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之所以违反祖制，极力优宠汉人，根源在于雍正即位受到了普遍的质疑，这个问题终其一生，都始终困扰着他。
“雍正夺嫡说”的源起就在于康熙末年储位悬空，皇位传承不明之际，康熙突然去世，而雍正的仓促即位之后，一直没能拿出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各种猜测和传说就开始出现了，众说纷纭。
关于康熙的死因，当时社会上盛传：“圣祖皇帝在畅春园并重，皇上进一碗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基。”言外之意，康熙是被雍正投毒害死的，这就是他谋父说的根据。
关于他的矫诏夺位无非是说康熙本意要传位于十四子胤禵，在隆科多的帮助下，雍正篡改了遗诏，登上帝位。这种说法有各种版本，有些描绘还很生动。比如有人说“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胤禵，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还有一种篡改遗诏的升级版，改“祯”为“禛”的篡位说。
弘旺的《皇清通志纲要》记载：“十四子讳胤祯，改讳禵”。还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是“康熙病重，降旨召胤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胤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
总之,对雍正种种不利的传言五花八门，最后发展到“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的层面上,并在雍正七年的曾静投书案中得到集中爆发。
雍正弑父夺嫡的传说在社会上流布很广，议论丛生，但是直到今天，人们还是聚讼不已，难有定案。
今日我们便一起来看看“雍正篡位”。值得说明的是，雍正继位后的高压统治，原始资料已无存，今日我们只能从相关史料和后世史学家的评断中来进行述说。
雍正帝
1.双方争论之雍正帝篡位之说康熙晚年两废太子，而且一直没有再立，更不容许大臣涉足。康熙帝非常熟悉典故，曾说：
“汉高祖传遗命于吕后，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朕每览此，深为耻之。或有小人，希图仓卒之际，废立可以自专，拥戴一人以期后福。朕一息尚存，岂肯容此辈乎？”
有鉴于历史上皇位更替授受不明多会酿成惨剧的教训，康熙意欲独掌皇位传承的决定权，最大限度地排除治任何集团或个人对于建储的干扰。但是，由于两次立储失败的残酷打击，再加上晚年受困于皇子储位之争，康熙已是身心疲惫、痛苦不堪，面对群臣力请，康熙在立储问题上一直逃避拖延。
然而，随着康熙的去世，他生前、极力回避的皇位继承人问题，己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出人意料的是：
这继承人既不是人气绝高的胤禩，亦不是颇尚武力的胤禵，更不是学识渊博的胤祉，而是自诩为“天下第一闲人”的胤禛。
这样戏剧性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政敌的不服和世人的疑惑，为了表明自己继统的合法性，雍正必然要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关于康熙的骤然离世和雍正的仓促即位，胤禛自己的描述是：
“至康熙六十一年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苑。时皇考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朕请侍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至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胤祉、淳亲王胤祐、阿其那、塞思黑、胤䄉、公胤裪、怡亲王胤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塌前，谕曰：
‘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
是时，惟恒亲王胤祺以冬至命往孝东陵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胤禄、果亲王胤礼、贝勒胤稷、贝子胤祎俱在寝宫外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戊戌时，龙驭上宾。朕哀坳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
这是雍正七年，雍正为驳斥曾静加之于他的“谋父说”而发，他设计了一个有关七个皇子和隆科多亲自听到玄烨口述传位遗诏的故事。
但在之后不久，雍正恐怕是感觉到自己的说法难以服众，于是又进一步从反面来论证自己的说法，雍正信誓旦旦地说：
“夫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邪谋，希冀储位，当兹授受之际，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出朕鸿基之遗诏，安肯贴无一语，俯首臣伏于联之前乎。”
阿其那（胤禩）、塞思黑（胤禟）谋位已久，若非先皇亲口诏喻，他们怎么会听命于我呢？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七个皇子真的都听到了传位遗诏吗？我们似乎能够从当时提及诸人的反应中看出某些端倪来。
九子夺嫡中“八爷党”
《大义觉迷录》卷一：雍正上谕提到“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突至联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
《清世宗实录》记载：“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并不哀戚，仍于院外依柱，独立凝思，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
可见，当时胤禩和胤禟的反应并不像雍正所说的“俯首臣伏”的样子，而是在新皇帝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和不满。试想，当时的情况是君臣名份已定，胤禟也承认“时机已失”，事实己不可能改变，他们若真的亲口听到了康熙的传位遗诏，即使再失望和不满，也断不敢有完全出乎意料的反应和愤怒。
- 再就是雍正的同母弟胤禵回京奔丧时的反应：
“及胤禵将到京之时，先行文礼部，询问见朕仪注，举朝无不骇异。及到京见朕，其举动乖张，词气傲慢，狂悖之状不可弹述。”
从雍正政敌的种种不逊表现可以看出，雍正为自己即位所做的辩护很难自圆其说，不足以服众。很多学者认为事情的可疑之处就在于，为什么雍正即位之初没有公布七兄弟面承遗诏的细节，只是在流言满天飞的时候才被迫公之于世？
当然，这作为猜疑，并不能证明雍正篡位，维护雍正继位合法性的史学家提出，作为雍正的政敌，即位之初雍正并没有必要去公开一些关于政敌没有必要的事情。
胤禵
对此孟森先生则从另外一个方面提出了质疑：
“圣祖方口语便利，能屡述病势日增之故，而不一及付托之意乎？”
康熙口述遗诏，而雍正自己却不在现场，确实匪夷所思，这马上另外成为了人们怀疑雍正编造此说的由头。
那么如何解释一向精明强干的雍正居然在康熙去世的当天表现地不闻不问，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呢？
就此问题，许曾重先生最先给予了高度关注，他认为：
“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胤禛既要编造玄烨临终前神智清醒，亲自对胤祉等七个皇子及隆科多口授遗诏的神话，又要突出自己被动、清白的善良形象，坚持遗诏是玄烨去世后才由隆科多下达给他，从而就出现玄烨不将遗诏直接告知他，胤祉、隆科多等人也对他封锁这一重要消息的怪现象。”
许曾重先生持雍正夺位说甚坚，他反复强调雍正之所以这样叙述是因为他对矫诏夺位后能否掩人耳目，不致败坏自己的名声没有把握。所以使自己在现场始终处于被动状态，以避免人们的怀疑和指责，而将一切问题和矛盾全部推给隆科多去承担。
而杨启樵先生在认可雍正为人矫揉造作、刻意编造的同时，基于坚持雍正合法继统的立场，提出了异与许先生的观点：
“求名心切，反造成虚伪现象，如皇位授受之际，众人已聆听遗诏，独有未来的天子一无所知，何以故因他一再声明当年毫无凯觑储位之心，所以最后还要编造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康熙帝临终前他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即位者是谁，皇帝一崩，隆科多宣读遗诏，才出乎意外地‘联闻之惊恸，昏仆于地’，原本在强调他的诚孝、恬淡，殊不知这却成为日后指摘他篡位的好材料。”
在裁度相同的史料时，由于研究旨趣的不同，得出的结论却是大相径庭，一则指斥雍正故意掩人耳目，一则虽道他求名心切，却实际上为雍正继位的合理性另辟蹊径。
康熙遗诏
于此争论不休的同时，并行的另一焦点是：康熙遗诏。
遗诏是不是康熙的亲笔或是康熙在世时所定，这不是问题的关键。王锤翰先生认为：遗诏并不需要快要驾崩的帝王亲笔手写，真正可疑的地方是《遗诏》处处于雍正之名避讳。若《遗诏》出自康熙本人之意，在康熙驾崩之前,怎么能为雍正避讳？
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在于遗诏是否秉承了康熙的意愿。除此之外，这个遗诏的疑点也很多：
比如遗诏所署的时间是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就是康熙逝世的当天，然而雍正十六日才予以公布，而且只宣读了满文本，还引起了御史汤保等人参奏宣读诏书的鸿肪寺官，指责他们没有宣布汉文本，雍正就此做了一些说明：
“康熙在天之灵使满、汉人员翁然如一家之意”
但是没有讲出其中的道理。时人指出，由于时间仓促，当时汉文本尚未草就，也就无从公布了。在将《遗诏》和其他官书仔细比勘后，王锤翰先生得出结论：
“无论《遗诏》的汉文原本或满汉文对照原本，都不是按照康熙的本意写成的，而是雍正继位之后再按雍正的意愿制造出来的。”
可之后王先生在检稽《清圣祖实录》又发现现存的《遗诏》原件汉文部分与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份的一道《面谕》中的文字几乎完全相同，几乎是康熙五十六年冬天玄烨颁布的《面谕》的翻版，只是在叙事层次稍作调整和进行加工、润色基础上只增加了传位和丧礼两节。
由此可见，王锤翰先生既认定《遗诏》并非出自康熙本意，又指出《遗诏》和《面谕》如出一辙，似乎有相矛盾之处。
相对立的姚念慈老师在《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一文中指出：
“视《面谕》为玄烨自评可也，为慎重其家业之承传可也，若强以为玄烨于此暗示已传位某某，则难免穿凿附会之嫌。”
一句利用《面谕》穿凿附会使得怀疑雍正继位合理性的人们无话可说。姚老师还进一步从反面论证：
“若此时玄烨己胸有成竹，他还须说什么‘立储大事,联岂忘耶？’何须这样连篇累犊，絮絮不休。”
可见，由于不能断定传位遗诏是否符合康熙的意图，遗诏也就不能作为雍正即位合法性的可靠证据，当然也不足以成为判定雍正夺位的佐证。
而就在这争论重重之时，认为雍正矫诏继位的一派学者另提出一个观点：雍正提出七个皇子聆听他继位遗诏的说法，其实是一个不断修补的过程。雍正七年，雍正帝正式提出这一说法之时，当时在场的八人，胤禩和胤禟、隆科多已死，胤䄉已被圈禁，余下四人即是当初的“四爷党”或忠之于雍正的大臣，自然不可能再有异议。
这一说法确实值得斟酌，但仍不得不鉴于之前那句话：各方都缺乏第一手的证据，不能切实证明雍正矫诏篡位之说，完全相异的两派观点，谁都没有对雍正如何登上皇位给出一个合理完满的解释。
对于这一历史疑案，我们可以说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我想或许历史的魅力就在于此。越过这个雍正“篡位”这一节，我们且不去讨论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就这个质疑的流传对雍正朝来说影响是非常消极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唐国强版雍正
二、雍正帝“矫诏篡位”之说的影响1.战战兢兢的雍正：《大义觉迷录》
这些众说纷纭使雍正的皇权表现得非常脆弱，统治根基不稳。由于先天的弱君处境，雍正的危机意识特别重，一直战战兢兢地经营着自己的王朝，对政敌时刻保持警惕之心。
他经常提醒自己“邪党众多，人心巨测，不得不留心防范。”事实上，为了掌控局势，雍正除了祭祀皇陵外，从不敢轻易离开京城，其防变的紧张程度可见一斑。那些流言蜚语也给雍正的精神带来严重的创伤，以至于让他办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面对曾静等人给自己罗列的十恶不赦大罪，雍正为了给自己辩白，他亲自撰写上谕驳斥,并编纂《大义觉迷录》颁布天下。
然而事与愿违，弄巧成拙，不仅没有达到澄清事实的目的，反而让宫内的争斗公开化，贻笑大方，伤害了帝王的颜面。而且后世对他即位的种种质疑和争论也大都肇端于这本《大义觉迷录》，这是雍正始料未及的，历史给他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
难怪乾隆即位后，严令收回《大义觉迷录》，有私藏者罪之，此书终清之世成为禁书。
《大义觉迷录》
2.祥瑞之事揽民心
此外，雍正朝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祥瑞之事伴随了雍正执政的十三年。
中国历史上，帝王讲求祥瑞的事情屡见不鲜。一旦政治不修，专制君主就会以“嘉禾出、甘露降、麒麟现、灵芝出”等所谓祥瑞来粉饰太平，欺骗臣民，以维持自己的统治。本来，康熙是最反感祥瑞之事，不管真假与否，至少从表面上来看，他对大臣奏报祥瑞表现地特别不屑一顾，斥之为“贻讥后世的事情”，而且呈报祥瑞的事情在康熙朝并不多见。
奇怪的是雍正却一反其父的作风，特别热衷于搞祥瑞之事，在他的鼓动下，一时社会风气很盛。虽然他标榜自己“朕素不言祥瑞”，但实际上是雍正纵容各地呈报祥瑞的事情比比皆是。
雍正二年顺天府尹张令磺进呈瑞谷，“一茎四穗”。雍正五年河南总督田文镜奏报河南所产谷子有“一茎十五穗”的。为了昭示本朝五谷丰登，雍正把各地奏报的瑞谷命人制成《嘉禾图》和《嘉谷图》等，并亲自作题。
于是陆续有大臣呈报各地的诸如麒麟、瑞芝、甘露、凤鸟、五星连珠等奇异景物。不过，雍正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大臣奏报“卿云现”了。据说舜将传位于禹，作歌曰“卿云烂兮，么七鳗鳗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孝经纬·援神契》则云“天子孝,则庆云出。”对于饱受“谋父、逼母、弑兄、屠弟”指责的雍正来说犹如抓住了救命的稻草，在听到其宠臣鄂尔泰报告云南出现卿云祥兆时，表现地异常兴奋，毫不吝啬地嘉奖鄂尔泰是“不世出之良臣”。由于把卿云和天子孝连在了一起，雍正非常感慨地说“联之事亲，不敢言孝，但自藩邸以至于今，四十余年，诚敬之心，有如一日，只此一念，可以自信”。
他这一番自白，无非是想证明自己是圣孝的天子，绝不是流言所传播的大逆不孝之人。鄂尔泰深谙雍正的心思，通过奏报卿云给雍正以支持，迎合了雍正政治斗争的需要。
有理由相信，雍正大搞祥瑞之事并非单纯的迷信活动，而是给它赋予了很浓重的政治色彩。雍正仓促即位，政敌多有不服，民众尚有疑惑，为了赢得民心，巩固统治地位，雍正通过求助于祥瑞来营造太平治世的假象。与其说雍正迷信天人感应，不如说他是把祥瑞作为打击政敌，揽取民心的工具。
雍正最喜“祥云”
3.秘密立储制度
人们每每论及这一制度，大谈这是雍正的创举，是几千年来立储制度的经验总结。殊不知，这是雍正经历了康熙末年的储位之争后，作出的痛苦抉择。白新良先生说“雍正皇帝的这一决定，是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经过长期的摸索并付出巨大代价之后的一个结果”，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就雍正即位来说，不管他的继位是不是符合康熙的本意，单就他艰难上台的历程和上台后受到的种种猜忌，以及给他带来的诸多困扰和挑战看，要是康熙能留下亲笔书写立雍正为嗣的确凿证据，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为了避免重蹈康熙的覆辙，亦为了防备不虞之需，雍正经过将近一年的艰难摸索，总算破解了困扰许久的难题，他在总结中国历史上的立储制度经验得失的基础上，发明了秘密立储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虽为秘密立储，却又郑重其事地举行了立储大典，并把建储密旨存放的地点向大臣公开。雍正此举可谓用心良苦，如果他本人突然发生意外，秘密建储的最后一步即他与暗定皇嗣之间皇权的交接，便可以在早己确知密旨存放处的全体朝臣监督下，继续完成，从而使凯觑皇位者无任何可乘之机。
从后来乾隆顺利登位的实践看，他的秘密立储是很成功的。这是对中国古代建储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其关键在于取消储权，杜绝了皇权与储权的矛盾及储位之争。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很好地处理了君权和储权、储君和普通皇子之间的关系，对于稳定政局，巩固统治，实现皇位的顺利交接都大有裨益。
不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雍正创建这个制度一定非得要成为一代家法，严令子孙执行，只是他儿子接续其父这一制度后才成为了有清一代的定制。乾隆四十三年的上谕指出“不可不立储，而尤不可显立储，最为良法美意，我世世子孙所当遵守而弗变者。”
至此，秘密立储制度才成为有清一代的家法规制。可见，康熙晚年的储位之争对雍正伤害之深，他只是为了避免自己的悲剧发生在自已的儿子身上，保证皇位的顺利传承，才不得以行秘密立储之法，那时他还并没有深思熟虑到一定要规章定制的程度。
秘密立储制度为乾隆的上台肃清了困难
三、总结历来对雍正帝“矫诏篡位”之说的争议从未停止。所以作者在这里不能更不敢妄言此事之真假。但摆在众人面前的一个事实是：无论如何，他上位了。
即使他“矫诏篡位”，可我敢说，在中国封建社会，还没有这样一位帝王，在位仅仅十三年，便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其收到的成效与缺点都相当突出与鲜明。
雍正帝的成就第一在于通过清除朋党，加强皇权，有效遏制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再不会出现如康熙朝那般，所谓的“大爷党”“四爷党”“八爷党”等等，在雍正帝手中形成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政治局面。
第二，雍正帝大力整治吏治，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第三，施行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税等政策有效结束了康熙时期财政的混乱状况，国库逐渐丰盈。
第四，进一步统一稳定了西北边疆，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此外，雍正帝注重发展生产，兴修水利，促进了民生的发展。
虽后世对雍正“篡位”众说纷纭，但均对他给予了不俗的评价：有胆略，有气魄，有帝王资质，对于政治有敏锐的觉察力，能够迅速做出符合实际的决策。在其手中，军机处、火耗归公，解除贱民等等多为清朝首创，这为康乾盛世之美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正如上面所说，雍正帝的缺点也很突出。尤其是文化方面，他大兴文字狱，一味的加强思想控制。此外他还派出“特务”监控大臣，滥杀无辜，导致统治集团内部人人自危，民间多出现紧张与不满的情绪。
是啊，皇帝也是人，人就拥有着复杂的多面性。总的来看，雍正帝能称得上古代杰出的帝王之一，但是其为人、性格、处事等方面的弱点不仅影响到他的家庭，更影响到他的治国，使他晚年处于痛苦之中，甚至让他死后都承担着骂名。雍正帝看似辉煌的君王生涯中，也带着几分悲剧意味。
注：文中所用图片若有侵权，烦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我们每天为您奉上精彩、深度的文章，您的支持是我们创作最大的动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