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通常指1453至1600年之间约一个半世纪的一段时间。这个时期恰好与东方大国明朝（1368～1644）中后期重叠。
1453年（明景泰四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士兵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结束了长达千年的东罗马帝国统治。期间，为躲避战乱，一些希腊学者逃至意大利半岛。他们的到来以及所携带的文献促进了人们对古代文化的兴趣。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希腊民间画家塞奥菲洛斯·哈齐米哈伊(Theophilos Hatzimihail，1870～1934)作。
在漫长的中世纪之末，欧洲的学者们已开始将目光回望至遥远的过去，他们在古代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经典著作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文化之根。15、16世纪的艺术家们认为在意大利兴起的新风尚是与古希腊的文化艺术传统遥相呼应的，而当下时代与古希腊之间的“中间的时期”（中世纪）则与此格格不入。长期对古典文化的向往，使他们将自己的挖掘、研究工作称为复兴古希腊的艺术。这一实则复兴文化标准的举动导致了一系列相应的结果，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们便是在这一思想指引之下开始了对古代音乐形式的“复兴”。然而，音乐艺术所具有的不易保存的特殊属性，致使在这个领域的“复兴”更多的时候意味着“创造”。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他们的相关活动最终导致了歌剧在世纪之交时的诞生。
G·加布里埃利的《坎佐纳》，1597年。
后人用“文艺复兴”（Renaissance）这个源自法文、原为“再生”之意的词来命名这个时代。在音乐史上，通常指从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末的这段时间。这个时期是西方文明的主要转折点之一。与过去的那个时代相背离，强调个人尊严和价值的“人文主义”思潮成为文艺复兴的思想核心，并逐渐演变为遍及欧洲文化艺术方面的一场运动。
在这场席卷欧洲大陆的人文主义大潮中，保存下来的各种艺术品无论题材如何，无不透露出一个大写的“人”字。在各种反思与复兴中，艺术家、人文主义者重新定义、挖掘了“人”的概念。
《雷奥纳多·达·芬奇自画像》，油画。安宁摄于山东省博物馆，2013年。
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的杰出画家。雷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将佛罗伦萨的一位普通女士作为自己绘画的对象，画中人怡然自得的神情洋溢着一派人性的自然之美。同时期，拉斐尔所描绘的“圣家庭”尽管仍是来自于圣经的内容，但充满着人伦之情的画面更像是平常人家的一个生活瞬间。
《蒙娜丽莎》，油画，雷奥纳多·达·芬奇，1503～1506年。安宁摄于卢浮宫，2013年。
1501年（明弘治十四年），意大利人彼得鲁齐（O.dei Petrucci，1466～1539）在威尼斯首次印刷了一本复调歌曲集，此举使得音乐的传播更加便利、广泛。受益于此，这个时期保留下来的音乐文献十分丰富，其中世俗音乐所占比重突出，其数量之多、形式之丰富均是上个时代难以比拟的。
彼得鲁齐在威尼斯印刷的复调歌曲集
世俗文化勃兴之时，宗教之力同样强大。延续自中世纪的传统，基督教会依然是艺术的主要保护者。不仅一切如昔，甚至还有所加强。1517年（明正德十二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在维滕堡城门上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导致了席卷欧洲的一场宗教改革。由于路德认可音乐在教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新教教会吸引了大批创作者前来侍奉。此举不仅对宗教音乐，甚至对更为广泛的欧洲音乐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马丁·路德塑像，位于德累斯顿圣母教堂前。安宁摄于德国，2012年。
马丁·路德确立了音乐在宗教改革仪式中的中心地位，用众赞歌（也译作新教圣咏）来传播福音，并以此将参与仪式的会众联合在一起，目的在于使所有的人感受到音乐的教育和道德伦理力量。
不难发现，文艺复兴的时代是世俗与宗教并重的时代。这个状况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个“利好”的消息——保护人增多了，市场需求增加了——传统的基督教会、新教，以及世俗社会中的贵族、市民等都需要艺术的陪伴。另一方面，此时的艺术家们不仅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神的喜欢，同时也希望世人能够理解他们的创作。为此，他们刻意、努力地动用各种创作手法，使自己的创作意图更加明确地呈现出来，以便更加迅速地被感知。可以发现，正是在这种新的“供求关系”的促进之下，作为一门艺术的音乐诞生了。
明代之中国，君主专制空前加强，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统一和巩固。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繁荣，出现了商业集镇和资本主义萌芽。受其影响，文化艺术呈现出世俗化趋势。
文学方面以小说达到的艺术成就最高，《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等皆成书于此朝。被称为“三言”“二拍”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以及《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等传奇小说集，更是以世俗小故事的方式，成就了中国古典短篇白话小说的巅峰。
一代才子唐寅，玩世不恭、穷困潦倒，然其绘画中尽是才子佳人、寄情山水之作。“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传统文人的生活环境未曾改变，心中理想依然。
《松林扬鞭图》，唐寅。
文人情怀在琴曲的持续发展中得以抒发、延续。至1425年（明初洪熙乙巳），明朝皇子、琴家朱权（1378～1448，朱元璋的第17子），将自己在宫中发掘的千余首琴曲中选取64首编印成册，取名《神奇秘谱》刊印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正式出版的琴曲集，所收录的琴曲被后世大量转载、流传，如《广陵散》《梅花三弄》《高山流水》《潇湘水云》等，而其中对乐曲的解读文字，也成为后世琴乐重要的参考文献，史料价值极高。
朱权，因避祸而寄情于文学、戏曲、历史、音乐等，所作杂剧今知有12种，堪称戏曲理论家和剧作家。
音乐理论方面以朱载堉（1536～1611）的贡献最为耀眼。作为明太祖的九世孙，他还是杰出的自然科学家、音乐艺术家，其成就达到了明代自然科学和艺术科学的顶峰。一生著述盛丰，尤以《乐律全书》最为著名。通过演算，他证明了匀律音阶的音程可以取为二的十二次方根（即十二平均律），改变了世界音乐历史的进程。
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乐律全书》
流行的戏曲唱腔中，明初最有影响的当属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江西的弋阳腔、江苏的昆山腔，被后世一并称为“四大声腔”。随着时间的推移，海盐腔、余姚腔逐渐没落，经过改革的昆山腔则逐渐崛起，被公认为戏曲正声，成为后世“雅部”的代表；弋阳腔则继续在民间流传并演化为丰富的高腔系统，成为后世“花部”的代表之一。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以魏良辅为代表的一批戏曲音乐家，从演唱到乐队伴奏各个方面对昆山腔进行了全面改革，使之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一种戏曲音乐。万历年间（1573～1620），昆曲名家汤显祖（1550～1616）完成了传世之作《牡丹亭》。
15世纪中叶以来，在欧洲进入文艺复兴这个新时代的同时，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中国正值明代中叶。伴随着社会发展的巨大变革，世界的东西方不约而同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文化方面出现了一些看起来相似的进程，耐人寻味。然而，与西方人文主义占主流的文艺复兴不同，遥远的东方没有出现同样的思潮。一代宗师汤显祖完成了描写青年男女相互爱慕、大胆追求自由爱情的《牡丹亭》，也透露出对自然人性的无上崇尚。
《牡丹亭》，高马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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