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yì）钧，万历皇帝，明神宗，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一共在位48年。万历一朝短暂繁荣，内忧外患，外廷党争，内廷宫斗，此消彼长，十分精彩，明末三大疑案的开局之篇“梃击案”便始于万历朝。
可能是万历他爹太过沉迷酒色，种子质量不完美，导致万历这家伙有足疾，整日活动不便还喜欢卧着，所以不太方便见大臣，于是无奈中他不上朝的时间在明王朝创造了一个记录。
朱翊钧这个名字，直到他快5岁了，才开始属于他。他爷爷嘉靖帝晚年迷信道教，“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所以万历皇帝虽然出生了，但是他爷爷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孙子。直到隆庆元年（1567）他爹明穆宗才为他赐名，叫朱翊钧，再过一年便立他为皇太子。正因为万历太子身份的及早确立，又赶上他爹当时还非常励精图治，所以万历小时候受到了极严格、极正规的皇家教育，再加上万历本人学习也非常刻苦努力，以致其随着年龄增长，学问也越发合格。这使他后来也有了炫耀的资本，实话实说的称：“朕五岁即能读书”。
由于万历他爹明穆宗好色过了头，竟为了保证这一嗜好，而长期服食春药，结果早早地离开了人间，无奈地留下了一孤二寡。一个10岁的万历，一个皇后陈氏，一个万历的亲妈皇贵妃李氏。当然肯定还会有一个顾命大臣，只可惜这个顾命大臣高拱没玩好，万历刚即位不到一个月便被太监冯保和内阁大臣张居正合谋给拿下了，拿下的理由就因为一句话。明穆宗去世时，高拱痛哭时忘情地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就这句话让太监冯保给改成了：“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
这话传到一孤二寡耳朵里，不光孩他妈不干了，孩都受不了了，外加上冯保不失时机地继续进言拱火道：高拱这老小子还想着让藩王进京呢，这下子高拱算是混到头了。随后一孤二寡“召内阁、五府、六部众至”，又命太监王榛宣旨：“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高拱听旨后，“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事后冯保不依不饶，接连找事想把高拱除之而后快。要不是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拿万历他爹说事：大行皇帝尸骨未寒，岂能杀害他留下的顾命之臣，恐怕高拱真的玩完了。高拱下台以后，另一个顾命大臣高仪，史载：寝食不安，月余呕血死，估计这二高平日干了不少坏事，怕人找后账。至此明穆宗留下的三个顾命大臣便剩下张居正一人。从此外廷张居正，内廷冯保、皇太后、皇帝，政治天平再一次平衡。
冯保为什么这么恨高拱？首先高拱这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就是这人性格急躁、心胸狭隘、恃才傲物、盛气凌人、专横跋扈。那么他自然看不上冯保这类人。其实看不上冯保的是明穆宗，高拱顺着主子的喜好跟着看不上冯保，这种情况最得罪人，也最招人恨。
隆庆元年司礼监缺一名掌印太监，按资历应由冯保升任，但是高拱却推荐御用监的陈洪掌印司礼监。等到陈洪不干了，高拱又推荐掌管尚膳监的孟冲来干，尚膳监什么地方？皇帝的后厨。想想一个做饭的都跑到冯保前面了！这下子冯保还不天天做梦都得骂着高拱才能度过。这要是某年某月哪怕只是某一天，让冯保得了机会还不把高拱往死里整。
冯保整高拱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外力，那就是张居正。张居正和冯保早就达成了共识，一人主外，一人主内。冯保需要内阁有个自己人，张居正也需要宫内有个照应的，两者一拍即合、甚至狼狈为奸。冯保贪财好货，广收贿赂，没有张居正他办不到。张居正想一展抱负、名垂青史，没有冯保在皇太后、皇帝面前排除干扰，也不可能实现。这样在万历成长的10年间，张居正把他的一系列思想在无大的阻碍下，全面的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取得了伟大的转化和成功。
张居正改革的主要成就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尤其是经济上。不是说政治上不重要，只是政治上的改革一向是让官员听命令、干好活、不贪污，张居正也不会例外。张居正在经济上的改革，特别是“一条鞭法”，是介于“两税法” 与“摊丁入亩”之间的赋役制度，在我国古代史后期的赋役制度的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亚于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的改革。
“一条鞭法”主要是把田赋、杂役、徭役都合并在一起摊入田亩，即“并为一条”，且一律以白银进行征收。没地不交，有地才交。而且如果不愿服徭役，可以交银子免灾。就这一条政策，使得历史上最不富裕的明王朝在短时间内暴富。据说不到5年的时间，国库白银便多了将近400万两。
另外在军事上，戚继光镇蓟门，李成梁镇辽东，并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这里面张居正和戚继光的关系很好，戚继光在张居正身上花费也颇为丰富。当然张居正对戚继光也不完全是为了钱，戚继光在前线打得比较顺利，又能够避免因嫉妒产生的弹劾，要是没有张居正早让人撸了。
张居正的改革为以后的明王朝一共有两个作用。一是为万历三大征提供了经济保障和军事人才。二是为万历怠政提供了环境基础。
张居正除了改革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那就是和宫内的李太后一起担负起了教育年少的万历皇帝。由于李太后非常信任张居正，所以万历皇帝的很多教育问题基本是张居正来负责。人总有缺点，张居正的缺点正是在教育万历的时候毫无顾忌地显露出来。
他对万历太严格，一旦万历不听话，太监们往往拿张老师来恫吓，而且效果特好。有一次过年，万历皇帝的内府没钱了，便去和户部借钱，正好碰上张居正值班，这个钱居然没借出来。像这种事在万历皇帝成长的十年间层出不穷。倒不是万历皇帝犯小孩脾气，更为重要的一个层面是万历皇帝时刻感觉到张居正的功高盖主，或者是完全没把本皇帝当回事。总之多年的心理挤压，使得万历对张居正的仇恨刻骨铭心。以致张居正死后，万历随便找个机会便把张居正的家人、幕僚、朋友免的免、杀的杀、流放的流放，连死了的张居正都差点让人开棺鞭了尸。
万历十年，万历皇帝把张居正的影响彻底消除，又顺带把冯保也给处理掉了。一方面解除了政权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树立了皇帝的权威。面对他老师给他留下的大好局面，皇帝本色发作，不享受等待何时，于是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万历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开启了万历几乎不上朝的纪录。都说万历怠政不上朝是为了“国本之争”，不要往他脸上贴金，这仅仅是个理由，享受仍是主导。
万历怠政的30多年里，最出名的是万历三大征，其次是开启了明末三大疑案。至于三大疑案，本身不疑，称为疑的主要原因就是腐败盛行，皇权让人给见缝插了针，而为了顾虑皇权的威严，不得己草草了事。特别明显的是“移宫案”，本身就是一个受宠的妃子李氏与太监魏忠贤密谋，企图挟皇长子自重，无非是利用皇权的真空阶段捞好处。
所以万历一朝最出彩的地方当属万历三大征。这三大征是：宁夏之役、朝鲜之役（两次抗倭援朝）、播州之役。这三大征中，朝鲜之役最出名、最解气；播州之役耗时最长、花费最多、对明王朝打击最大。三大征的胜利是因为有张居正改革，而三大征结束，就当张居正没有改革。
万历三大征中，朝鲜之役（两次抗倭援朝）可以说打得日本军队抱头鼠窜、狼狈不堪。不管是陆战还是海战，日本人基本全无优势。当时丰臣秀吉率领的那些日本战国名将，比如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等，还有那些经历多年战争洗礼的日本武士，在明王朝面前基本不堪一击。两次抗倭援朝一是让丰臣秀吉的宁波安度晚年的愿望成为笑话。二是丰臣秀吉因此还郁郁而终，偷鸡不成蚀把米。三是改变了东亚几百年的政治格局，日本经此一役，中国他是不敢惹了，只能从此安居海岛，直到美国人佩里打开日本国门。
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和万历皇帝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朝鲜之役，总之他没给他的祖宗丢脸。也充分证明了明王朝：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和不称臣、不纳贡、不割地、不和亲的王朝气概。但是万历的所作所为，即历史负面评价，绝不会是一个万历三大征能够遮掩过去的。随着他继续的怠政、不上朝，明王朝的外廷党争、内廷争斗越演越烈，最后在他死前的前一年，明王朝输了一场决定生死的“萨尔浒之战”。所以那句：明亡于万历，他恐怕是摆脱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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