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贪污犯
“刘青山、张子善案”，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反”运动中查处的一起党的领导干部严重贪污盗窃国家资财案件。
1951年11月，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露了刘、张的罪行。同年12月4日，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议，经中央华北局批准，将刘青山、张子善开除出党。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举行公审大会，随后河北省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
据有关资料记载，当周恩来将华北局的报告送交毛泽东时，毛泽东看后许久不语。周恩来就问：“主席的意见呢？”毛泽东说了两个字：“死刑！”周恩来又问：“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毛泽东还是两个字：“不准！”
当时，确实有一些人找毛泽东，替刘青山、张子善“说情”，希望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能够“枪下留人”。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
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毛泽东还对工作人员下了命令：“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的人，一律不见！”
此后，毛泽东还在一些场合讲过“非杀不可”的道理。据《党建经纬》1998年第1期披露，在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后不久，毛泽东在一次谈话时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
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惩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
崇祯
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走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在这次谈话里，毛泽东油然地联想到明朝亡国之君崇祯皇帝朱由检，并以肯定的口气说“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
崇祯继位，“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
中国封建社会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了朝明已是后期。在明朝末年，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异常尖锐。明朝自永乐帝朱棣后，历朝帝王多是庸碌之辈，且大多怠政、荒政，造成大权旁落，故阉宦奸臣乱政的事件不断发生。
张居正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之后，万历皇帝明神宗不理朝政，日益纵情于声色物欲之中，以致出现了“朝政日雍，人情久郁，大僚半缺，言路尽空”的状况。明神宗既不临朝听，常常以“圣体违和，一切传免”，又不批阅奏疏，“疏揭月数上，十不能一下”，将奏疏留中不发。正如当时官至大理寺评事的雒于仁在《恭进四箴疏》中所言：“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宠十俊以启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弃，储位久虚，此其病在恋色也。”神宗二十多年不理政事，深居宫内，纵情声色，肆意挥霍。
明神宗
如诸皇子成婚，诏取太仓银2400万两，而当时每年“赋税之额，乃止四百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贪污腐化。文官爱钱不要命，武官贪财又惜身。明神宗对中央与地方要员缺而不补，致使严重缺员。许多衙门缺主管长官，政事无人处理。如在户部，各边境兵饷无人发放，各地解来饷银无人批收；在礼部，国外来使六七百人无人过问；在刑部，“狱囚积至千人，莫为问断”。官曹空虚，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已处于半瘫痪状态。明帝国大厦将倾，已露端倪。所以有历史学家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明熹宗天启年间，朝政更加黑暗。昏庸的熹宗“好盖房屋，自操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当这位嗜好干木工活的皇帝“每引绳削墨时，忠贤辈辄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辈以是恣威福惟己意”。当时，阉宦魏忠贤勾结熹宗的乳母客氏，培植亲信，控制朝政，擅作威福，大肆残害忠直大臣。到天启末年，“天下大权一归忠贤”。
在经济上，统治阶级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生活，对老百姓进行残酷剥削。他们横征暴敛，疯狂地兼并土地，使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庄占地214万余亩，宗藩外戚庄田也急剧增多。
明末秦王在西安府属的庄田就远在八千九百顷以上。魏忠贤占地也达100万亩。而一般地主也多者千顷，少者亦不下五六百顷。随着土地的集中，大批农民沦为佃户和奴仆。江南“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
而封建政府的压榨也越来越重，从万历四十六年起加派“辽饷”，以后又有所谓的“剿饷”“练饷”，共加派约达1670万两，比政府的正赋还超过一倍。地主用各种办法将负担转嫁给小农，小农则家破人亡。从神宗起又向各省商贾征收2%的矿税，这项矿税，其实是公开的抢劫。
从万历到崇祯年间，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受了各种自然灾害。由于明政府残酷的经济榨取和野蛮的政治压迫，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们无法抵御水灾、蝗灾、旱灾和瘟疫的侵袭，造成农村十室九空，甚而至于发生“母烹其女”“父子兄弟夫妻相食”的人间惨剧。
面对地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官吏的横行霸道，天灾不断，社会经济凋敝。农民为了生活下去，只有武装起义。明末农民起义遍及湖北、江西、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山东等省。与此遥相呼应的还有南方佃农的抗租斗争和奴仆暴动，以及城市的反对矿、税监的斗争。
内忧重重的同时，明政权还面临着外患。东北地区，女真族迅速崛起，建立后金政权，不断攻城略地，屡败明军。
明王朝的统治面临着四面楚歌的窘境，而朱由检正是在这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上，登上皇帝位的。
朱由检剧照
朱由检（1610—1644年），是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的嫡弟。于公元1622年被册封为信王。公元1627年八月，熹宗病危，因其无子，便将朱由检召入宫，决定传位给他，并“谕以魏忠贤、王体乾可计大事”，即要朱由检继续重用魏忠贤。他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崇祯”。
崇祯皇帝是在大明王朝的政治危机、阶级危机、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际，登上历史舞台的。其时“元气尽凘，国脉垂绝”, “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譬一人之身，元气嬴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在此情况下，崇祯一人，无回天之力，所以后世评其“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是有一定道理的。
“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好在哪里
毛泽东说：“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他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个论断呢？其实这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来看，崇祯皇帝堪称“明君”，堪称“三好”皇帝。
一好：崇祯“神明自运”，果断地除掉奸宦魏忠贤
魏忠贤“目不识丁”，但颇有胆力，能决断，猜疑心强，手段狠毒。他靠阿谀奉承获得明熹宗信任，干了大量的坏事。由于他大权在握，各地官吏为了讨好他，在全国各地给他遍设“生祠”，耗费了很多钱财。魏忠贤还打击东林党，杀了很多官吏，吏治更加败坏。《烈皇小识》上记载：“逆贤用事，动以立枷示威，前后毙者以千计”，到后来甚至发展到“百辟卿士，不媚天子而媚奸臣”。魏忠贤被称为“九千岁”，他收容一批无耻官吏为“义儿”，号称“五虎”“五彪”“十孩儿”“四十孙”等。
崇祯皇帝对把持朝政的魏忠贤早已怀恨在心，两人矛盾由来已久。崇祯生母刘氏在其5岁时即去世，他是在庄妃抚养下长大的，对庄妃感情甚深。庄妃虽然仁慈善良，但还是受到魏忠贤的排挤，最后“愤郁死”。这对崇祯刺激很大，对魏自然十分仇恨，一直伺机除掉他。
魏忠贤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但也不愿就此束手就擒。《国榷》中说熹宗驾崩前，魏忠贤“有异志”，曾先后找其心腹、都督田尔耕和崔呈秀谋划篡夺帝位。田唯唯诺诺，不明确表态，而崔则以“恐外有义兵”相推托。魏忠贤只得作罢。
崇祯即位时，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魏忠贤的亲信田尔耕为锦衣卫提督，崔呈秀为兵部尚书。朝廷内外自内阁、六部乃至四方总督、巡抚，遍布魏忠贤的死党。魏忠贤不敢公然加害崇祯帝，但是，暗害还是有可能的。所以，崇祯入宫当天，一夜未眠，取来巡视宦官身上的佩剑以防身，又牢记皇嫂张皇后的告诫，不吃宫中的食物，只吃袖中私藏的麦饼。
崇祯登基之初，一面像他的哥哥天启帝朱由校一样，优待魏忠贤和客氏，一面将原信王府中的侍奉宦官和宫女逐渐带到了宫中，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魏忠贤对于崇祯帝，则始终无法揣透其心思。他的策略，就是给崇祯大送美女。然而崇祯在明代皇帝中是少有的不好色者。魏忠贤千方百计地想导引崇祯做一个无能的皇帝，竟然派一个小太监坐在宫中的复壁内，手中持“迷魂香”，使室中自然氤氲着一种奇异的幽香，以达到催情的效果。这一招，被崇祯识破，大发感叹说：“皇考、皇兄皆为此误矣！”并急命撤掉。
既然美色无法打动崇祯，魏忠贤于是干脆采用更赤裸的试探方式。天启七年九月，“魏忠贤乞辞任，不许”。这时，一些无耻的臣工们仍然不停地上疏为魏忠贤大唱颂歌，崇祯读这些奏疏的时候，总是“且阅且笑”。魏忠贤上了一道《久抱建祠之愧疏》，向崇祯请求停止为他建造生祠的活动。崇祯帝的批复不温不火：“以后各处生祠，其欲举未行者，概行停止。”这样一次顺水推舟之举，便抑制了朝野上下对于魏忠贤的进一步崇拜，而又不致引起魏忠贤的恼怒。相反，崇祯帝还不断地嘉奖魏忠贤、王体乾、崔呈秀等人。
老奸巨猾的魏忠贤指使另一个阉党分子云南道御史杨维垣施出了丢车保帅之计，于十月十三日上疏弹劾兵部尚书崔呈秀，企图混淆视听。崇祯佯作不知，甚至连“车”都不让丢，下旨谴责杨维垣“率意轻诋”，对崔不予追究。十月十八日，杨维垣再次上疏，弹劾崔呈秀“通内”。
崇祯自然知道时任兵部尚书的崔呈秀在阉党中的分量。崔呈秀在魏忠贤门下号称“五虎”之一，是魏忠贤的得力干将。逐去崔呈秀等于断了魏忠贤一臂。在静候了几天后，崇祯决定免除崔呈秀的兵部尚书一职，令他回乡守制。此一举动，等于是掀开了“倒魏”的大幕。敏锐的官员们觉察到政治局势的动向，于是揭发和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
但是崇祯一直不动声色，任由着臣工们攻击魏忠贤的高潮一波胜过一波，中间还得面对魏忠贤的哭诉，依然无动于衷。直到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攻击魏忠贤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伤民财；十、亵名器。应当说，钱嘉征此疏并不是空洞的议论，十条罪名大都可以坐实。于是，崇祯立即开始行动，召魏忠贤，命令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了钱嘉征的奏疏。
魏忠贤“震恐伤魄”，立即去找了他的赌友——原信王府太监徐应元，讨教对策。徐应元劝魏忠贤辞去爵位，也许可以保富贵。次日，魏忠贤请求引疾辞爵，得到崇祯的允许。十一月初一日，崇祯斥责徐应元，并再次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然而，魏忠贤是过惯了有权有势生活的人，出京的时候竟然还带着卫兵1000人、40余辆大车，浩浩荡荡地向南去了。
一个戴罪的宦官竟然还敢如此跋扈，无疑进一步刺激了崇祯敏感的神经。于是，崇祯接着下了一道谕旨，命锦衣卫旗校将魏忠贤缉拿回京。十一月初六日，在阜城县（今河北阜城）南关的旅舍中，亲兵散尽的魏忠贤在旅馆中绕房疾走，自缢而亡。但魏还是被“磔其尸，枭示”。同时，客氏也被杖死于院衣局。
崇祯在除掉魏忠贤后，大举清除魏党。他“追客、魏诰券，以六等定魏党罪，刊布中外”。崔呈秀、田尔耕等被处死，受到各种处罚的共达254人。崇祯终于夺回了朝政大权。
为了防止魏忠贤式的阉党势力乱政的事再度重演，崇祯又采取一些措施来约束宦官。在天启年间，许多边镇派有宦官，崇祯便下令“各处镇守内臣一概撤回，一切相度机宜，约束吏士，无事修备，有事却敌，俱听督抚便宜调度。……各内臣都着回京”，次年正月，“诏内臣俱入直，非奉命不许出禁所”。
二月，“谕戒廷臣结交近侍”。崇祯在即位之初，集中精力打击阉党，约束宦官活动，其目的主要是夺回对朝政大权的控制，同时也是为了取得大臣们的支持，以巩固自己的权力，重整河山。
崇祯帝在除去魏忠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胆略，令人钦佩。明末清初松江（今上海市）名士夏允彝评价崇祯皇帝除去太监魏忠贤一事为“神明自运”。稍后的历史学家如谈迁等人，对于崇祯帝在除魏忠贤一事上所表现出来的稳重、魄力，都叹赏不已。
这些，都体现了崇祯帝的深谋远虑。然而，崇祯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导致他在此后十余年的统治中，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他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
二好：崇祯在明代皇帝中是少有的崇尚节俭、勤于朝政
中国历代封建帝王，尤其是末代君王，大多不理朝政，荒淫无耻，挥金如土，沉湎于酒色之中。明代后期的几个皇帝，更是如此。但是，崇祯在位期间，却始终能做到崇尚节俭，勤于政事。
崇祯帝自幼养成俭朴的习惯。他初习字时，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他在即位不久，即下诏“止苏杭织作”，他说：“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重困一方民，稍加轸念，用示宽仁。俟东西底定之日，方行开造，以称朕敬天恤民至意。”他又下令：“诸臣服饰袖长不得过一尺。
宫中尽撤金银等器，俱用陶器。并谕诫诸臣，不得擅用金银。”自明神宗以来，“膳馐日费万金”，而崇祯“命尽减，但存百分之一”。按照惯例，皇帝的皇冠和靴子每天要换一次，而崇祯却命令每月换一次。某日听讲官讲书，他所穿内衣袖子已破损，露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把它塞进去遮掩。一个讲官看到了，奏道：“衣之敝虽过于位，然美德也，何必讳？”
崇祯在私生活上也比其先辈们节制得多。比如，他下令撤掉了用来激发皇帝性欲的“暗香”。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原计划“来良家女充九殡”，而“刑科给事中光时享请缓之，俟寇平举行”，崇祯“从之”。
崇祯勤于政事，事无巨细都要由他定夺，这与前几朝皇帝如神宗、熹宗等的怠政、荒政现象形成强烈对比。他经常召见大臣，“面决庶政”，有时到深夜还在处理朝政。“凡下科疏，类硃批日时，以防壅遏，多有子、丑时者。盖批阅至丙夜不休也”。他与大臣们商讨朝政大事，“终席无倦容”。
崇祯十五年七月初九，他因“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遭到内阁辅臣的批评。崇祯帝既感激又羞愧，特亲笔写了手敕，对辅臣进行褒奖，对自己进行批评。
崇祯甚至连节日也上朝，崇祯十七年元旦三更，“上率皇太子视朝，百官未至，惟李辅建泰踉跄至。上不悦，遂罢朝”。崇祯一生，无特别嗜好，“一切声色货利玩好之奉皆不事。万几少暇，惟抚琴动操一二，亦不属意为也”。为了治理祖辈留下的烂摊子，崇祯可以说是鞠躬尽瘁，费尽心血。且不论其结果，他的这种精神是应该肯定的。毛泽东说他“好”，主要是指他的这种节俭勤政的精神。
三好：崇祯革新了人才选拔制度，用人不拘一格
隋唐以来，皇帝们一直以科举制度为最主要的获取人才的途径，其虽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年久日长，其弊端愈来愈明显。明人王世德曾批评说：“治国必需经济之才，而以八股取之，所取非所用。”此语可谓一针见血。崇祯时，朝廷上下要求改革用人制度的呼声日高。
崇祯深知，要挽救其统治危机，保住江山，须依靠人才。故他决定改变科举取士这单一遴选人才的途径，试图从多方获取人才。明末清初史学家黄宗羲评价说：“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故毅宗（即崇祯）尝患之也，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
崇祯敢于破格提拔人才。崇祯二年十一月，“清兵逼都城”，翰林院庶吉士金声谓“今天下草泽之雄，欲效用国家者不少”，建议“破格用之”，同时推荐游方僧申甫“有将才”，且“好谈兵，方私制战车火器”。崇祯听到推荐后，立即“取其车入览，授都司佥书”，并即日召见。因申甫奏对称旨，“故超擢副总兵，敕募新军”。可惜申甫因仓促募集数千人，“皆市井游手”，来不及严加训练，同时“所需军装戎器又不时给”，在受命不久即战死，其部众也被“歼戮殆尽”。
明代的内阁大学士一般是从翰林中选拔。崇祯用翰林以外人士任大学士，始于山东人张至发。后来，又有许多非翰林的外僚被任命为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此外，崇祯还尝试用“保举”方式获得人才。崇祯七年春，他对群臣说：“今天下有事，用人方急，在廷诸臣，其各举所知。”崇祯十四年，又“特设裕国足民科、奇谋异勇科”，大力“访求征辟，破格旁求”。总之，不拘一格是崇祯皇帝最重要的用人特点。
崇祯为何“只好哭天抹泪地去了”
崇祯最终做了大明的亡国之君，除了他的前任几代皇帝昏庸无能，疏于治理，导致如毛泽东所说的问题“成了堆”, “积重难返”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崇祯自身的举措失当，治国策略严重失误。
失误之一：急于求治，百官失措
崇祯皇帝在励精图治的同时，也犯了急于求治的错误，欲速则不达，致使奋然有为走向了它的反面。即位几个月后，崇祯见政局不见起色，看谁都不得力，结果走马灯似的撤换大臣，或因小过罪人而大开杀戒。
粗略统计崇祯在位17年，任命过50位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副相），可见他用人轻率之一斑。后来被他杀戮的相当于首辅的内阁大学士2人，他直接下令杀死的总督7人、巡抚11人，被迫自杀的1人。被他利用特务手段抓进监狱里关押、殴打、间接逼死、自杀或判刑、流放的巡抚和尚书、侍郎10余人。
公元1641年，即朱由检当国14年后被关押在大牢里的三品以上的官员145人。这个数字见于官方史料，当时崇祯朝举国上下大约有文官10000多人，其中三品以上的文官远不到10%。
正是由于崇祯急于求治，使文武百官无所措其手足。“上求治颇急，召对群臣，多不称旨，每加诮讥，群臣愈惶，谏不能对。”刘宗周在奏疏中说：“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河南府推官汤开远也奏道：“皇上急于求治，诸臣救过不给。临御以来，明罚敕法。
自小臣以至大臣，与众推举，或自简拨，亡论为故为误，俱褫夺戍配不少贷，甚则下狱拷追。几乎刑乱国用重典矣。”对此，张岱评云：“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行于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尚有一翻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此十七年之精励哉！”此评可谓至当。
失误之二：复用宦官，将士离心
崇祯当政几年后，看到人事调整没有给国家带来新的生机，相反，衙门间政事推诿、扯皮的风气依旧。更让他心惊肉跳的是农民起义军的锋芒所指，已逼近北京，对后金的战争依然节节失利，而官僚集团的相互倾轧也并没随着魏党的消亡而敛迹。他坚信问题症结全在文武百官身上。反思几次后，他认为是登基不久做出的限制宦官出城、解除宦官兵权的决定错了，这不利于对各级官吏和军队的控制。
于是他重又袭用老祖宗用过的伎俩，在服侍自己的宦官中选拔亲信，培植鹰犬。他下令大肆招收宦官，宦官人数急剧膨胀。到明亡时，宫中宦官总数不下10万人，创造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新纪录。崇祯之所以任用太监较之天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自己做过解释，即：“己已之冬，京都兵变，宗社震恐，此士大夫负国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监视，添设两部总理。虽一时权宜，亦欲诸臣自知引罪。”
为了控制军队，从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起，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京城军队。派太监冯元升去核实各路军队人数，据此数目让户部发军饷。又派太监吕直代表皇帝前去慰问守城将士，继之任命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到了崇祯四年十月，又索性恢复太监监军制度，派往边镇的叫“监视”，派往内地的叫“监军”，并且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力。
太监们窃取了军权，军队的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统军的将领们必不能心悦诚服地听命于宦官的指挥。太监监军后，他们还有权随时向皇上直接密报，对统帅们捕捉到的最佳战机无端阻挠、掣肘。更糟的莫过于崇祯还在暗中派厂卫人员去军队，用特务手段监控将领们的一举一动，在军队与皇权之间埋下了离心离德的祸根。
失误之三：内忧外患，应对失策
崇祯时期内忧外患相当严重，内有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横扫大江南北，外有清军铁骑进踏辽东乃至中原。采取什么策略，分清轻重缓急是十分重要的。崇祯对自古以来统治者所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策略是很清楚的，所以起初一段时间也曾采取集中优势先除内乱，而对清军消极防御的策略。
在这一策略下，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几乎镇压了下去，张献忠谷城受抚，李自成仅率18骑逃入商洛山。但是由于崇祯并没有对张献忠与李自成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也没有充分估计到他们会东山再起，因此，将大兵调到辽东去同清军作战，给了张献忠、李自成以喘息之机。尤其是在松锦大战失败后，崇祯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就想与清军和谈，然而他又摆出一副“天朝”的架子，不愿以平等的态度去与清政权谈判，只是说“议款”或“议抚”。
这样崇祯就处在矛盾状态中，既想和谈，又怕舆论影响不好。在兵部尚书陈新甲的家人泄露了与清“议款”之事后，崇祯没有因势利导宣布此事，反而矢口否认，并将陈新甲杀了。这等于是崇祯自己关上了和谈的大门。其结果，在十分困难、心力难支的情况下，两个拳头同时出击，既不能抵御清军，也难以阻止李自成农民军的攻势，败亡自不待言。
失误之四：加征赋税，官逼民反
崇祯上台之初，尚知道要整顿经济、笼络民心，必须减少一些剥削。他是想缓和一点阶级矛盾，并要官吏少搞一点政权外的压榨。崇祯初期还对不少地方免新旧辽饷，赈济一些百姓。同时，对待农民起义军他还这样说：“寇亦我赤子也，可抚抚之。”
然而，好景不长。崇祯三年十二月，“先是户部尚书毕自严，以度大绌，复列十二事，曰：‘增关税，捐公费，鬻生祠，酌市税，汰冗役，核虚冒，加抵赎，班军折银，吏胥纳班，括河滨滩荡之租，核京东水田之赋，开殿工冠带之例。’上悉允行，而兵食犹不足。至是兵部尚书梁廷栋复言：‘今日闾左虽穷，然不穷于辽饷。一岁之中，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如朝觐考满、行取推升，少者费五六千金。
合海内计之，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巡抚查盘缉访，馈遗谢荐，多者至二三万金。而曰民穷于辽饷何也？臣考九边额设兵饷，兵不过五十余万，饷不过千五百三十余万，何忧不足？故今日民穷之故，唯在官贪，使贪风一息，即再加派，民亦欢然。’上俞其言下户部协议”。崇祯赞成这个主张。于是后果就是毕自严奉承梁廷栋的意思，即言：“今日之策，无逾加赋，请亩加九厘之外，再增三厘。”于是，“增百六十五万有奇，合旧所增，凡六百八十余万，天下益耗矣”。这样，贪风并未解决，而加派却实行了。
在摆脱财政困境的问题上，崇祯采取了加重劳动人民的负担的办法来解决。崇祯的这种态度，使得一些大臣就只想取悦崇祯，不管生灵涂炭。如“十四年江南大旱，春及夏无雨，贫民嗷嗷，望赈蠲之诏。而宜兴（周延儒）首先输米三百石，为诸臣急功者倡。于是抚按不敢言旱，各县苛征漕粮如额，民不堪命”。
随着内忧外患加剧，军费开支加大。崇祯并没有将其库存银两支出作为军费，而是在万历加派辽饷的基础上，又加征“剿饷”与“练饷”，名之曰“暂累吾民一年”，实则视为常税。正如后来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所指出的：“前朝弊政，莫如加派，辽饷外又有剿饷、练饷，数倍正供。
远者二十年，近者十余载，天下嗷嗷，朝不及夕。”崇祯的这一举动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迎闯王，不纳粮”形成鲜明对照。在灾荒频仍、人民无以聊生的情况下，崇祯加派三饷，只能是把农民逼上反抗之路。其结果是，非但不能镇压农民起义，反而壮大了起义力量，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失误之五：用人失察，疑心太重
崇祯即位之初虽然大胆破格使用人才，但是他不辨良莠，用人严重失察。清初王士慎曾借《石林燕语》“本朝（北宋）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嘉祐四年，一百四十年，凡五十人”之言，评道：“明崇祯十七年间，命相亦五十人，可以观治乱矣。”崇祯最信任的人不外乎温体仁、杨嗣昌、周延儒等人。
温体仁是个“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之人，杨嗣昌则是个“专功妒能”者，周延儒又是“性警敏，善伺意向”的人。他们只会察言观色以求迎合崇祯，而无政治军事才能。对此，当时陈洪绶就曾疏谏崇祯用此等人的失策，说“体仁本崔、魏之余裔也，先帝不察而用之，遂得阴行其绍述之计，动指一二正人君子曰党，而所引用者，尽出于凶邪”, “杨嗣昌为本兵，毫无调度，致各镇相顾不杀，戕及德藩”, “周延儒继之，方且恃其小智谫才，借引用君子之名，为广收慕容之实”。
崇祯在信任重用这些庸才的同时，对于真正的才能之士，如卢象升、袁崇焕、孙承宗等文武全才之人，却置之于死地，使其死于非命。《明史》中说崇祯“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清代的龚炜在《巢林笔谈》中说：“崇祯朝未尝无仁贤，而信之不专，用之不久，则偾事之小人日进，而国亡矣。”这是对崇祯用人失误的极好总结。
导致崇祯求贤才而不可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吏治腐败。崇祯上台以后，虽然也下决心整饬吏治，但已是积弊难返。崇祯元年，吏科给事中韩一良在奏疏中说：“臣所闻见，督抚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缺，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缺，各有定价。”也就是说，买官鬻爵之风愈演愈烈，大小官员已如市价，按出银子多少，配给官帽。
崇祯对官吏腐败并非没有觉察。他在崇祯十年下的《罪己诏》中就言明：“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可见，明朝末年的官场，俨然成了权钱交易的大市场。但是，察觉归察觉，官场病入膏肓，崇祯想扭转也是徒劳无用。
那些不择手段，通过托人情、走门路、塞银票上来的无耻之徒，他们的道德品质是不言自明的。至于其水平和能力，虽不可一概而论，但既然大多是路数不正取来的“乌纱帽”，其治国安邦、驰骋沙场的素质和作为也是可想而知了。崇祯朝战事频繁，但是“兵事方亟，诸大臣避中枢”，大都不愿做兵部尚书这一官职，其原因就是战事非儿戏。
那些只图以权谋利，并无真才实学的贪官污吏们，当当太平官还能勉强凑合地混一混，可真要让他们拿出硬功夫去领兵打仗，那是枉然。崇祯在位期间，很多大小军事官员就因贻误战机而被杀头。
崇祯皇帝的性格弱点——多疑、寡恩、刚愎自用，也是他最终众叛亲离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在错杀袁崇焕这一历史公案中暴露无遗。
崇祯称帝之初，希望增强蓟辽的防守力量，在群臣的举荐下，他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袁崇焕赴任时，崇祯还设盛宴款待，亲赐尚方宝剑，“令其便宜行事”。袁崇焕果然有勇有谋，不辜负崇祯的期望，公元1626年出掌辽东后，打了个扭转败局的大胜仗，史称“宁远大捷”，次年又取得“宁锦大捷”。
两次胜仗充分证明了衷崇焕“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屯种所入，可渐减海运。大要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暇以为用。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方略的正确。按照这个方略，袁崇焕督师压住了清军攻势，在宁远、锦州一带建立了坚固的防线，使得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一度无计可施。
皇太极是位知兵善战的风云人物，当他看到袁崇焕在宁远一线布防严密，入关逐鹿中原的大计不得进展时，决定改变策略。他麾师绕过袁崇焕的防区，取道蒙古，然后穿过喜峰口，一举夺取京城北部护卫城市遵化，进而挥师南进，直逼北京。北京危在旦夕，袁崇焕闻讯，火速率军入关驰援。处在危急中的崇祯闻知袁崇焕统兵来救，十分惊喜，当即颁诏嘉奖，又命袁崇焕节制各路援军。
袁崇焕统兵抵京后，改变了北京的防守弱势，使清军处于不利的地位。就在这时，北京城内突然流言四起。有人说是袁崇焕拥兵纵敌，才使北京受到威胁的；有人说他暗中与敌媾和，与清军订立了“城下之盟”；等等。多疑多忌的崇祯听到后，十分恐惧，便对袁崇焕产生了疑心。
皇太极则利用崇祯的多疑心理，施展借刀杀人的离间计。于是谎称他与袁崇焕有密约，故意大声说给部将高鸿中听，其本意是让已俘虏在营中的明朝两位太监听清楚。后来又故意放松看押，让其中的杨姓宦官溜回北京。杨宦官逃回皇宫，对崇祯细说他在敌营里所听到的袁崇焕已与皇太极订下盟约之事。皇太极还把这些谎言写在密信上，暗投德胜门和永定门外，这便是京城流言四起的由来。
崇祯听罢杨太监的情报后竟信以为真，不假辨别，不经司法审讯，即刻传令拿下袁崇焕，当众宣布袁崇焕通敌叛国，命锦衣卫将袁投入大狱。未几，凌迟处死于北京西市甘石桥。这个离间计全过程简单得有点离谱，但崇祯却辨不出真伪，竟冤杀大将袁崇焕，自毁长城，灭己锐气，敌国称快。后来清朝史臣谈论此事，认为崇祯“年少昏馈”，误杀忠良，“自崇焕死，边事更加无人”。从此清军兵锋所至，如入无人之境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到北京城下，此时崇祯始知大势已去。三月十九日清晨，闯王的起义军从彰义门杀入内城。崇祯闻报，急令传各部大臣进宫，但无一人应召。成为孤家寡人的崇祯慌忙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今景山），远望城外和彰义门一带，但见连天烽火，喊杀声不绝于耳。
接着，崇祯又匆匆返回乾清宫写下诏书，命成国公朱纯臣统领诸军并辅弼太子。又命周皇后、袁贵妃和三个儿子入宫，安排后事。他先对周皇后说：“你是国母，理应殉国。”皇后泣曰：“臣妾跟从今上十八年，陛下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日耳。陛下命妾死，妾怎能不死？”言毕，解带自缢而亡。随后，崇祯与袁贵妃拜别说：“你也随皇后去吧。”袁妃投环自缴。接着，崇祯又砍杀自己15岁的长女安乐公主，流着泪说：“尔为何要降生到帝王家啊！”说罢，左袖遮脸，右手拔刀，狠劈下去。
上吊自尽
公主本能地举臂自护，结果右臂被砍断，顷刻卧地，呻吟哀号。崇祯见此惨状，浑身哆嗦，再也没有勇气砍杀女儿了。然后，他咬破手指写了一道给李自成的血书，大意是说自己所以有今天，都是被臣下所误，现在死了更无脸到九泉下见祖宗，只有取下皇冠，披发遮面，任尔等分割尸身，千万不要伤害黎民百姓云云。他将血书藏入衣襟，再登煤山，自缢于一棵老槐树上。
前几代遗留的痼疾没有很好地矫正，自己的治国理政方略又出现重大失误，老问题加上新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到头来，崇祯皇帝“只好哭天抹泪走了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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