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肯定是一种让人感动的文学品质。沈从文曾在创作谈中反复强调这种品质，汪曾祺也曾在创作谈中反复强调这种品质，这是面对苦难的一种方法。毕竟人是需要慰藉的，人在寒冷之中，你告诉他寒冷并没什么用，但如果给予一点温暖，还不至于让他冻死。宗教大体上也是这种态度，人都是要死的，但是宗教告诉你，人死了不要紧，还有天堂呢。所以，在我看来，温暖是接近于宗教的，是慈悲的，是一种智慧。
吴玄
永玉最后提到了曾祺。当年在上海，他和曾祺总是一起见访，一起小吃、吹牛，快活得很。他俩都是才人，所谈也都是妙事，不易忘记。曾祺到北京去了，通信渐疏。永玉也在北京，想来他们一定过从甚密。曾祺的小说集《羊舍的夜晚》还是永玉为他做了木刻插图。想不到十六七年间他们见面不多。想来曾祺别有一个过从的圈子，我总想他们的不常在一起，无论对曾祺还是永玉，都是一种绝大的损失。
1943 年秋，我离开昆明来美，八年以后才在北京重逢。虽说彼此都在一个城市工作，其实咫尺天涯，也难得见上一面。后来，我和曾祺都中了“阳谋”，更是从此天各一方，一别就是“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1980 年再度北京重逢，彼此都到了花甲之年，开始体味“见一次少一次”的道理，便想方设法见见面，喝上两杯，天南地北神聊上半天，但毕竟还是离多会少，无可奈何。
于是，我要曾祺给我画一张画，挂在家徒四壁的屋里，这样就可以每天见画如见人了。他的名篇《昆明的雨》是从这张画说起的。
巫宁坤
历史好像有意要保藏他那份小说创作的才华，免遭多年来“写中心”“赶任务”的污染，有意为 80 年代的小说界“储备”了一支由 40 年代文学传统培养出来的笔。
黄子平
接触之中，我觉得最有趣的莫过于见到汪老“笑”。他把头歪过一边去，缩起脖子，一只手半掩着嘴，就这样“偷偷地”笑。那模样，直叫人想起京剧《西游记》里的美猴王，当捉弄整治猪八戒得逞之后，闪在一边得意扬扬，乐不可支，愈想愈开心。
汪老如此陶醉的情景并非时时可见，只有他在谈到某些有趣非常或值得玩味的事儿才露出来。看到那种从心底由衷发出的笑，你也会被感染得快活起来。
舒非（香港）
我很喜欢读汪曾祺同志的作品……读了《大淖记事》这样的作品，使人仿佛漫步在春天的原野上，嗅到一阵阵清新温馨的花香。
杨沫
人们对曾祺与酒的关系说法颇多，认为连他的飞升也是凭借酒力，怀疑他不久前参加五粮液酒厂的笔会有不利作用。对此我持否定态度。曾祺嗜酒，但不酗酒。四十余年共饮，没见他喝醉过。斤澜有过走路撞在树上的勇敢，我有躺在地上不肯起来的谦虚，曾祺顶多舌头硬点，从没有过失态。他喜欢边饮边聊，但反对闹酒。如果有人强行敬酒、闹酒，他宁可不喝。我跟他一块参加宴会，总要悄声嘱咐东道主，只把一瓶好酒放在他面前就行，不要敬也不必劝，更不必替他斟酒。大家假装看不见他，他喝得最舒服，最尽兴。
邓友梅
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贾平凹
汪曾祺的作品，在当今众多的作家中别出一格。他属于“五四文风”。不是五四时代的人，而秉赋“五四文风”者，实为少见。这就使得汪曾祺具有某种不是出土文物，而是传世文物的价值。
艾煊
说汪曾祺与孙犁相近，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两人都以故乡作为终生的写作母题；其二，深受传统哲学文化的影响。汪曾祺和孙犁都十分关怀故乡人物的命运，喜爱故乡的风俗，描述过不少故乡的山水草木和瓜果菜蔬之类；由于江南特殊的人文地理关系，汪曾祺关于地方小吃写得特别多。这些都容易叫人想起齐白石老人画的白菜、南瓜种种，有一种泥土的清香。关于人物，汪曾祺尤其看重人性，看重民间“情义”，如小说《受戒》写爱情，散文《岁寒三友》写朋友，都着力于美好的内心世界的发掘。因为所写不是现实中的乡土，所以缺少那种血性的涌动，记忆使它理想化了，苦难在审美的观照中变得光洁起来。
林贤治
我们在读汪曾祺那满溢地方风味、浓郁人性色彩、氛围和谐宁静的小说时，会产生进入桃源之乡的超脱感。在他的小说里，有我们所憧憬的那种没有伦理纲常，没有世俗偏见，没有奴役冷酷，没有明争暗斗的理想境界。然而，当我们从他的小说世界走出来，回到现实生活中时，却不能不感到有一种失落的情绪……
杨品、王君
不知汪曾祺自己是否觉察，他的写作在“轻松玩世”的语言背后，总透出一股历史的苍凉气。即使回忆一味野菜，一种普通的吃食，往往也会流露叫人“忘不了的那种难遇的凄凉”之意，何况写故人往事、“方言巷咏”，则多含有不胜沧桑的感慨。谐谑与苍凉，原要结缡而行。没有苍凉气的谐谑，大约不是失之庸浅，就会失之怪戾。而苍凉之于汪曾祺，是一种空廓的人生映象。
费振钟
内容摘自《汪曾祺画传》，大象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