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清浅
电视剧《觉醒年代》里的胡适一出场就是到北大报到，每次出现几乎都是西装革履，梳着油头，且言行举止温雅，充分诠释了何为玉树临风，也难怪那么招女性喜爱，尚未与江冬秀结婚时每天前到办公室或宿舍拜访他的女性络绎不绝。
但这和蔼可亲的教授并非那么完美，身为留学博士的他十分看不起只读过高中（只是当时，五四后刘半农出国留学）的鸳鸯蝴蝶派刘半农等人。当新文化运动迎来转折点时，坚决只搞学术不谈政治的胡适已不那么让人敬佩了，甚至让人讨厌，只顾个人安危荣辱，把导师杜威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当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发表后，引起极大轰动，陈独秀还接受了鲁迅的建议，规定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都要用白话文写，不许再用文言文或半文言文。随着《新青年》这一改变以及深受大众喜爱的小说等新载体的注入，《新青年》销量大增，影响力也大大提高。
这让林纾等复古派以及北洋政府嫉恨，于是林纾与国会议员张礼长联合黄侃等人组织反击，开始把矛头对准陈独秀和蔡元培。
对此，《新青年》同人编辑集合商量对策，鲁迅一语道出背后可能是布了大局，但大家都没有退缩的意思，坚决继续倡导新文化。话题转到商量下一期《新青年》内容时，胡适对担任下一期主编之一的刘半农露出不屑之意。
这让刘半农颇为生气，当离开《新青年》编辑部，走在那个泥泞的道路上时，刘半农忍不住向与他一起担任下期主编的钱玄同抱怨，我刘半农在他胡适之（胡适字）的眼中，不过是一鸳鸯蝴蝶派的报人，品格低俗，入不了人家法眼。
钱玄同安慰过后，心情平复些许的刘半农便与钱玄同商量起下期稿件的事。刘半农提议以问答形式唱双簧，来个《复王敬轩书》，钱玄同扮演王敬轩，整理复古派的思想观点，他则扮演新报记者，反驳王敬轩观点，并信心满满地说这一问一答的形式新颖活泼，肯定反响不错。
最后果真如刘半农所料，陈独秀、蔡元培都对刘大为赞赏，但胡适却是截然不同的态度，说《新青年》是思想启蒙的杂志，怎么可以用这种低格调来说新文化？在《新青年》上发表这样的文章是不妥的，至少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我们是很严肃的学术刊物，如果为了迎合大众就去搞这些媚俗的东西，我看是自毁长城。尽管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等并不认同胡适的观点，还开玩笑说他这是病得治，但胡适还是继续自己的高姿态。
在发表文章的形式方面的不同看法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胡适参与《新青年》的积极性。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当张礼长等将矛头对准《新青年》以及蔡元培、陈独秀时，就已经由学术问题进入政治问题，胆怯、软弱一如陆征祥的胡适不太敢涉足其中。
所以，陈独秀数次催促胡适给《新青年》副刊《每周评论》写文章，支持新文化运动时，他总是一再推脱，理由还都是相同的，说他太忙了，分不开身，他导师杜威很快就要来中国了，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哪怕是陈独秀、李大钊数次拿江冬秀要求他十点准时上床的事揶揄他，他也依然故我。
当柳眉转李大钊的话请他把山东请愿团的吁请信翻译成英文时，他也说没有时间，理由是他的导师杜威要来中国了，他不仅要给导师写发言稿，还要翻译导师所要的书籍，并安排导师的行程等等，最后若不是陈独秀“耍无赖”，并让柳眉堵门口，胡适未必会接下翻译的活。
巴黎和会上，当日本借意大利退出和会之机要挟美英法等把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时，眼看收回山东权利问题希望渺茫时，胡适不是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那样愤恨、行动，而是急着去上海迎接杜威，众人拦都拦不住，还说国家和北大没他都可以，可是他的杜威导师没有他，在中国会寸步难行。
面对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温文尔雅的蔡元培气得顾不上形象，陈独秀、李大钊等日以继夜写文疾呼反对强权，山东学生郭心刚因悲愤一夜白头，胡适却仿佛是个局外人。还对蔡元培说什么只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就好，不要以为有了北大就能包打天下，巴黎和会不会听咱们北大的，只要咱们表明自己的态度尽力就是了。
从个人的角度看，深谙政治水深的胡适的这些做法、说法不过是明哲保身，符合他从归国起就强调的不谈政治、只淡学术的态度；而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胡适就显得自私了，相比陈独秀、李大钊等不顾及个人安危积极投身到五四运动以及救亡图存中，确实显得很矮小。
陈独秀虽也曾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胡适当初受陈独秀邀请回国并到北大任教，这也算是原因之一。当李大钊因坚决反对张勋复辟，打算组织演讲反抗时，陈独秀还发了火。但当北洋政府串通顽固守旧派一再打压新文化，从牢房里赎出儿子陈延年及赵世炎、邓中夏等人后，陈独秀就破戒了，说要开始谈政治了，并付诸行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后更是积极参与到反对强权中。
李大钊就更不必说了，从日本留学回国起，始终热情地为革命、为新文化运动奔走，深入农村以及工人群体中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救国之道。
而胡适，早在回国之初是挺积极为《新青年》撰稿，大力倡导新文化，并贡献智慧力量与辜鸿铭、黄侃等保皇派、复古派较量。当被北大解聘的傲慢且无才的英籍教授克德莱借英国女王之力压北洋政府进而施压北大时，胡适还挺身而出、毫无惧怕地加入到与克德莱的谈判团中。
但是，自陈延年、邓中夏等被北洋政府抓入牢后，意识到他当初参与的新文化运动正跳出学术范畴向政治范畴迈进后，尤其是国会议员张礼长及其侄子张丰载极力组织力量打压新文化，与当时控制北京的皖系军阀段祺瑞的政客集团安福系一起抹黑陈独秀、蔡元培时，更是对倡导新文化的《新青年》尤其是针砭时弊的《每周评论》避而远之。
这前后的变化让胡适先前给人的好感都逐渐没了，相比那个前面十集里让人厌烦的辜鸿铭差多了。辜鸿铭虽是铁杆保皇派，但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却是从不退缩的，甚至把和洋人斗视为一乐事。因此，不计与陈独秀等人的嫌隙，加入到解决克德莱问题的谈判团中，在谈判桌上充分发挥所长驳斥洋人。还为了维护蔡元培不惜与张礼长、林纾翻脸。
这与辜鸿铭在蔡元培谈话提醒后开的首场讲座《中国人的精神》上所说的“你们不要以为斩断了辫子，穿上了西装，满嘴的英语，洋人就会高看我们，恰恰相反，当中国人西化成一个洋人的时候，恰恰会引起他们的蔑视。只有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人有着他们与众不同的文明与精神，对我们才有真正的尊重”是一致的，是真正的表里如一。
而胡适在北大的首场演讲上曾经也信誓旦旦地说要把北大办成世界一流名校，那股子劲还以为是血性男儿，结果最后证明这血性男儿只是刚回北大时，往后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也难怪鲁迅从一开始就瞧不起胡适，倒是初见李大钊就给了极高评价，见了两次陈独秀后就敢断定他能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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