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豌豆
采访时间：5月12日
姓名：王食欲（化名）
性别：女
年龄：22岁
北京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先后出版《我在美国做交换生》和《不能逃出的世界》两部作品，并拍摄尘肺病纪录片《不能呼吸的痛》。曾去往尼泊尔、非洲从事志愿者工作，也曾在大学期间赴比利时、美国做交换生，并进入影视行业成立自己的传媒公司和工作室。目前，即将赶赴英国开始留学生活。
在豆瓣上围观了王食欲一段时间，从她的字里行间中，我看到了一个性格豪爽、成熟幽默的女孩。这样有趣的灵魂让我十分心动，越发想见见她的庐山真面目。
与她的约见，过程十分坎坷。我没想到一个刚20出头的小丫头工作量竟如此惊人，和她的预约不是在片场，就是在去片场的路上。直到见面后，她又一次给了我惊艳的感觉。
长发微卷，衣着青春，和我脑海中“豪爽”女孩相去很远，我甚至以为她是个刚下课出来玩的大学生（本来也是）。
写作、拍纪录片、做志愿者，原来实验班是这种实验我从初中开始就很喜欢写东西，虽说学校的作文大赛从没拿过奖，但还是坚持了很久。
后来，看到报刊杂志上的征稿启事，我试着投稿，一开始不好意思用自己的本名，就起了各式各样神奇的笔名。
没想到，好几家杂志社报社愿意用我的文章，这是我在写作上第一次收获成就感，内心非常欣喜。
当时写的题材非常中二，恋爱、科幻小说都涉猎过，对自己的作品十分满意。
我还跟同学一起写了《三个火枪手》的同人小说，最后竟然被征用了。我俩当时兴奋了好久，内心惊叹道，作家原来这么“容易”呢！
初中三年培养的这个兴趣，成为我顺利进入北京四中道元班的敲门石。
升高中那年正好是第一届道元实验班招生，只招十来个学生，笔试时有几百人参加，竞争相当激烈，最终我以写作特长被招录。
进了四中后我发现，这里有很多特殊爱好的同学。特别是在实验班，有人喜欢研究物理，有人喜欢研究环境科学，通过不同特长设置不同的教学。
每周只有三到四天主课，课余时间都是自己和校内、校外导师联系上课。
我当时的兴趣方向是电影剧本写作，学校帮我联系的校外导师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的导演薛晓路。
她一直辅导我如何写作，也经常教我怎么做剧本。慢慢的，我对电影创作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高二时，我拍摄了一部关于中国尘肺病农民工的纪录片《不能呼吸的痛》。与我一起拍摄的女孩，她爷爷因尘肺病去世，因此想尝试探索这个题材。
但她是学物理的，并不了解尘肺病，也不了解纪录片拍摄，所以她想到了我。
人小胆子大，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背着包扛着设备跑了好几个省。为了能深入记录尘肺病，我们先去了北戴河尘肺病疗养院，获得一些病情信息。
然后，我们带着一位疗养院的大夫走访了河北、山东、贵州等重工业老区，来寻找患病的矿工。
最远的地方是贵州乡村，那是我第一次对中国农村有了深刻认知。准备工作时，我俩为了解国内的乡村情况，看了很多关于乡村的社会学记录和报告，而这些认知远没有真正去一次来得深刻。
我们坐火车到贵阳，辗转汽车、小巴、三轮车到了村里，进村后没有路，还得再走将近两个小时才能到村民家。
令我惊讶的是，出身农村的义诊医生面对眼前的路满面心酸，他对我说：“病人找我看一次病真的太难了！”他以前不能理解，但经过一路跋涉，才发现这都是事实。
纪录片涉及的脚本、拍摄、剪辑、人员联络，都是我们两人现学现做。我爸爸整个过程中也非常支持我，帮我买设备，联系当地朋友安排路程。
片子拍完后在学校放映，家长和老师们组织了一次捐款，学校爱心社捐了5万元去帮助这些尘肺病人。从这以后，无论是公益还是纪录片，我都越发上心了。
我和同学高中毕业后，一起去尼泊尔做了志愿者。我先做了一个月义工，又去寺院里修行了小半月。
尼泊尔是一个佛教国家，人民贫穷，但幸福指数很高，所以我也特别享受这段时光。
大二时，我想去非洲。因为从小看动物世界，觉得非洲是特别棒的地方，也了解到它的多灾多难。为了让这次旅行更有意义，我选择去肯尼亚做一个月义工。
去之后才意识到，这里比我想象中要严峻很多。最令我难过的，是我无法真正帮助到当地的人，累积已久的问题不是单做一个月志愿者可以解决的。
非洲政府非常懒惰，导致人民对生活丧失希望，自然不会为之努力。我在当地遇到一位身患艾滋病的老奶奶，她的孙子没得这个病，她想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
老奶奶说，想给孙子读书攒钱，让我们帮忙赞助一个卖炸薯条用的小车。
我们几个志愿者就一起帮她买土豆，教她怎么算钱，怎么经营，勉强帮她把摊子开起来了。但在我们走后不久，老奶奶却因为感冒病逝了。
我回国后，写了篇文章给某基金会，但他们觉得文章过于负面没有使用。
我深知自己能力有限，不能做问题的解决者，但我希望可以把自己真实的所闻所见，传播给有能力帮助他们的人。
做志愿者，除了经历使然，对我来说更多也是一种生活习惯。我们家信佛，我从13岁就开始吃素，每年都会去寺院住几天。
作为北京的高中生，享受的教育可能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0倍，那我就必须30多倍的回报社会。学校一直以来都如此教育我们，这也是我做公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我在电影这行当身经百战
一开始，我觉得写作是一种表达方式，可以帮助我传播自己所看到的世界。接触纪录片、故事片后，我发现电影是一种更强大的表达方式。
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这是受爸爸影响。我爸一直从事着文字媒体工作，他喜欢电影，观片量非常庞大，经常跑到DVD店淘蓝光碟来看。
在我两三岁时，他给我买了很多动画片，每周会带我一起看电影。我人生中第一次去影院是我六岁时，爸爸带我看张艺谋的《英雄》。
那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出现排队买票的景象，恰巧我就赶上了，我觉得这是我跟电影的缘分。
高中时，我和同学排的全英文戏剧《郑伯克段于鄢》带到法国戏剧节上演出，开始真正了解国外的影视艺术，游历多个国家艺术节也更让我确定自己要做电影这件事。
因此，大学填报志愿时，我只报了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院的圈子，决定了我可以很快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对我来说这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大学前两年我分别去了比利时、美国做交换生，体验了一番国外的电影专业教学，这也为我之后提升影视审美做了有力的铺垫。
除了知识积累，更重要的是实践。进了电影学院就不再是学生，专业课集中压缩在前两年全部讲完，更多精力投入在实际工作中。
电影本来也不是在课本上能学到的，必须要去剧组，去了解行业。我大一就开始跟着师哥师姐在剧组里干活，除了灯光和服装外，场记、摄影助理，我都做过。
在剧组工作，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大一大二时，印象最深的就是老师讲的规矩，从细小的规矩到宏观的规矩。
假如导演需要做个架子，架子上要布满灯光，这件事必须先跟制片主任讲清楚才能联系美术。
因为制片主任需要理清预算，这属于大规矩。小规矩就像女性不能坐镜头箱，一开始我觉得这是不是性别歧视，后来去了剧组发现男性也不可以坐，只有负责管理器材公司的跟机员才可以。
那一套镜头几百万，一是可能造成损坏，二是影响跟机员视线和剧组工作。
做的时间长了，我会发现规矩有它存在的必要性，我也会告知我的师弟师妹，电影学院的校训就是薪火相传。
包括像剧组开机前要有开机宴，求祖师爷赏口饭吃，这些事情都已经成为了传统。
我们这个工作还有一点，就是不允许犯错误，因为工作时间太紧迫。犯一个小错可能会引起巨大的蝴蝶效应。比如丢了一张数据卡，可能一整天都白拍了。
我做场记时，曾被人骂过。老场记需要给演员拍照片，当时的我对这份工作还比较生疏，以为场记打个板，记一下信号就行，没想到拍照记录这事情也归我管。
当时的演员少带了条项链，相当于六条镜头白拍了。我发现后，赶紧提醒了导演，他就把我骂了一顿。
按理来说，这属于服装的工作，但服装是制片人带进组的。导演不能骂服装，也不能骂演员，最后只能我背锅，也算是给自己经验积累吧。
影视行业想要更快融入，需要高姿态的进入，不能只停留在基层工作。等我做完一部分基层工作后，我开始学着做编剧。
在这期间，我结识了一位40多岁的老前辈，我们是在一个网剧上认识，他做制片主任，我做编剧。双方了解后，他对我说，“你做编剧有点浪费，应该做制片人”。
制片人是项目的统筹，下面是制片主任和监制，分管预算和产品质量。我一开始对这方面没兴趣，觉得当编剧很安静，适合我。
转变的契机，是这位前辈要从传统广告转为互联网广告。互联网广告钱少，所以需要找年轻人来帮忙拍，于是他想到了我来谈合作。
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学做监制和制片主任，还有整个广告和影视行业的流程，一边学一边给他干活。
我很幸运的是，赶上了互联网最好的几年。整个影视行业特别缺人，活儿特别多。好处是能积攒很多人脉、资源，迅速提升能力。
渐渐地，我接片的数量开始增多。为了打理这些项目，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又和朋友合伙成立了后期工作室。
这样一套流程下来，算是把拍电影的前期和后期透彻地摸索了一遍。
广告项目拍摄跟公司运营完全不同，需要一些特定的规矩和方法办事。
比如，一个月内要拍一条广告，这条广告可能是100万。作为制片人就要组织50、60个人，在一个月内把这项工作完成。
但这些人可能彼此间都不认识，周期短，大家又互相不熟，靠的就是制片人的专业性和剧组的规矩。我在电影行业真正让一些人认识到是因为一个疯狂事件。
去年我们拍了个汽车广告，对方把需要拍摄的汽车搞错了颜色，没办法，只能重拍。
拍摄时，客户要求我们要拍北京东三环路跑。但谁敢封东三环？除了几年前一位铁血制片人做到过，没人敢再做这件事。
被逼到绝路，我硬着头皮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流动性拍摄。
产品车后面会有一辆跟拍车，我在这两辆车后面放了六辆依维柯，前面又安排了一辆金杯，流动性的制造空间。前后用了三个小时，顺利地拍完了这段广告。
当时，我们还需要在望京浦项中心进行拍摄，但那是韩国人的楼，从来没任何制片人能谈下来。
我跟导演说，“我不给你用这栋楼，我给你谈对面那栋楼，你从另外那栋楼吊着拍也能拍到浦项中心”。
我问他行不行，导演说不行。没办法我只能给他升级标准，最后谈了银河SOHO才算完成计划。遇到这种较强硬的客户，没有商量余地时，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经过这件事后，我慢慢被圈内人所知道，开始接拍明星的代言广告。很多老前辈都是这样过来的，经历过事儿才能让人信服。
作为一个刚入行的新人，在做这些工作时，需要格外大胆心细。
现场那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凭什么听一个20来岁的小姑娘安排预算。所以我必须做好，人家才能服气，下次有活儿自然还会来找你。这行就是拿本事说话，特别传统。
去年，我拍了一部90分钟的电影，是第一部自己担任总制片的小成本院线电影。影片讲的是90年代工厂大院的青春故事，这是严格意义上我的第一部作品。
因为资方非常慷慨全程不做过多干涉，我可以有更多空间去发挥。今年还拍摄了五六十条热播女团节目的广告，基本上每周一半时间都在杭州拍摄。
做我们这行，每天只有四个小时睡觉，忙起来不分昼夜，闲起来也可能会一个项目都没有。
行业流传里一句话是，如果你想30岁前实现财务自由，那必然在30岁后年年进ICU。
剧组里的摄影师或美术老师，比如日薪8000，拍两天就是16000，但在这之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拿得是一个月的钱，其实干的也是一个月的活儿。
虽然很苦很累，但我真的热爱这个行业，非常享受整个创作的过程。有时候拍到喜欢的明星也会非常开心。
当然最开心的是，花几万元可以帮客户做出十几万的效果，就会觉得自己特别厉害，客户也会更肯定我们。
我对我们团队非常自信，给客户的作品经常一稿通过。团队的人都是我精挑细选找来的，从只用熟人到接触陌生人，一点点摸索看人的门道。做这件事，首先自己要专业。
现在给我一个广告，我就可以估算出来大概的花销，用的导演是什么年龄层次和背景。根据导演的作品，基本可以判断他的价位。
在圈子里摸爬滚打久了，之前那些比较幼稚的想法和行为就会慢慢被转化。
客户想要拷贝素材时会多问一句，客户提出我不能理解的想法时会多考量一番，作品也就在坚持和妥协的博弈中出来了。
不设限人生：我没准还要去考个飞行员回想自己上学、做制片的这二十多年，我好像从来没停下来过。
小时候的我没有寒暑假，也没有跟邻居家小孩玩耍的记忆，从四五岁开始学古筝，学奥数学画画，一直到上高中后才不去上辅导班。
身边所有同学也都这样，社交依靠补习班。每到古筝考级前，一天要练八小时左右。我妈去上班，就把我锁家里，她还会要求我每天拿录音机录下来，曲子要弹15遍就要录15遍。
我有时候偷懒，就用两个录音机录，再来回翻录，然后就跑去看电影了。我唯一的玩具就是我爸同事送的一桶乐高，那是我的人生财富。
忙碌好像变成了我的惯性。我之前会觉得为什么中国不素质教育呢？为什么大家不能像美国的那些公立高中一样很自由快乐。
后来我真正去了美国念高中，那是一个教会私立女校。我发现，原来对于美国人来说，中国这种高强度的学习只有私立学校才能享受，公立学校是享受不到的。
他们只能是学到很少的知识，最后成为一般的学生，申不到好的大学。美国私立高中的教学模式和中国的高考模式非常相似。
我这才明白，其实中国教育体制很好，不学习就只能走向越来越平庸的道路。
有创造力的人，不会被这一点点压力所扼杀，而没有创造力的人如果不注重学习，更难成为精英。至此，我想明白这一路忙碌的意义所在。
我会继续选择忙碌下去，且会在未来给自己更多体验。北影毕业后，我选择了去英国留学，之前带我的老前辈，特别不希望我抛下现在的成绩。
但我不喜欢给自己过早地设限，未来的定位也还没完全确定，也许会继续从事电影行业，也许还要去考个飞行员，也许会选择出家。
我现在对自己的思考，是想在英国留学结束后回归写作。
因为写作是一个人的创作，所遭遇的阻碍会比影视行业小一些，而且写作和影视行业是相通的，所有艺术形式都是相通的。
我可以创造自己的故事IP，再用自己的影视资源去演绎它。我是一个特别相信个体力量的人，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传奇和色彩，一定会有自己所奋斗的目标。
哪怕只是柴米油盐，爱和恨。这也是每个艺术工作者，需要不断探索的内容，是很伟大的视角。
我希望在未来我也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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