、疲惫而脱水的儿子时我真失望：这哪像我的儿子！还未到家，儿子已将一大盒牛奶喝光，马上容光焕发开始活泼起来。
一家人团聚，生活开始走上正轨。大约在94年，搬了几次家后最终在医学中心附近的一个风景如画的城市，南加州最受华人欢迎的阿凯迪亚市的一个公寓安顿下来。这是一座富裕小城，拥有巨大豪华购物中心，赛马场，洛杉矶地区植物园，医院，和娱乐中心。城市的学校也非常有名，华人超市过马路就是。我们医学中心有四户人家均住在此公寓：楼上是来自重庆医学院的吴亚平和余丽娟夫妇，对面是南京医学院的孙邦华和王维亚夫妇以及合肥科大的周杰和张妮夫妇。公寓附近住在植物园边上的胡军和房荆晶夫妇是亚平夫妇的同学；在我儿子的保姆家又遇到了在那租房，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的刘明和夫人韩燕怡；隔着公寓的马路对面，住着来自北大的龚炜和徐立。也是在那个时候，通过徐立、龚炜我们结识了来自华中理工大学住在海仙达海市的昌松和韦利夫妇，大家在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好时光。
那时候大家都无枸无束，我对未来还没有清晰的规划，周末的时候，我们同一公寓的四家人有空相聚就去市中心的大公园里烤肉。公园里绿草如茵，空气清新。大人在一起聊天、交流各自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小孩们在一起玩耍，开心而快乐。夜幕降临 回到公寓，我们在一起玩牌，结束愉快的一天。城市里的大洛杉矶植物园，简直就是我们的后花园；隔壁城市中著名的杭廷顿私家花园是一名富商巨贾捐给政府后对外开放的美丽风景。里面的奇花异木，热带植物，藏书和雕塑，吸引着参观的游客如潮，离我们的住所也只有几分钟的车程。阳光灿烂的夏天，我们携家带口开车去桑塔莫尼卡的海边。那里有巨大的海滩和停车场供我们休闲，湛蓝的海水是大人和小孩游泳和冲浪的好地方。新年伊始，万人空巷，我们开车去相邻城市巴沙䢗那观赏毎年一度的全美闻名的花车大游行。我们有4家人在这个小城一直住到离开洛杉矶。我家与其他7家的大人和小孩有经常的来往，我们都从这里开始出发，建立了来美国后的事业基础和产生了许多的人生故事。我们在阿凯迪亚城度过了来美后最无忧无虑，最让人留恋的美好时光。
7. 为回归医学做准备
94年，我的实验己经圆满完成，文章也已发表。当时的美国经济在走下坡路，91年房地产崩盘的后果在继续发酵。研究所的许多老板申请科研基金都成了问题。系里神经行为学研究室的老板在拿到全美大奖5个月后却拿不到科研经费不得不关掉实验室。理查德手上的科研基金还够实验室撑两年，之后会怎样就难说了。当时美国的生物科技界各实验室都在流行前沿的分子生物学技术。相比之下，我们实验室的同位素标记的方法却是五十、六十年代的技术，远远落后于时代。与此同时，在留美的中国医学院访问学者中掀起了一股申请美国住院医师训练，重操旧业的风潮。谨慎考虑之后我觉得除此途径，没有更好的选择：我所在实验室学到的技术实在太落伍，而且以生物研究作为专业从来就不是我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美国的医疗科技在国际上首屈一指，放弃在美回归医生专业的机会我将来一定会后悔。权衡再三，我决定在继续研究工作的同时，作好重回医学本行的准备。
美国虽然承认在世卫组织认可的各国医学院的毕业文凭，但并不承认其他国家的医学教育水准和临床训练水平。因此，外国医学院的毕业生首先要与美国医学院毕业生一道，参加同样的美国医学执照考试第一步的基础医学知识考试（USMLE Step One) 和第二步的临床知识考试（USMLE Step Two)。平均淘汰率接近30%，外国医学院毕业生淘汰率远超这个比例。通过后才可申请住院医师职位。在进入第三年住院医师职位前还需通过第三步的各专科临床知识的综合考试（USMLE Step Three)。三年住院医师训练完成后还有每个专业的专业水平考试（Board Exam). 在前三个步骤的诸多过程中，达不到要求均会被随时中止训练或者开除。那个时候我们实验室快要关门了，我没有太多选择，只能背水一战。第一步和第二步的考试每一步骤都有将近10门课程。我打算工作之余每年考完一个步骤。这意味着平均每个月要看完一个科目的英文专业书藉，熟练掌握其内容，并答对80%以上的问题。目标既定，全力以赴。白天将近10小时的工作，每晚7至8小时的读书和复习，两年的读书量超越我在医学院和研究生期间读书的总和。老天有眼，94年我通过Step One的医学基础考试（生理，生化，解剖，病理，药理，微生物，统计，行为医学等），95年通过Step Two的临床科目考试（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传染科，神经病学，预防医学，精神病学，交叉学科等）。接下来，要与美国医学院毕业生一道竞争申请全美住院医师职位。
申请住院医师的准备已经就绪，研究室的工作也走到了尽头。95年我的实验发现了一种蝌蚪周围神经中随发育而出现的新的蛋白质，但我们实验室的技术却无法加以鉴定且科研经费已经用完，新经费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老板只好让实验室关门。与老板沟通后，获得同意我将一批国内欠缺的小型通用实验室设备运回国内曾经工作过的实验室，抚慰一下我这个海外游子的故国情怀。接下来，开始全力以赴申请住院医生职位。理查德为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大力肯定我在研究中的贡献；时任国内神经科主任的谢光洁教授为我签了一封肯定我当初在国内临床表现的很好的推荐信；大学好友淘立坚联系到内科孙明教授，为我签了一封我在大学读书表现的推荐信，也请医教科为我出具了学历证明。我写了一封申请信，附上三封推荐信寄到了全美的100个住院医师培训机构，静候消息。几个月后我收到了10个面试邀请，除了一个在加州，其余都在美国东海岸，那里是美国的医学重镇和传统教育基地。
95年面试季节开始。我的第一个面试机构是非常有名的南加州大学医学院。作为一名外国医学院的毕业生，我觉得自己是不会有机会的，权当一次练兵的机会，因此很放松。首名面试官是一名白人呼吸专科教授。因为当天面试的人众多，秘书迟迟没有将我的档案送来，他说那我们就先聊聊吧。教授很健谈，去过很多国家，见多识广。他先问我来自哪个国家，然后询问了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问题，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以及对朝鲜战争的看法。不知不觉过去了10分钟，我们聊得很愉快。此时教授对秘书仍未送来我的档案感到抱歉。我告诉他有备份，问他要不要。教授很高兴拿过去迅速翻了一下，然后告诉我面试完成，希望我有一个好运气。第二名面试官是一名来自斯里兰卡的心脏科教授。他开门见山告诉我己经看过我的档案，很满意。他的英文口音比我还重，所以觉得我的英语还不错。简短交谈后他邀请我去他的实验室边走边谈，询问了我的基本情况和对未来的打算。结束面试的时候他很直接的告诉我，他认为我不会有问题，回去等候消息。接下来我去了东部的9个面试单位，将近1/3在纽约的布鲁克林黑人区。当时正值隆冬季节白雪皑皑，街道上泥泞不堪。凛冽的北风吹过来，有一种很冷、很压抑的感觉。东部的面试风格也不一样，好些面试官询问的都是一些临床病例上的问题。有点千篇一律，公事公办的味道。来自同一母校，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作访问学者的唐外星，帮忙联系了在纽约中领馆的住宿，并途经他家休息；罗德岛的刘龙斌同学，也客气地让我留宿，第二天送我去当地的面试医院。同学们的热情友好，就像冬日里的一把火，熔化了身体上的不适和寒意，圆满结束了东部的面试程序。
等待结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申请者和录取单位都要填一张表，列出自已心仪目标的优先顺序然后由电脑系统匹配双方的条件，彼此符合者中标，称为Match。此时实验室已经关闭，我失业在家等待面试的最终结果，有大把的空闲时间来思考，也处在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上。我问自己，如果找不到实习机会，我还愿意留在美国吗？那时候，己经担任领导职务的陶立坚同学告诉我，国内正是用人的时候；国内的科主任谢教授准备退下来之前，也关心我是否回国。我反复考虑并与夫人讨论之后觉得，如果能够找到在美实习医生位置，我当然不能放过这个事业上的最佳机会；如果找不到，我也绝不应留下来做我不喜欢的实验室技术员一类的工作。我还不如归去，在故乡从事我所热爱的医生职业。等待中96年的春天终于来到。加州三月杜鹃花开，布谷鸟的叫声带着喜讯来到我家：出乎意料我已被南加州大学医学院录取！既不需要搬家，也不需要回国了。我的命运在那一刻已经确定：为了职业生涯的梦想，为了儿子的愿望，我也只能在美国渡过余生了。
《风雨人生：我到美国做医生》原文发表于“美篇”，经唐红专医生授权发表于心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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