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许多时候，人们处于善的动机和自以为是的正义行为，却往往会在行为的过程之中，不知不觉地坠入罪恶的深渊。
丹麦电影《罪人》，其片名本身便蕴含着一种对善恶真相与人性灵魂的拷问，这种反思式的命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更为契合影片惊悚、悬疑的风格定位。如果说《解除好友》与《暗网》是用网络与屏幕推动剧情发展，那《罪人》则是通过一通报警求助电话来推动整部影片的起承转合，整部影片只有83分钟，唯一出现的场景便是一个逼仄的报案中心与几台电脑。
影片篇幅不长，但却极富戏剧张力，情节故事十分简单，但依旧抵挡不住影片细致的雕琢。影片围绕报警中心接到的一通求救电话展开，报警者是一名自称被绑架的年轻女性伊本，接线员则是一名被判定为过度执法，枪杀嫌疑人的警察，正在接受停止调查的临时接线员阿斯格。整部影片的叙事推进都围绕着这一通报警电话展开，从头到尾这位报警求助的女性并未出现在银幕之中，人物形象的建构完全依赖于这通报警电话。作为一部悬疑电影，它所展现的激烈与恐惧远比观众直观看到的更多。没有暴力的肢体碰撞，没有血腥的画面呈现，没有惊险刺激的追逐与枪战，仅仅是依靠于单一的男主角，一通贯穿始终的报警电话，构成一部具有清晰起因、经过、高潮、结局完整的电影。
整部影片唯一的空间便是报案中心，封闭空间的选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了创作者对影片主题的解读。片中接线的警察因个人原因枪杀了一名十九岁的少年，求助的女人因精神分裂，亲手将自己六个月大的儿子砍死，男主是“罪人”，报警的女人同样也是“罪人”。密闭的空间代表了二者内心对外界的抵触与抗拒，同时报案中心昏暗的光线也成为两人渴望与外界沟通却不能正视自我的象征。除去昏暗的灯光，报案中心接警的警灯成为片中唯一富有色彩的光源，导演利用警灯的亮与灭，代表着男主接听电话时起伏的心情，与逐渐被激起的正义之感。
整部影片男主出现的画面大多为侧面，为避免观众对同一画面场景出现次数过多而产生审美疲劳，剧中运用了大量的特写镜头，在传达影片情绪的同时尽量丰富观众的视觉体验以带动观众情绪。除去对画面景别的把控，影片全程通过对白来控制节奏，给观众以距离的同时增加影片层次。接线电话与移动手机两种截然不同的对话风格连接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也暗喻了社会阶级的鸿沟与权力制度的不可侵犯性。
除去视觉的杂质，《罪人》将语言的艺术发挥到极致，影片的场景建构几乎全部依赖于双方的语言描述，女子的哭泣、孩子稚嫩的声音、男子低沉绝望的控诉都丰富了影片想象中的空间建构，随着对白的推进，观众的脑海中似乎可以感知到一个个比现实更为具象的空间呈现。“他尖叫着，尖叫着，因为他肚子里有蛇，我帮他把蛇取出来了，奥利弗终于不闹了。”这段看似平常的对话中却道出了伊本亲手砍杀自己六个月大的儿子的事实，随着对话的深入与剧情的反转，阿斯格渐渐发现事情并不是他所想象那样，伊本是个精神分裂的病人，并且上一秒自己主观断定是凶手的丈夫极有可能是个受害者。至此，自责与无助也在阿斯格的内心进行了一场博弈，基于职业的敏感，阿斯格在对伊本，无私帮助与拯救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我灵魂的救赎，随着情绪的积累与爆发，介于热心与激进，充满矛盾的阿斯格承认枪杀十九岁的少年并非出于过度执法，而是自己真的犯法了。
《罪人》这种极简的表现风格与独角戏式的表达形式使得影片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极简主义所奉行的“少既是多”也恰恰体现了《罪人》与其他作品的差异性。借助单一场景叙事的影片并不少见，从《十二怒汉》到《完美陌生人》，相对封闭的空间并未对影片叙事带来影响，视觉画面的减少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观众对影片叙事的关注度，而上述两部作品都以群像的人物方式呈现影片，依据大量的场景对白与肢体动作推动剧情发展，《罪人》这种极为单一的叙事模式确实较为少见，同时也极具挑战性。
带有反思意味的影片命题包含更多的是对社会性问题更为深入的思考，也包含了在电影本体层面对画面以及可见影像的节奏把控，以及充分发挥了对白台词的视觉想象对戏剧性情节走向的建构功能。《罪人》语言式的画面呈现，使得观众的思维一直处于一种“可控”状态，一种自觉的情景带入模式，而处于画面之外更为丰富的空间想象与更具叙事张力的戏剧呈现才是影片所要表现的内涵。创作者这种凌驾于观众体验之上的影片把控将，很大程度上展现了丹麦电影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时也为当下高投入、大流量、低回报的电影市场提供一种全新的创作思维，将一种更具艺术气息的影像风格展现出来。
一影一话 谱人世虚实
俱是覆舟风雨 书字可抵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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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南影话 电影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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